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他们的原则是如此之高，以至拒绝用英语抗议，而用母语法文向台上的美国人申明理由。那些美国人一个字也听不懂，报以友好和赞同的微笑。到最后，法国人别无它法，只得用英语讲出他们的反对意见：“有法国人参加，这个会为什么用英语？” 
  美国人对如此奇特的反对很觉惊奇，但仍然微笑，默认这个会议是该用两种语言进行的。于是，在会议重新召开之前，得找一个合适的译员。随后，每个句子都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重复，使讨论花了两倍的时间，甚至还不止两倍，因为所有的法国人都懂一些英语，他们不时打断译员的话来给他纠错，对每一个宇都争议不休。 
  一位著名的美国女演员站起来发言，使会议达到了高潮。就因为她，更多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涌进了大厅，用照相机的咔嚓声伴随她发出的每一个音节。女演员谈到了受难的儿童，共产党专政的残暴，人权的保障，当前对文明社会传统价值的威胁，个人不可剥夺的自由，还谈到卡特总统，说他对柬埔寨事件表示深深的忧虑。她结束发言时，已是热泪盈眶。 
  一位长着小红胡子的法国年轻医生，跳出来吼道：“我们到这儿来是救死扶伤，不是来向卡特总统致敬！别把这儿变成美国宣传的马戏场啦！我们不是来反共！我们是来这儿救命！” 
  他马上得到另外几个法国人的响应。译员害怕了，不敢把他们的话翻译出来。于是乐台上的二十个美国人满脸笑容，好意地看着他们，一再点头表示赞同。其中一位甚至把拳头举向空中，他知道欧洲人在众人同乐时，是喜欢挥举拳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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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他们乘公共汽车横越泰国去柬埔寨边境，晚上在一个小村子里歇息，租了几间吊脚楼的房子。周期性的洪水迫使村民们住在楼上，把他们的猪关在楼下。弗兰茨和另外四个教授佐一间房子，远远传来猪的呼唱，近处却有著名数学家的鼾声。 
  早上，他们又爬回汽车。在离边境约一英里的地方，所有的车辆都禁止行驶，过边境只能通过一条重兵把守的狭窄要道。车停了，法国小分队从车上涌下来，再一次发现美国人又占了他们的上风，组成了游行的先头部队。关键时刻到了。译员又给叫了来，接着是长久的争吵。最后大家同意了以下的方案：游行队伍由一个美国人，一个法国人以及一名柬埔寨译员领先，接下来是医生，再后面是余下来的人群。那位美国女演员压阵。 
  道路狭窄，而且沿途有布雷区，加上有路障——环绕着铁丝网的两个水泥地堡。道路更窄了——只能成单行穿过。 
  弗兰茨前面约十五英尺处，是一位著名的德国诗人兼流行歌手，已为和平写了九百三十首反战歌曲。他带来一根长杆子，挑一面白旗，衬托出自己全黑的胡子，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别开来。 
  长长的游行队伍此起彼伏，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抢拍镜头，哗哗地摆弄着他们的设备，飞快地冲到队伍前面，停一停，又缓缓向后退着，不时单腿跪下，然后又挺起身子跑到前面更远的地方。他们不时唤着某位著名人士的名字，那人便不知不觉地转向他们的方向，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按下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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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声音传来了。人们放慢步子朝后看。 
  落在最后的美国女演员，再也忍受不了这种黯然失色的压阵者地位，决定发起进攻。她全速向队伍前面跑去，就象一位参加五千米长跑比赛的运动员，开始为了节省体力一直落在其他人后面，现在突然奋力向前，开始把对手一个接一个地甩下。 
  男人们为难地笑笑，让了步，不想挫伤这位著名长跑运动员取胜的决心，但女人们发出叫喊：“回到队伍里去！这不是明星的队伍！” 
  大无畏的女演员仍然一往无前，五名摄影记者和两名摄像师尾随其后。 
  突然，一位法国语言学女教授抓住了她的手腕，（以极难听的英语）说：“这是一支医生的队伍，来给那些垂危的柬埔寨人治病，不是为电影明星捧场的惊险表演！”女演员的手被语言学教授的手紧紧锁住，无法挣脱。“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她（用纯正的英语）说，“我参加过一百次这样的游行了，没有明星，你们哪里也去不了！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道义的职责！”“放屁！”语言学教授（用地道的法语）说。 
  美国女演员听明白了，放声大哭起来。 
  “请别动！”一位摄像师大叫，在她脚边跪倒。女演员对着他的镜头留下一个长长的回望，泪珠从脸上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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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学教授终于放开了美国女演员的手腕。那位有黑胡子和白旗子的德国流行歌手，叫了声女演员的名字。 
  美国女演员从未听说过他，但她刚经过羞辱，比往常更容易接受同情，朝他跑了过去。歌唱家换上左手擎旗杆，右手搭在她肩上。 
  他们立即被新的摄影记者和摄像师所包围。一位著名的美国摄影记者为了把他们的脸和旗子一起塞进镜头，颇费了些周折。旗杆太长，他往身后的稻田移了几步，竞踏响了一个地雷。轰然一声爆炸，他的身体撕成了碎片，在空中飞舞，一片血雨洗浴着欧洲的知识分子们。 
  歌手和演员都吓坏了，动也不敢动，举目望了望那旗子。旗上溅满的鲜血使他们每一个惊恐万分。他们又提心吊胆地向上看了几眼，才开始隐隐地微笑。他们心中充满了一种奇怪的自豪，一种他们从未领略过的自豪：已经有人为他们的旗子奉献了鲜血。他们再一次加入了进军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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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界线就是一条小河。沿河有长长一道约六英尺高的墙，使河看不见了。墙边堆满了保护泰国狙击手的沙包。墙垣只有一个缺口，一座桥从那里横跨小河。越南军队就驻守在桥的那一边，但他们的位置也完全伪装起来了，也看不见。很清楚，只要有人踏上这座桥，看不见的越南人就会开火。 
  游行者们走近大墙，踮起脚张望。弗兰茨从两个沙包的夹缝中向外看，想看个究竟，但什么也看不到。他被一个摄影记者推开了，那人觉得自己更有权利得到这个位置。 
  弗兰茨看看后面，七位摄影师栖息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顶架上，眼盯着对岸，象一群巨形的乌鸦。 
  这时，走在队伍前面的译员把一个大喇叭筒举到了嘴边，用高棉语向对岸喊起话来：这些人都是医生，他们要求获得允许进入柬埔寨国境，提供医务援助；他们没有任何政治意图，纯粹是出于对人类生命的关心。 
  来自对岸的回答是一片震人心弦的沉默。如此绝对的沉寂使每个人的心都往下沉，只有照相机在继续咔咔响，听起来象一只异国的虫子在唱歌。 
  弗兰茨有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伟大的进军就要完了。欧洲被寂静的边界包围着，发生伟大进军的空间，现在不过是这颗星球中部的一个小小舞台。曾经急切挤向这个舞台的观众早就离去了，伟大的进军在孤寂中进行，没有了观众。是的，弗兰茨自言自语，尽管世界是冷漠的，但伟大的进军还在继续，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轰轰烈烈：昨天反对美国占领越南，今天反对越南攻占柬埔寨；昨天拥护以色列，今天拥护巴勒斯坦；昨天拥护古巴，明天反对古巴——而且总是反对美国；时而反对大屠杀，时而又支持另一场大屠杀；欧洲在前进，且赶上了众多的热闹，一个也没拉下。它的步子越来越快，到最后，伟大的进军成了催促人们迅跑的疾驶飞奔，舞台正在越来越缩小，某一天终将变成一个没有空间度向的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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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员又一次用喇叭简喊话，回答仍然是无边无际无止无尽的冷寂。 
  弗兰茨环顾四周，河对岸的沉默象一巴掌打在大家的脸上，连打白旗的歌手以及美国女演员都消沉了，不知下一步如何是好。 
  凭借内心的闪光，弗兰茨看到了他们都是如此可笑。但是他不想离开他们，也没有嘲讽的兴致，内心中升起一种感情，象我们对被判罪者的无限怜爱。是的，伟大的进军即将完结，可那是弗兰茨背叛它的理由吗？他自己的生命不也是到了尽头吗？在这些陪伴着勇敢的医生走向边境的一群当中，他要嘲笑谁的表现癖呢？他们这些人除了表演还能做什么呢？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弗兰茨是对的。我不禁想起了那位为赦免政治犯组织请愿的布拉格编辑来。他完全知道他的请愿对那些囚犯毫无帮助，他真正的目标不是解放囚犯，而是为了表现那些无所畏惧者的存在。那样做，也是演戏。但是他没有任何其它的可能，他不是在演戏与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是在演戏与完全无行动之间进行选择。在有些情势之中，人们给判决了只能演戏。他们与哑默力量的斗争（河那边的哑默力量，墙里化为哑默窃听器的警察），是一个剧团对军队的进攻。 
  弗兰茨看着他那位从巴黎大学来的朋友举起了拳头，威胁着对岸的静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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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译员用喇叭筒进行第三次喊话。 
  她再一次得到的沉默回答，使弗兰茨的沮丧突然变成了愤怒。他就在这里，站在泰柬边境界桥仅仅几步远的地方，心中腾起一种要冲上桥去的不可阻挡的欲念。他想仰天痛骂，然后在震天动地的机枪扫射声中死去。 
  弗兰茨这种突然的欲念使我们想起了一些东西，是的，使我们想起了斯大林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