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第42章


 
  他们来到苹果树前把他放下来。她朝坑穴俯下身去,拾掇床单让它能完全盖住卡列宁。真是不堪想象,泥土就要把他掩埋了,雨水将要洗在他赤裸的身上。 
  她转回房去取来了他的项圈、皮带,还有早晨以后动也没动的一满捧巧克力,把它们全部投了下去。 
  坑穴边是挖出来的一堆新土,托马斯一铲一铲把土填回去。 
  就在这时,特丽莎回想起她的梦:卡列宁生出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突然,这几个词听起来有点象墓志铭。她想象有一块纪念碑立在两颗苹果树之间,上面刻着:这里安息着卡列宁,他生了两个面包圈和一只蜜蜂。 
  花园已沉入了黄昏,正处在白昼与黑夜之间。一轮较洁的月亮悬在清空,一盏灵堂里忘记关掉了的灯。 
  靴子都沾着泥巴,他们把锹和铲子送回放工具的地方,那里,他们的工具立了一排:耙,水桶,锄头。

  他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在这种时候,特丽莎通常会从身后走过来,靠上去,把脸贴到他的面颊上。然而这一天她吃了一惊。托马斯不是在读书,面前是一封信,尽管上面打出来的字不超过五行,托马斯却不解地久久盯着它发呆。 
  “什么事?”特丽莎额觉心里一沉。 
  托马斯没有回头,拿起信递给她。信上说他当日务必赶到邻近某镇的机场去报到。 
  他终于转过头来,特丽莎从他的眼中看到了自己新察觉出来的恐惧。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 
  他摇摇头:“他们只要见我一个。” 
  “不,我跟你一起去。”她重复一句。 
  他们坐上托马斯的小卡车,不知什么时候赶到了机场。雾很浓,他们仅仅能看清机场上少许几架飞机模糊已极的轮廓。从一架走到另一架,发现所有的门都关着,不能进去。直到最后,他们才发现有一架飞机的门开了,门口靠着一架活动登机梯。他们爬上去,接受了门口一位乘务员的点头招呼。这是一架小飞机——仅仅能容纳三十位旅客——眼下座位全空着。他们互相搀扶走入座椅之间的过道,占了两个相邻的座位,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特丽莎把头靠在托马斯的肩头,最初的恐惧之潮已经退去,被随之而来的悲凉取代了。 
  恐惧是一种震击,是高度盲目的瞬间,缺乏任何美的隐示。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尖锐刺耳的光芒而不知有什么事在等着我们。在悲凉这一方面,它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已知的东西。托马斯和特丽莎知道什么东西在等待他们,恐惧之光已失去了它的严厉,温和的蓝色光辉泳浴着这个世界,使它美丽。 
  特丽莎读信的时候,没有感觉到任何对托马斯的爱,恐惧之感吞灭了所有的感情和本能。而现在,她意识到自己简直一刻也不能离开他了。紧靠着池(这时飞机正在冲过浓浓雨云),她的恐慌消退,渐渐体味到自己的爱,一种她认为无边无际的爱。 
  飞机终于着陆。他们走向乘务员打开的机门,站在登机梯的顶端时仍然互相搂着腰。他们看见下面站着三个人,都带着兜帽,握着步枪。没有什么可以拖延的,在这里根本不可能逃脱。他们慢慢走下来,脚刚接触到机场的地面,那三人中有一个举起枪对准了他们。没有枪声,但特丽莎感到托马斯——一秒钟前还紧靠着她,搂着她的腰——栽倒在地上。 
  她努力抱起他,但他不能支撑住自己,倒在水泥跑道上。她俯下身去扑在他身上,用自己的身体盖住他,但她突然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托马斯的身体在眼前飞快地缩小。她是如此震惊,呆呆地站着如同一根木头。托马斯的身体缩得更小了,越来越不太象他,最后变成了极小极小的一颗,开始滑动,奔跑,飞越停机坪。 
  射杀托马斯的人取下面罩,给了特丽莎一个舒心的微笑,转身开始追击那个小玩意儿。小玩意儿东窜西窜,似乎不顾一切地试图躲避什么东西,找一个藏身之洞。追击持续了一会儿,直到那个人突然一个猛扑才告结束。 
  那人站起来回到特丽莎面前,手里抓着什么东西。是一只兔子,一只害怕得哆哆嗦嗦的兔子。他将其交给特丽莎。一刹那间,特丽莎的恐惧和悲凉都消失了,高兴地把这只动物抱在怀里,很高兴这只兔子属于她,可以把它紧紧地贴着自己的身体。她突然欣喜地哭了,哭着哭着,直到泪水蒙住了双眼。她带着兔子回家,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了她的目标,她想要呆在那里并永远不再抛弃的地方。 
  她在布拉格的街头游荡,没费什么事就找到了自己的房子,她小时候同爸爸妈妈一起住过的房子。但爸爸妈妈已经定了。有两个她不曾见过的人招呼抛,但她知道那是自己的老祖父和老祖母。他们脸上都有树皮般的深深皱纹,特丽莎很高兴将同他们住在一起。不过跟下,她希望能与自己的小动物先单独呆一会儿。她很快找到了自己五岁时住的那间房,当时父母决定她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了。 
  房里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灯,那盏灯从未停止过燃烧,似乎一直预料到了她的归来。灯架上栖息着一只蝴蝶,宽大的翅翼上印上了两个大大的斑圈。特丽莎知道这只蝴蝶就是自己的终点。她在床上慢慢躺下来,把兔子紧紧贴住自己的脸。

  他正坐在平常读书用的桌子前,面前摊着一个已经开了的信封和一封信。“好几次了,我收到一些信,没有告诉过你,”他对特丽莎说,“是我儿子写来的。我努力把我和他的生活完全分开,看我到底落个什么下场。几年前,他被大学开除了,眼下在一个村子里开拖拉机。我们的生活也许是分开了,不过它们还是朝一个方向运动,象平行线。” 
  “你于嘛从不告诉我这些信?”特丽莎大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我以为这事令人很不愉快。” 
  “他经常写吗?” 
  “时不时写。” 
  “写些什么?” 
  “他自己。” 
  “有趣吗?” 
  “是的,有趣。你该记得,他母亲是个热情的追随当局者。这样,他很早就同她断了关系。后来,他接济一些象我们这样倒了霉的人,跟着他们转入了政治活动。他们中间有些人已下了大牢。但他也跟他们分手了。他在信里,称他们是‘永远革命派’。” 
  “是不是说,他与当局讲和了?” 
  “不,根本不是。他信了上帝,还认为这事至关重要。他说我们不必留意当局,完全不理它,应该根据宗教的指示来度过日常生活。他宣称,要是我们信上帝,就可以按我们的行为方式,对付任何形势,把它们变成他叫作‘人间的天国’的一种东西。他说在我们国家,教会是唯一能逃避国家控制的自愿者团体。教会帮助他反对当局,他真正信仰上帝,所以我很想知道,他是不是入了教会。” 
  “你为什么不问他?” 
  “我以前钦佩信徒,”托马斯继续说,“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奇异的先验方式,来察觉我身边的事情。你可以说,象特异功能者。但我儿子的经历证明,忠诚实际上是一件相当简单的事情。他摔了一交,被抛弃了,天主教收留了他。他还不知道天主教是什么,就行了忠诚。所以决定问题的是感激,很可能。人类的众多决定都简单得可怕。” 
  “你给他回过信吗?” 
  “他从没留下回信的地址,”他说,“邮戳只标明了地区名称,我只好给那个集体农庄寄了一封信。” 
  特丽莎想起自己曾经怀疑托马斯,感到有点羞愧,希望能补偿一下自己的过失,有一种给他儿子做点什么事的冲动:“为什么不给他写上一句,邀请他来看看我们?” 
  “他看起来象我,”托马斯说。“一讲话,上嘴皮扭得象我的一样。让我来看自己的嘴皮劈哩啪啦谈什么天国——这个想法莫名其妙。” 
  特丽莎哈哈大笑起来。 
  托马斯也与她笑成一团。 
  “不要这样孩子气,托马斯!”特丽莎说,“你和你前妻的事,毕竟是一本老帐了,与他有什么关系?他又有什么办法?干嘛因为你自己年轻时找错了人,来伤害这个孩子?” 
  “坦白地说吧,一想到同他见面,我就怯场。这是主要原因,使我什么也没干。我不知道什么东西搞得我这样顽固,始终不想见他。有时候,你打定主意却不知道为什么,惯性力量使你坚持下去。这东西一年年强化,很难改变。” 
  “请他来吧!”她说。 
  下午,她从牛棚回来的路上,听到大路上有人声。近了,才辨出是托马斯的小卡车。他弯着腰正在换轮胎,一些人围着他等待完工。 
  她不能使自己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他看上去象一位老人,头发变灰了,今非昔比了,不在于从医生变成了司机,而在于不再年轻了。 
  她回想起最近一次与集体农庄主席的谈话。对方告诉她,托马斯的车子情况很糟糕。他象是在开玩笑而不是抱怨,但她听出他是有所担心。“托马斯对人里面的东西,比对机器里面的东西当然内行得多罗!”他哈哈大笑。接着,他承认他去过当局那里好几次,要求他们同意托马斯归队干本行,哪怕在地方上干干也好。但他得知警察局仍然不批准。 
  她走到一棵树的树干后面,不让卡车旁边的人看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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