疯颠与文明

在以前几个世纪，疯癫的初始模式是否定上帝，而在19世纪，其模式是自认为上帝。这样，疯癫在自身表现为受屈辱的非理性时，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解救途径。因为当它陷于自己的绝对主观的访妄时，它会意外地在同一个病人那里获得关于那种指妄的荒谬而客观的图像。真理巧妙地，似乎通过一种意外的发现（不是通过18世纪的暴力形式）而显示出自己。在这神反馈性观察活动中，真理除了自身之外绝不会看到其他任何东西。但是疯人院在疯人中设置的镜子，使疯人在肆言放行后必然会惊愕地发现自己是一个疯人。疯癫摆脱了使它成为纯粹的观察对象的枷锁，但是它却失去自己自由的本质，即自鸣得意的自由。它开始对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负责。它使自己陷于一种不断自我对照的观察中。它最终因成为自己的客体对象而戴上羞辱的枷锁。这样，意义就与羞愧联系起来。这羞愧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与他者同出一辙，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他着身上蒙受羞辱而产生的。在能够认识和了解自身之前就已自惭形秽。 
  3．无休止的审判。由于这种镜子作用，正如缄默所起的作用一样，疯癫被迫不断地审判自己。此外，它每时每刻还受到外界的审判；不是受道德或科学良心的审判，而是受某种无形的常设法庭的审判。皮内尔所憧憬的疯人院就是一个小型的司法世界。他的设想在比塞特尔，尤其是在萨尔佩特利耶尔得到部分的实现。为了使审判能发挥作用，审判必须具有威严的形象。在疯人的脑子中必须有法官和执法人的形象，这样他才能懂得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审判环境中。因此，恐怖无情的司法气氛也应是医治疯人的一部分条件。在比塞特尔，有一位因恐惧地狱而患宗教指妄的病人。他认为，逃脱天罚的唯一办法是严格禁食。为了抵消这种对未来审判的恐惧，就需要让一种更直接、更可怕的审判出场。"若想遏止不可抗拒地折磨着他的邪恶观念，除了用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恐惧印象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一天晚上，院长来到这位病人房间的门口，"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势；他怒目毗裂，吼声如雷。他身后跟着一群工作人员，手持重镣，并摇晃得丁当乱响。他们把汤放在疯人身边，命令他在当夜喝掉，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待遇。他们退出后，疯人陷入在眼前的惩罚和来世的惩罚之间做出选择的极其痛苦的困境。经过这几个小时的思想斗争，前一种选择占了上风，他决定进食。" 
  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承认其他权威。它直接判决，不许上诉。它拥有自己的惩罚手段，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使用。旧式的禁闭一般来说不属于正常的司法形式，但是它模仿对罪犯的惩罚，使用同样的监狱、同样的地牢、同样残酷的体罚。而在皮内尔的疯人院中，司法完全自成一体，并不借用其他司法机构的镇压方式。或者说，它使用的是18世纪逐渐为人所知的医疗方法，但是，它是把它们当作惩罚手段来使用。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这种转换在皮内尔的"慈善"和"解放"事业中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吊诡。在古典时期的医学中，由于医生对神经系统性质的各种古怪认识，浸洗和淋浴被当作灵丹妙药，其目的是使机体解除疲劳恢复元气，使枯萎的纤维得以放松。诚然，他们还认为，冷水淋浴除了令人愉快的效果外，还有骤然不快的感觉所造成的心理效应，即打断病人的思路，改变情绪的性质。但是，这些认识依然属于医学思辨范畴。而在皮内尔那里，淋浴法则明显地成为一种司法手段，淋浴是疯人院中的常设治安法庭所惯用的惩罚手段："它被视为一种压制手段。它常常能够使对之敏感的疯人服从体力劳动的一般律令，能够制服拒绝进食的顽症，并能制服被某种想入非非的古怪念头所支配的精神病人。” 
  总之，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他必须懂得，自己受到监视、审判和谴责；越轨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罪名必须受到公认。“我们可以利用洗澡的机会，用一个龙头突然向病人头上喷射冷水，提醒病人认识自己的越轨或疏忽。这样常常能用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印象使他仓皇失措或驱散原来的偏执想法。如果那种想法仍顽固不化，就重复进行冷水淋浴。但是一定要避免使用强硬的语气和刺激语言，否则会引起反抗；要使疯人懂得，我们是为了他而不得已使用这种激烈措施；有时我们可以开个玩笑，但不要过火。”这种十分明显的惩罚必要时可经常反复使用，以此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这一切都应为了最终使司法过程变为病人的内心活动，使病人产生悔恨。只有产生了这种结果，法官才能同意停止惩罚，因为他们可以断定，这种惩罚会在病人的良心中继续进行。有一位躁狂症患者有撕扯衣服和乱摔手中东西的习惯。对她进行了多次淋浴，并给她穿上一件紧身衣。她终于显得“深感羞辱而神情沮丧”。但是，院长担心这种羞愧可能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为了使她有一种恐惧感，院长使用一种冷静而坚定的态度对她说话，并宣布，以后她将受到最严厉的对待。”预期的效果旋即产生：“她痛哭流涕近两个小时，一再表示悔悟。”这种过程反复了两次；过失受到惩罚，过失者低头认罪。 
  然而，也有一些疯人不为所动，抵制这种道德教化。这些人被安置在疯人院的禁区，形成一批新的被禁闭者。对他们甚至谈不上用司法手段。当人们谈到皮内尔及其解放活动时，往往忽略了这第二次幽闭。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皮内尔反对将疯人院改革的好处提供给那些“宗教狂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神灵的启示，竭力招揽信从者，他们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世人为借口挑动其他疯人闹事，并以此为乐”。但是，禁闭和牢房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不能服从一般的工作律令的人，那些用邪恶手段折磨其他被收容者和不断挑动其他人争斗并以此为乐的人”，以及那些“在疯癫发作时有不可抑制的偷窃病的”女人。宗教狂热导致的不服从，拒不工作和偷窃，是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基本价值观的三种重大罪行，即使是疯癫所致也不能宽有。它们应受到最彻底的禁闭，受到最严厉的排斥，因为它们都表现为对道德和社会一律化的抗拒，而这种一律化正是皮内尔的疯人院的存在理由。 
  过去，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外，从而被武断地弓版给理性的权威。现在，它则受到审判）但不仅仅在它进入疯人院时为了识别、分类和使它从此变得清白而对它进行审判。它已经陷于一种无休止的审判中。审判永远跟随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要求它体面地改过自新，甚至驱逐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秩序的人。疯癫逃脱了那种武断的处置，其结果却是进入了一种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为这种审判配置了警察、法官和刑吏。在这种审判中，根据疯人院所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过失都变成了社会罪行，应受到监视、谴责和惩罚。这种审判的唯一后果是，病人在内心永远不断地悔悟。被皮内尔“释放”的疯人以及在他之后受到现代禁闭的疯人，永远被置于受审的地位。如果说他们已不再被视为罪犯或与罪犯相联系，他们仍每时每刻受到谴责。他们受到指控，却从未见到指控的正文，因为他们在疯人院的全部生活就构成了这种指控的正文。在实证主义时代，皮内尔创立的并引以为荣的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疯人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去。即使疯癫在疯人院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疯人院中将受到惩罚。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至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疯癫一直被禁闭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 
  除了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外，我们还应提到疯人院特有的第四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18世纪末确立的，即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在上述结构中，这种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确立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新联系，"而且也确立了精神错乱与医学思想的新联系，并且最终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在疯人院的前三种结构中，我们发现它们与禁闭的结构相同，只是发生了位移和形变。但是，由于医务人员的地位发生变化，禁闭的最深层意义被废除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就有可能出现了。 
  尽管图克和皮内尔的思想和价值观差异很大，但是在转变医务人员的地位这一点上他们的工作却是一致的。我们在前面看到，医生在禁闭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现在，他成为疯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掌握着病人的入院权。图克的休养院明文规定：“在批准病人入院时，委员会一般应要求申请人提交由一名医生签署的诊断书。……诊断书还应说明，病人是否还患有精神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最好还应附有其他报告，说明病人精神失常已有多长时间，是否用过或用过何种医疗手段。”自18世纪末起，医生诊断书几乎成为禁闭疯人的必要文件。疯人院内，医生已具有主导地位，因为他把疯人院变成一个医疗空间。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的介入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医疗技术--这需要有一套客观知识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