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

第99章


评议结果不出所料,亲情关系跃然纸上,“罪有应得”者“寿终正寝”。最高分90以上,最低分不到60。得60分的,考试再好也难以过关,何况他根本就不善于考试,长于专营啊。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3  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3我的北京(并非尾声)(4)
整个机关参加考试的行政人员一共有15人,按评议和考试的总分计算,后3名将下岗。
如何顺利通过考试这一关,评议中无论是得高分的还是低分的,个个心里都没底,这可是决定人生的“最危险的时候”了,谁会掉以轻心!一本厚厚的书,要在20来天的时间里通晓精读谈何容易?大都本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的态度加紧备战。
考试终于来临了,也终于在一天的时间里结束了。先后名次很快揭晓,我是在沈阳休息时听到的。因为有关我这方面的政策还没有具体的消息,我就在沈阳儿子那小住几日等待,尽管心里急于回北京。在这之前,刘书记刘国成极力挽留我,我在罗家房住了3日,他自己掏腰包请我去最好的饭店吃饭。还专门派一辆车让我回德盛堡看看家乡的亲属,我很受感动。这几天来,许多部门都约我做客,真实盛情难却。一天天地推杯换盏有点难以招架,倒不是酒量不济,而是耽误人家的备战时光,所以我去了沈阳等待关于我的消息。
还好,不日终于有了定论:除年末奖金和下乡补助外,工资照开,待60周岁时在办理正式退休手续。有了定心丸,一切都好办了,12月30日我再次从沈阳回到罗家房办理了正式的“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眼看就到元旦了,当天返回沈阳。
这次回老家前后20来天的时间,看望亲朋故旧有足够的时间。孩子姥姥姥爷的身体和精神都很好,只是别时依依不舍,情意绵绵。他们都是80来岁的人了,吃了一辈子的苦。如今又尝试了“骨肉离别”之情,自然惆怅不可自持。
我的母亲在六王屯二妹妹家串门,她的身体和神情不孩子的姥姥姥爷要好多了。我们刚去北京的时候,她昼夜地思念,现在总算度过了“危险期”,见到我她更放心了。
见过这些老人,我们有谈起了许多往事,但多数都是我知道的。人老了,记忆自然有所减退,可年轻时的往事却历历在目。衰退的是眼前的事,这也少了许多情感的纠缠而造成的烦躁。
元旦之夜,我从沈阳返回北京。该了断的事都如愿地了结了,原来并不放心的事也都放心了。情感需要珍藏不要忘却,但不要缠绵不休。一切新的生活永远要从新的一天开始。一切新的开始,都蕴含着新的挑战和欢愉等待你面对和撷取。
 4 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4我的兄妹(生离死别)(1)
这一节的题目应该是“我的弟弟妹妹”,但不能缩写成“我的弟妹”。“弟妹”一词是有其特定含义的,是指弟弟的媳妇。所以这一节的题目就叫做“我的兄妹”了,因为我是兄弟妹妹中的老大,这里所说的兄妹其实就是弟弟和妹妹们。
1998年9月20日,我为李昊和马娜在老牛圈举行了婚前宴请,除了二弟李奎元在本溪没赶回来之外,我的4个妹妹都到场了。堂弟李开元知道信息后,因有些事情缠身不能亲往,特地让弟妹前来恭贺。母亲头一次感受我们家这么隆重的场面,很是兴致。原本就是一家人,但好多年没有相聚在一起了。今天相会可算得上双喜临门了,也拍照了许多照片,留下难忘的时刻。
母亲一生一共生了8个孩子。在我之后的弟弟乳名叫“二孩子”,不满周岁就死了,我有很深刻的记忆,死在兵荒马乱中的沈阳了。那时我虽然很小,可心里也有难受的感觉,对这个弟弟很留恋。
三弟小名叫“小三”,大名叫李明元,那家窝铺生人。1959年我们从郭家沤麻坑搬回了那家窝铺,那年春天他不幸死去了,时年刚刚4岁。小三聪明机灵,不想我小时候总受大孩子的欺负,我很喜欢他这样的性格。他死的时候我念初二,听同学说他病得很重,我就请假回家看望他。想不到他死了,是同学早就知道他死了,故意对我隐瞒的。说起来他得的病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只是小儿白喉这样的常见病。那个年代农村的医疗条件太差了,这样的病都治不了,小弟死得太冤枉了。
弟弟死了,我大哭了一场,祖母和母亲哭得比我还厉害。他小小年纪就跟随大人搬了两次家,又生在此地死于此地,着实可怜。至今我仍然记着他的容貌,黑红的脸膛大大的眼睛,可我再也看不到他了。他的长相很像李昊,包括神态。
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生了我们这么多的孩子,只有我和大妹妹李会贤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二弟三弟和另外三个妹妹的名字,都是母亲叫我给起的。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父亲为什么不给自己的孩子起名?是他工作忙吗,还是他对孩子不甚关爱?
二弟生于1952年,那时我才刚上学,我会起名字吗?可是他不能没有名字吧?母亲对此也拿不定主意,究竟叫什么名字好,就说“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叫什么都行”。我说,那就叫李魁元吧。我不懂得“李魁元”和“李奎元”有什么区别,后来他就叫李奎元了,说那个“魁”字有个“鬼”字不好。
二弟生在孟家窝铺,那个村子姓张的很多,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孩子叫张奎斗。我们常在一起上学,他很有大哥哥的风度,我很依赖和敬重他。就因为这一点吧,我就给二弟起了这个名字。这是我一直藏在心里的秘密,不看我这个“回忆录”的人现在也不会知道二弟名字的来历。我所以这么长时间不说破这个秘密,因为张奎斗是个瘸子,担心有人会产生心理暗示作用,对二弟的心理有不利的阴影。
二妹李凤贤、三妹李静贤(后来自己改名为李婧贤)、四妹李芝贤,她们名字的出因大体如此。都是我根据我认识的出类拔萃的女孩子的名字,给她们“命名”的。
母亲不迷信,但她年轻的时候很“信命”,曾几次给我和父亲算命。等我懂事了我也明白了,这仅仅是她对未来的期待,借此来淡化眼前生活的坎坷心境而已。母亲说,算命先生说二弟是个“牛头犟子”,这个说法母亲很是认同。他的所作所为,大体上都按着先生的“预言”步步紧随。
二弟只上了一年的初中就“文革”了,再大一点就去了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了。他不是很安分农业来养家糊口,父母对他很是操心,尤其是母亲总说他太犟了。父亲三番五次托人情,为他寻求去公社的企业当工人,结果都是一事无成。到了他成婚的年龄,父亲在“文革”的不白之冤也平反了,家庭的政治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变,在农村也算得上“上等户”。那时的农村最羡慕的就是,既有农业人口保证吃饭和烧柴,又有公家的职工挣现钱,何况父亲的工资相比之下是很高的。那时我结婚了,不再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所以父亲和二弟这个家是很优越的家庭。
有道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尽管二弟的婚姻不那么顺利,挑肥拣瘦的,他终于成婚了。不久,他们也有了孩子边和父母分居另过。按理说,娶妻生子了就该安居乐业,然而二弟并不像父母想象那样“安分守己”。他总觉得农业没有什么出路,一年四季地苦累不如做点别的舒心坦意。于是,他几次变卖房产器物,几次改行,最终落得个举步维艰。要知道,那个时候不是现在可以“异想天开”的年月。
1988年底父亲去世时,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已经走进破产的绝地了。
在这之后,经下乡知青的一个朋友介绍,他全家去了沈阳一家汽车修理厂当了修理工。从此,这个家才有了转机,也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务农。
他不愿意在家里务农,我受父亲的嘱托曾领着他北大荒谋业。去时信誓旦旦的,说一定要干好。到那一看比家里还艰苦,花去了一笔路费又打马回山了,那是1973年元宵节前后的事。
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化冻土,他就急于“种地”,一心弃农经商。结果房子卖了买回一辆三轮车,要卖菜。父亲说,你自己家的菜都不去卖,怎么能靠“倒腾”挣钱啊?果然,不到一年就赔了血本,房子都没有了。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时机的问题,二是没有一点吃苦的精神。
在农村已经是一无所有一贫如洗了,去沈阳当汽车修理工是他的唯一的出路。他已经无法在农村生活了,买不起种子化肥、交不起承包费和提取、没有住处,甚至没有隔夜粮。大家也周济他,但“供一饥不能供百饱”,何况也都是“癞蛤蟆逮苍蝇——将供嘴”!
人怕逼,马怕骑。二弟在生存线上被逼出一条生路来,只好去了沈阳打工。20多年来,有一点他没有改变,就是“奔波”。他还是像在农村的时候,从辽河东搬到辽河西,现在是以沈阳为根据地,在盘锦、本溪、辽阳……之间搬来搬去,到处修车。不同的是,手头有钱了,他和儿子一个月可以几千到一万多的收入。手头有钱了,生活改善了,在沈阳买了一套楼房,至此才安居下来。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一起生活,她的零用钱由几个妹妹承担,不让二弟拿分文,他太困难了。这些年来翻身了,也几次接母亲去他那里小住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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