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实录

秘书室办事员在来人指定的位置签了字，来人例行公事地说了声“好”，收起发文本，迈着从容的步履走出大门。秘书室的光线较暗，年轻的办事员也没能把送件人的相貌特征看得更清晰一些。 
  办事员见信封上写着“急件”二字，往收文本上登记以后，连忙叫来另一名办事员，让他立即送到行长办公室。行长不在，行长秘书接过“急件”，见信封上标有“速送，限5点40分送到”一行醒目的文字，当即拆开，里面是周恩来总理亲笔批示的一件公函，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作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一九六Ｏ年三月十八日 
  左侧是周总理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20万元。”在周恩来的签字下面还注有： 
  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 
  1、要市场流通的旧票； 
  2、要拾元票； 
  3、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民族饭店赵全一(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望着熟悉而又潇洒的签名，年轻的秘书虽然对这一违反常规的做法产生过疑虑，但这种顾虑瞬息即逝。她抬起手腕见手表的时针与分针已分别指向了6与12，心头不由一紧，啊，离限定的交款时间仅剩下1个小时了。时间紧迫，刻不容缓。于是她急忙抄起电话：“喂，发行局吗?”在确认电话无误后，她通报了自己姓名，并且以不容置辩的口吻下达了命令：“半个小时以内，你们务必准备好20万元现金，对，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什么，手续？你们先准备现钞吧，注意，要旧票，到时候计划研究局会正式下达送款通知。” 
  挂断电话，秘书又急忙敲开了值班领导——计研局王副局长的办公室。她将信函和总理的批示递给了王副局长，王副局长认真看过以后，疑惑地问道：“20万，不是个小数目，为什么不通过财政部？” 
  “时间来不及了，你看，还剩了不到一小时！” 
  行长秘书有些着急，王副局长末及答话，桌上的电话铃急剧地响起来，他抓起听筒： 
  “喂，我是总行计研局，是……我们正在准备！7点以前准时送到，请转告总理放心。” 
  电话挂断，王副局长没有放下听筒，他一边拨着号盘，一边对行长秘书说：“总理办公室又来电话催了，我马上通知发行局，让他们火速送款！” 
  挂上电话，这位局长再一次催促发行局快办。发行局当班科长撂下电话，带上科里的老吴，叫来小轿车直驱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分行的同志也不敢怠慢，按照总理批来公函的要求，到金库里提取现钞，捡旧票，包装好，分装两个麻袋。这时发行局当班的朱科长也奉命赶来催办，真是急如星火。三人把麻袋抬进小轿车，直奔民族饭店。 
  此时已是掌灯时分，晚餐的和晚餐后外出的宾客在民族饭店一楼前厅进进出出，正是人稠的时候。朱科长三人抬着麻袋进了前厅转门，径直走向服务台询问“西藏工委赵全一同志”，这时从旁边的大沙发上立起一个人，藏青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他走近服务台说道：“我就是西藏工委的赵全一，你们是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吧？款子带来了吗？” 
  朱科长看了看眼前的赵全一，如释重负地问道：“我们没有误事吧?” 
  赵全一笑着摇摇头，一指墙上的挂钟：“很准时嘛！款子带齐了？” 
  朱科长点点头，用手一指，说“因为都要旧票，发行局的同志加班清点，你看，整整两麻袋呢？” 
  赵全一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O年三月十八日 
  朱科长看过信函，又让赵全一打个收条。 
  赵全一从兜里拿出笔记本，随手撕下一页，写了一张白条，送给中年人。 
  “是不是应该加盖个公章。”朱科长不大放心。毕竟这是一笔巨款，一旦出了问题，他无法交代。赵全一笑了：“这信函上不是已经有公章了吗？要不你们就把这封介绍信也带回去吧？” 
  朱科长拿了介绍信和收条，离开民族饭店。当他们迈出饭店大门时，不约而同长长出了一口气，“哦，可算完成任务了！”于是，他们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向轿车。转瞬，轿车便融进了西长安街的车流中……   
  立案(1)   
  3月24日下午，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正在一个会上讲话。忽然，他的发言被一个紧急电话打断了：总理办公室通知，一个化名“赵全一”的骗子，伪造周恩来总理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20万元现金……中央负责同志责成公安部，立即组织力量，迅速破案！ 
  就在前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研局王副局长心情沉重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他们本来以为，20万巨款送达以后，总理办公室会很快交代如何入账。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直到第六天头上，仍然没有接到总理办公室的回复。他们再也沉不住气了，急忙打电话询问。总理办公室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声称根本不知此事，要求将“总理批示”和收条送去查对，才发现这是—起伪造总理批示的特大诈骗案。 
  １９６０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6亿人民在挨饿，就是在这样经济极端困难的非常时期，骗子竟用伪造的“总理批示”骗去了20万元人民币！ 
  总理闻讯极为震怒，指示限期破案。 
  天罗地网迅速铺开。 
  几乎在同一天，北京市700万市民全部接受了上级有关的传达。工人、学生、农民、干部，满城争说“20万”。老太太上油盐店打醋，找回钞票也要把它对着太阳光照照有没有什么可疑，小学生上学路上看见一个穿灰大衣的，秘密跟踪耽误了上学……穿灰大衣的人不敢再穿灰大衣了，穿藏青中山装的人也不敢再穿中山装了。哪位要是同通报的体貌特征相似，这回可倒了霉了，公安局审查不说，街坊邻居也会背后指指戳戳，见了面熟人当生人瞅。有几位更倒霉，被当成嫌疑人让公安局审查了一溜十三遭，最后排除嫌疑接受赔礼道歉。 
  一条条可疑的线索，从四面八方汇总到公安部门，经过甄别分析、查实，又一条条排除了。虽然“赵全一”还没有落网，但是却顺带破获了许多陈年旧案。 
  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 
  案子还没有取得明显的突破。侦查员们一个个忧心如焚！ 
  茫茫人海，犯罪分子到底在哪儿呢? 
  技术部门通过对“赵全一”留下的罪证——伪造的总理批示、取款介绍信和20万现款的收款白条的鉴定确认：罪犯所用的牛皮纸信封是真的国务院旧信封，公文用纸是大机关用的15行横格纸，伪造的“总理办公室”的小方章是用蜡纸刻后沾红印油涂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信封上有涂改后写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亲启”的字样。信封上的“密”字与其他字迹不同，并写有“＃3146”字样。通过仪器检验，表明信封上的“总理办公室”字样下面也有涂改的痕迹，并有一些模糊不清的毛笔字迹。罪犯开具的空白收条上签的是“赵金一”，而非“赵全一”，估计罪犯可能习惯于写“金”字。罪犯文化水平较高，熟悉公文格式和用语。 
  根据这些情况，侦查人员经过多方面的追查，了解到犯罪分子开“收据”的用纸是从一种黑皮笔记本上扯下来的。这种本子，原由前门外恒昌文具厂印制，但自1952年3月起就已经停止生产。经细致查对，犯罪分子用的信纸，市面上并没有出售过，而是机关内部自制的。为此，专案组人员来到国务院档案室。 
  在档案室里，几十个人在紧张地工作着。 
  刘文科长认真地查看着，因为在犯罪分子留下的“收条”上，使他很感兴趣的那个“￥”字，今天他想从这里查到它的出处。因此，他对每一份文件都不轻易放过，但翻阅了上千种文件，还没有找到这个“￥”字。 
  接着，他们又查到，对外贸易部给国务院领导的报告，所用的格纸和犯罪分子所用的信纸，完全一样。刘文科长认真地翻阅了报告内容，扫兴的是里面并没有那个“￥”字。 
  但专案组人员还是来到外贸部。很快他们就查出了那个国务院的信封，曾是国务院给外贸部发文用的…… 
  恰巧这时有个女电车售票员来到外贸部反映：今天上午她在电车上，发现一个可疑的人。这人年龄、相貌都同公布的犯罪分子特征相似，而且情绪很不正常，坐在车上不敢看人，一直长吁短叹。这人下车后，她看着他走进了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 
  外贸部的电话总机，突然忙碌起来，四面八方都在向这里要电话，而且一个比一个紧张。 
  在办公厅秘书科，专案人员很快查到了大量的15行横格纸，原来这是外贸部过去使用的公文纸之一。刘文科长随手拿过几份材料，连续找出了好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