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东汉末年

    进行贸易，双方便是联结在一起的合作关系，既然是合作，双方的影响自然便不可能只是单方面的。塞外三城在对塞外骑马民族的经济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骑马民族对于塞外三城乃至中原地区的经济，何尝不会产生反向制约的作用呢？
    打个比方，如果我们的邻居很穷，心中忐忑不安的应该是我们还是我们的邻居呢？在郭斌原来历史时空的明朝前期，东北方有一个民族被称作女真人，这就是满洲的前身。这个时候的女真人生产极为落后，也基本谈不上什么成型的社会组织，他们的生活既有渔猎，也有放牧，还有农耕。然而，这种生产生活的复杂性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这表明他们无法依靠单一的生产方式养活自己。而究其原因，便因为东北地区是苦寒之地，既是苦寒之地，动植物生长周期就长，无论是种植农作物还是打猎，其收成便都是极有限的。
    因为有这么一个穷邻居，时时刻刻有被抢劫的担忧，因此明朝政府自也是急在心上啊。在向女真人推广农业技术失败后，明成祖朱棣便最终想了一个办法，那便是开设榷场，双方进行贸易。于是就在辽宁抚顺一带开设了“开原马市”，用中原的粮米盐酱等生活必需品与女真人交换如人参、木耳、兽皮等各种土特产。
    就这样，一个双方获益的贸易模式最终形成了。从此以后，女真人便不再从事农耕，而是专注于捕猎和采集。在他们看来，与其累死累活地种那点儿没有保障的庄稼，还不如采点儿松茸，搞点儿貂皮去跟明朝人交易来得划算。于是，女真人的生活稳定下来之后，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
    然而，随着双方贸易的加深，女真人经济对于明朝的依赖性日益加深，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原本分散居住在中国东北三省甚至更北地区的女真人，纷纷放弃原本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生产方式，渐渐集中居住到了马市贸易路线的周围，开始了逐利而居的生活。
    聚族而居，各种矛盾与摩擦便不可避免，为了维持关外的稳定，明朝政府便采取了一种在当时看来最省力也最节约成本的做法，那便是扶持代理人。朝廷赋予忠顺的部落酋长一定权力，责令他们维持关外的秩序。
    这种方式在当时的状况下，按说也是妥当的。古代的中国政府，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要搂在怀里的，在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政治手段是高明的政治家才能掌握的技能。像东北塞外苦寒之地，当时的中原老百姓有几个愿意去的？因此依靠类似于藩属国的政治手段，用很小的代价便可以间接地将化外之地掌控在手中。藩属国制度是中国古人一项极聪明的外交创新，具体如何聪明，此处便略过不言了。
    然而，明朝末年小冰期的来临，导致气候异常与旱灾爆发，中原各地粮食歉收，李自成的老家陕西，在1622年到1629年，八年大旱，没有下过一场雨，整个延安府甚至到了“人相食”的程度。
    中原都没有粮食，开原马市交换粮食的贸易活动自然也进行不下去了，再加上塞外本便是苦寒之所，人参、松茸又不能填饱肚子，集中在开原马市这一小片区域中的女真人依靠捕猎与采集，生活自然便难以为继，失去了自给自足能力的女真人便在一位雄才大略的酋长的带领下踏上了南下之路。这是公元1608年，女真人的首领叫做努尔哈赤，他拿着卖不出去的人参，带着五千人马来抚顺武装要钱。不给钱就要打仗，这也是女真和明朝武装对峙的开始，他们做的事情，在历史上被称为“挟参索值”。
    可见，贸易不仅能带来和平，也能带来战争。
    然而，郭斌在塞外三城贸易一事上却一直极为谨慎，他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双方贸易的货物组成。鲜卑部落所出卖的，是羊毛制成的毛毡，是多余的牛、羊、马匹，是奶制品，这些物品还是依托鲜卑人原来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中原王朝所出卖的，是丝绸、绢帛、美酒、香皂、新型的建筑、新的服饰，却没有像粮食这样的生活必需品。因此可以看出来，双方的贸易虽然存在互补关系，却绝没有到相互依存的程度，没有了中原的丝绸、绢帛、美酒等物，草原人还是可以依靠游牧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而其所要提供的奶制品、羊毛制品、牲畜等物，正是游牧生活中所产出的。
    因此，塞外三城作为连通中原与塞外商路的枢纽，其所交易的货物只是各自生产生活中的剩余产品，即便有朝一日这条贸易路线断了，些许影响虽不可避免，他们各自却也能够养活自己，而断不至于因此引发大规模的战争。这是郭斌在如今的地位下所能采取的最好的手段了，因为即便是他也无法完全确定中原大地上即将到来的暴风雨会携带着怎样狂暴的力量，他也无法预测几年之后中原的战乱会不会造成商路的断绝。
    为了不在中原地区如此错综复杂的环境下，再将北方的骑马民族引进来，造成更大的混乱，郭斌只能小心翼翼地、极有限地发展双边贸易，为颍川郡在中原大乱中更好地占据优势地位尽最大的努力。因为在中原大乱之中，塞外草原上的战马永远都是昂贵而作用巨大的战略物资。
    因此，可以说连通塞外三城与京师洛阳的道路，堪称塞外三城贸易市场的生命线，这条路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到郭斌积蓄力量的进度，因此郭斌对于这条路上镖局的这一布局的重视程度方如此之高。
    按照他原来的打算，颍川郡本是要组建自己的骑兵部队，用于保证商路安全的。然而，组建骑兵部队非但极为扎眼，容易引起天子与当朝诸公的误会，所耗更是巨大。况且，各家商队在这条路上来来往往，各自出发的时间不同，商队的规模也自不同，若想要保证这条商队上的每个商队的安全，便需给每一支商队配备相当数量的骑兵，如此一来所需要的骑兵部队的规模那可大了去了，非得达到上万骑的规模，方能对这条商路基本形成有效的控制力。
    因此，组建骑兵部队的动议尚未提出，便胎死腹中。直到在南下的路上遇到了刘辟，郭斌方灵机一动，想到了镖局这个法子。
    首先，干镖局是一项买卖，它在历史上所以能够出现并生存下来，自然有它存在的道理，它必然有自己的一套生态系统的。镖局在押镖之前自然要收取镖银，因此是一个自负盈亏的民间商业组织，通过在江湖上“有头有脸”的刘辟与商路上大大小小的山寨建立联系，形成互相依存的贸易关系后，镖局便可以只靠着一支镖旗走遍商路，较之组建骑兵部队所省下的成本可海了去了。
    其次，镖局的建立虽然获得了郭斌的支持，甚至是他亲自提出的动议并亲自设计了这么个组织出来，有很深的官方背景，可它毕竟是个民间组织，在许多事情上行事会更加方便一点儿。否则，若是郭斌亲自派人去商路上的各个山寨谈生意，还不得搞得满城风雨？到时候，不定谁就会给他头上扣一个沟通黄巾贼的罪名，这在如今的情势下固然不值一哂，可若是在对景的时候被人拿出来，说不定就是个大事件。
    而若是依靠镖局行事，即便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背后郭斌的首尾，却拿不到台面上说事儿，即便是到时候被人拿出来，一句不知情便可搪塞得过去。而如今以镖局的名义与这些山寨建立联系，若是想要将他们招安了，也有个合适的人出面，这在关键时刻却是有可能派上大用场的。
    后来，郭斌越琢磨越觉得此事可行，便直接决定让刘辟带着手下北上阳翟，自己再联络了戏志才，通过书信交代清楚了镖局的运行方式。就这样，镖局早在郭斌从交州北上抵达阳翟之前便已经开始运作了，身为镖局总镖头的刘辟，也早已带着几个心腹手下北上探路去了。
    镖局的名号是郭斌取的，充分尊重了他作为一个重生者的恶趣味，叫做“福威镖局”。因此，后来每当他看到镖局的头号扛把子刘辟的时候，总是有意无意地想起金大侠中的林远图，也会不自觉促狭地瞧向刘辟的下三路，常常搞得刘辟遍体生寒，差点儿以为这位有龙阳之好。
    玩笑归玩笑，谁都无法否认如此局面下镖局的重要作用，它的出现使得混乱而无序的商路变得有序而安全，既为天下各处的豪门大户节省了护卫商路的庞大花销，又为绥靖地方发挥了巨大作用。
    无可否认的是，便是再罪大恶极之人，心中都是向善的，没有人天生便想着做个坏人，商路沿途山寨中的好汉、绿林自然也不例外。许多老百姓所以被裹挟进入黄巾军，或者进入山寨之中，不是真的因为他们好逸恶劳，整日里想着不劳而获，要通过劫道获得生活来源，只是他们在家中生活不下去罢了。
    黄巾之乱的另一个危害，就是将许多原本尚可勉强维持的家庭搞成了赤贫，却又没有解决老百姓的吃饭问题。而地方官府的不作为，或者说军头功臣充当地方行政主官的错误决定，使得地方政府无力有效解决赤贫百姓的吃饭生活问题，因此老百姓们一经撩 拨便进了山寨。
    郭斌与山寨合作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了生产生活的最低保障，使得他们可以在山寨附近结庐种田，从此稳定下来。那么郭斌这样的安排，使得镖局拿着各地豪门大户商队的钱稳定商路，同时又可顺道解决山寨的经济问题，待山寨发展成可以独立运行的小镇子后，将他们转化为编户齐民便不再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