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映面宋美龄

 
  自从宋嘉树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的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护宋氏家族内部团结的重要基础。但是，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内部也出现分裂。 
  蒋介石、汪精卫分别在南京、武汉自立“国民政府”。宁汉对立，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纷争，打破了宋氏家族内部原形成的协调、平衡、友爱的局面。 
  宋氏家族的对立与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个人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的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政策；宋霭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拥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 
  一个深深地卷入了上层政治角逐漩涡之中的家庭，兄弟姊妹之间的感情要保持一尘不染，是难以做到的。 
  1927年，宋庆龄发表了“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叛卖行径，呼吁国共合作。 
  她写信给宋子文，希望在国民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得到弟弟的支持。 
  可这时宋子文已经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并且还串通大姊霭龄一起怂恿小妹，让她和蒋介石结婚。愤慨之下，宋庆龄和宋子文之间的姊弟感情也破裂了。 
  宋美龄与蒋介石正式结合，宋庆龄因为对国民党的不满没有参加婚礼，于此前自我流亡去了莫斯科。宋氏家族成员除了宋庆龄，都转向了国民党右派的阵营。 
  蒋介石作为敌人和妹夫的双重身份，在宋氏姊妹之间像是砌了一堵墙，再加上中国传统的夫唱妇随的关系，宋庆龄和宋美龄之间的感情也开始变得微妙起来。 
  政治上的沟壑使她们疏远了。有一段时间，宋美龄写给宋庆龄的信，都转手由秘书代笔。这样的关系，几乎一直维持到抗战前夕。 
  政治把姐妹们分开，但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却永远无法把她们隔离。 
  她们时时怀念着三姐妹在美国时的那种解衣推食、嘘寒问暖的手足之情，怀念她们在生活上相互照应、在学业上相互切磋、在志节上相互砥砺的日子。 
  在1927年，如果说宋庆龄是武汉政府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武汉政府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来到上海筹款。宁汉对立以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要求。 
  蒋介石为了把这个“理财”专家弄到手，对宋子文软硬兼施。一方面，蒋命令上海警备队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并指使人不断给宋子文发匿名恐吓信，紧接着又派人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了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剥夺了宋子文统一领导江浙财政的职权，免除了宋子文财政部长的职务，并没收了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大姊宋霭龄站在蒋介石一边，发动宋老太太与宋美龄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进行车轮大战，一起帮他“洗脑筋”，促其反水，以维护家族利益。 
  在恐惧和动摇之间，宋子文留在了上海。 
  随着国内政局的急剧变化，宋子文为维护既得利益开始倾向蒋介石一边，并到武汉劝说姐姐宋庆龄。 
  在蒋介石的威胁、恫吓和宋氏家族的“劝降”面前，庆龄丝毫不为所动，她对大姐和子文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深感羞愤和痛苦。 
  当时宋子文倒向蒋介石，无疑给武汉国民政府一个不小的打击。当宋庆龄闻听此事后，不禁潸然泪下。当时宋庆龄心中的苦楚，几乎不亚于几年前丈夫孙中山去世给她的巨大打击。要知道，宋庆龄对自己的这个大弟弟曾经是多么的器重，并且寄予了多大的希望啊！自此以后，宋庆龄成了宋氏家族在外漂零的一只孤雁。 
  政治立场的殊异，使三姊妹分道扬镳，霭龄与美龄组成联合阵线，庆龄则孤军奋战。 
  宋氏三姐妹虽然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但手足之情依然浓厚。 
  蒋介石想极力拉拢宋庆龄，让美龄以姐妹亲情去说项，并请庆龄到南京参加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遭到庆龄的断然拒绝。 
  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集会，宋庆龄再次当选为名誉主席，她登上一艘法国邮船驶向了马赛。 
  宋庆龄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的文章，宋美龄看后很失望。 
  如今政治使她们姐妹分开了，只有亲情才能使她们姐妹团聚，她准备给姐姐写一封信，约她到南京公寓一聚。 
  谁知，蒋介石和杜月笙早有了暗杀庆龄的歹心，宋庆龄因车祸住院，上海一片骚乱。 
  而在南京，当宋美龄知道姐姐受伤住院的消息后，大闹蒋介石的军机会议，然后，急切飞往上海。   
  四、天各一方(2)   
  在医院，亲情与关爱弥漫在姐妹周围。但一涉及到政治，姐妹间便没有了共同话语，政治分歧将姐妹亲情凝固了…… 
  当宋美龄和她的工作人员离开病房的时候，西边的太阳正在下沉，死灰色的天空，给人一种压抑之感。宋美龄的心情很乱，她是满怀希望而来，结果扫兴而归。 
  此时的宋美龄，同情变成了愤怒，发誓从此再也不登二姐的门。 
  1931年，母亲倪桂珍去世。宋庆龄第二次从国外返回上海，也是4年间第二次同宋美龄见面，从此宋庆龄留在上海直至抗战爆发。宋美龄则同蒋介石住在南京，只是每个周末回到上海同兄弟姐妹们相聚。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西安，人心大快。宋美龄为营救丈夫全力奔走，也将求助之手伸向了一母同胞的二姐庆龄。作为革命者，蒋介石被扣，值得庆祝；但美龄的哭诉又让她产生了一些恻隐之心。庆龄陷入了一场也许是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南京形式急剧变化，亲日派打着营救蒋介石的幌子，轰炸西安，企图让蒋介石死于自己空军的炸弹之下。蒋介石的生死固不足惜，只怕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中的亲日派力量崛起，中国就要亡于日本人之手了，绝不能让蒋介石一人的死再给国家给民族带来灾难。 
  一想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宋庆龄便有了力量。她和陕北中共中央联络之后，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前的恩怨暂且放下，自己出面进行斡旋，争取和平解决，以借机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宋美龄正为丈夫担心，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她万万没有想到几乎绝了交的宋庆龄却对她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深深地打动了宋美龄。二姊深明大义，不计较荣辱恩怨的胸怀，令她钦佩不已。12月13日，庆龄偕何香凝一起飞往西安，说服张学良、杨虎城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庆龄的这个举动，给濒于破裂的姐妹之情带来了转机。 
  1937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宋氏姊妹冰释前隙，再度合作。1938年，当人们惊奇地发现宋氏三姊妹一起在香港饭店露面时，顷刻间舞厅变得“有点像温布尔登市的人群一样拥挤”，只见“新近康复而容光焕发的宋美龄”和“穿着黑色衣服、头发光泽、两眼露出愉快神情的宋庆龄”携手朝人群走来，那种温融的气氛，使一些亲历过这种场面的人，至今回忆起来仍难以忘怀。 
  尽管宋氏姊妹的感情得到了回升，但丝毫也没有改变宋庆龄对蒋介石的看法。 
  有一次，胞弟宋子良、宋子安到达重庆，蒋介石想为两个小舅子接风，建议宋美龄邀请大姊和二姊一起聚餐。宋美龄知道二姊对自己的丈夫没有好感，就说：“让我先问问阿姊再说。”随后，宋美龄便立即打电话给宋庆龄，再三强调这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的家庭私宴。 
  宋庆龄听后犹豫了一会，依然婉拒了。这样，一次由蒋介石倡议的“家宴”，在宋庆龄的回绝下告吹了。 
  宋庆龄的反感、冷淡，尤其是政治上的独立精神，使得蒋介石对宋庆龄由恼怒发展到憎恨。在他的暗示下，特务们对宋庆龄采取的恫吓和威胁也逐步升级。对此，宋庆龄毫无惧色，依然在公共场所露面。但却苦了小妹宋美龄，她不得不时时留心，保护着一母同胞的二姐。有鉴于此，凡是牵涉到宋庆龄的事，蒋介石身边的特务们有所畏惧，不敢胡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宋美龄同两个姐姐分手，同蒋介石一起前往南京。此时，宋庆龄和宋美龄又出现了裂痕。尤其是宋庆龄发表于1946年7月23日的《关于重组联合政府并呼吁美人制止他们的政府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更是让宋美龄不满。 
  就这样，在蒋介石这堵“墙”的分界下，宋氏兄弟姐妹一面在截然不同的政治圈子里生活，一面又不顾政治藩篱的束缚，始终保持着亲密的骨肉深情，直到蒋家王朝逃到台湾，才云水相阻，天各一方，姐妹们再也没有见过一面。 
  抗日战争胜利后，本想东山再起的宋霭龄，在蒋介石面前却受到了一连串的打击。 
  1946年下半年，宋霭龄将孔氏家族的财产进行了最后的清理，并在美国的里弗代尔独立大道购买了一幢新的别墅，作为自己流亡海外的居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