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斗士曼德拉

  1983年：在荷兰，荷兰国会要求荷兰政府敦促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政治犯；
  在英国，78名议会议员要求释放曼德拉；
  在荷兰，荷兰政府照会南非政府，要求释放曼德拉并准备为曼德拉提供政治避难。
  1984年：在英国，享有盛名的“特别AKA”流行歌曲演唱团发行了一盘题为“释放曼德拉”的唱片。这一唱片很快在青年人中流行，并被列为摇滚乐的十大歌曲之一；
  在美国，135名众议员提交决议，呼吁释放曼德拉，这一决议获得参议院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收到特雷沃尔·哈多斯顿大主教提交的有50000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南非政府释放曼德拉和所有的政治犯。
  1985年：在英国，代表50多个英国市镇的市长身着礼服，游行穿过伦敦，要求英国首相采取措施以保证曼德拉得以释放。
  在被囚禁期间，曼德拉还获得国际社会给予他的各种殊荣。他被意大利的罗马市、希腊的奥林匹亚市、英国的格拉斯哥市和阿伯丁市授予荣誉市民称号；他得到过印度政府颁发的“尼赫鲁奖”，委内瑞拉的“西蒙·波利瓦尔奖”，第三世界社会经济研究基金会颁发的“第三世界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友谊明星奖”。古巴的“普拉亚·吉隆奖”。很多大学都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的学位，如莱索托大学、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纽约市立学院、英国的兰凯斯特大学等。伦敦、利兹、都柏林、诺丁汉以及德国、塞内加尔等地都有以曼德拉命名的学校、公园、广场、街道、活动中心等。欧洲、美洲、非洲等国家的一些学校的学生会或团体纷纷推选他为自己组织的荣誉主席或成员。
  罗本岛上的曼德拉从各种渠道听到了这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他每天仍坚持锻炼身体、学习、与难友们谈心，思考着未来南非的规划。当他得知他被授予尼赫鲁国际交流奖时，他要温妮代去德里领奖，但南非政府拒发护照。后来，他将给印度政府的声明托人私下带出。在这一声明中，他高度赞扬了尼赫鲁的政治哲学。他还指出：
  “全印度大会”是殖民世界最早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一。像它一样，我们也开始从全球的角度估价我们所处的形势。我们很快领会了一个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和导师的告诫，即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人民，在其他地区的兄弟们仍然处于外国统治之下，都不会得到真正的自由。……
  我们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坚定不移地奋勇前进。朋友们的忠诚与团结加强了我们的斗争。当然，首要的是我们对自己的力量和决心，对我们必胜的事业充满信心。
  1981年3月，曼德拉被提名为伦敦大学名誉校长候选人，与他一起被提名的还有英国的安妮公主和英国的改革者杰克·琼斯先生。5。年给曼德拉家担任律师的伊斯梅尔·阿尤布和乔治·比萨斯为提名一事到处奔波，最后竟然得到了7199张选票。对此，曼德拉十分高兴，他在给温妮的信中写道：
  我愿意让我们的支持者都知道，同一位英国公主竞争，同一位像杰克·琼斯先生那样尊贵的英国改革者竞争，我甚至没有指望能得到100张票，更不要提7199张票了。这个数字的意义远远不是我在目前形势下写封信就能表达出来的。
  1982年4月1日，曼德拉与西苏鲁、姆赫拉巴、凯斯拉塔和姆兰基尼被从罗本岛神秘地转移到开普敦，关在波尔斯摩尔监狱。转移的原因不得而知，一般有两种说法。普通民众从当天的报纸和晚上的电视新闻里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们的解释是：政府担心曼德拉身体出问题，就把他关到离戈鲁特·舒尔医院近一点的监狱。那一段时间关于曼德拉健康有种种传闻，什么他已是老态龙钟啦，什么他已患病啦。一个名叫哈里·皮特曼的白人政客竟然公开宣布：纳尔逊·曼德拉已患有癌症。但曼德拉个人猜测换监狱的理由是行政管理方面的。他让所有政治犯都读书的教育计划已经引起了监狱当局担忧，很可能是基于这一考虑而让他换监狱的。
  波尔斯摩尔监狱是一所新式的“感化院”，从开普敦出发开车需45分钟。监狱是一群棕褐色砖瓦楼房，曼德拉等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住的是一幢5层楼房的顶层一间。温妮曾说看上去不像监狱，而像一所现代化的技术机构。当然，门口荷枪实弹的岗哨就可以说明一切了。监狱共有6000多名犯人。曼德拉所住的牢房约有25英尺宽，40英尺长。砖石墙约12英尺高处装有铁窗，室内阳光还比较充足。同监的每个难友都有一张钢架床，沿墙还有几个书架。转到新监狱后，曼德拉仍像往常一样，早上3点半起床，进行两个小时的锻炼，白天他的主要活动是看书、学习和种蔬菜。波尔斯摩尔监狱的物质条件要比罗本岛好一些，犯人可以在这里看一些报刊，如《每周卫报》和《时代》周刊。还有一个调频收音机，曼德拉抱怨：“只能收听南非台而听不到英国广播电台”。
  曼德拉和他的难友们拒绝参加监狱当局组织的劳动，他们自己在“L”形的楼顶上开出了一小块用墙围起来的菜地。这块所谓的菜地实际上是用20来个装满泥土的半截油桶组成，里面种着番茄、黄瓜以及其他时令蔬菜。曼德拉每天精耕细作，松土浇水，除草施肥，很有点专家的味道。然而，正是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曼德拉凭着他特有的政治敏感，已经觉察到南非政治局势在向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发展。
  首先，南非政府的镇压和迫害日益俱增，这既反映了抵抗运动的活跃，也暴露了南非白人政权的恐惧。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年9月12日比科被害以后，到1985年底，以各种形式不明不白死于拘留所的黑人解放战士达25人。从政府公布的报告看，有的是从楼上摔下跌死；有的是自杀身死；有的是遍体鳞伤；有的是死无原因。与此同时，南非当局还加强对国内外非洲人国民大会地下据点的袭击搜捕和暗杀活动。1981年，马普托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办公室被袭击，13人被杀害；同年11月20日，“争取释放曼德拉委员会”的司库、同情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辩护律师格里菲斯·姆曾格被残杀在德班的一个运动场上；曼德拉的朋友、积极参与反对种族主义的民主人士鲁思·弗斯特于1982年8月在莫桑比克被邮件炸弹杀害；同年，南非又派人袭击了非国大在马塞卢的“据点”，共有42人被害。
  黑人解放运动从两个方面作出了反应。第一，民族之矛加强了打击力度。在马塞卢屠杀以后几天，民族之矛炸毁了开普敦附近的库伯格核动力发电厂的部分设施，5月，民族之矛以比勒陀利亚的空军总部为袭击目标，但炸弹投放在白人汽车里导致19人被炸死，200人受伤。对此，曼德拉并不赞同，他明确表示：袭击的目标是建筑物，不应采取暗杀手段。第二，南非联合民主阵线于1983年8月正式成立。彼得·博塔于1978年上台后，开始策划新的分化阴谋。1983年，他正式提出了“三院制议会”①方案，即在白人议会外，另立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议会，而对占人口75％的非洲人的政治权利不予考虑。但这一分化阴谋并未得逞，方案遭到80％以上的有色人和印度人抵制。一位著名的有色人领袖、世界改革教会联盟主席阿兰·博萨克博士在开普敦附近的一个小镇召集了一个有12000人参加的大会，来自约300个公民团体的代表参加大会并一致同意成立联合民主阵线。在会议上，曼德拉的口头祝贺受到长时间欢呼，他与博萨克、姆贝基、西苏鲁夫妇和海伦·约瑟夫等人被大会推选为赞助人。
  ①“三院制议会”不仅在议席分配上保证了白人占压倒多数，而且通过划分“内部事务”和“一般事务”，使有色人议会和亚洲人议会无权过问防务、财政、外交、司法等重大问题。
  在此同时，曼德拉的牢房条件也有了一些变化。在1983年3月，当温妮探视时，曼德拉告诉她，监狱里的条件已大大恶化，并让她“转告有关人士及新闻界”。温妮的报告很快在国际舆论中引起反响。为了缓和国际上的种种压力，南非当局放松了一步。1984年5月12日，监狱当局通知曼德拉夫人，她可以开始“接触性探视”。温妮听到这消息后，激动不已，据她后来回忆：
  简直难以想象！我最后一次接触到他的手是1962年。当我来到波尔斯摩尔监狱时——津妮和她最，1、的孩子同我一道——格列高里军曹把我们叫到办公室。我感到十分震惊，我以为纳尔逊病了，因为这太不寻常了。他说：“从现在起，你可以进行同过去不一样的探视了。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消息很温柔地告诉你。”我们亲吻了纳尔逊，长久地拥抱他。这是一次无法用言语描述的经历。那么奇妙，又那么令人黯然神伤。
  是啊，22年的思念，22年的煎熬，特别对这一对新婚不久就分离了的夫妇而言，太不容易了。曼德拉紧紧抱着自己的外孙，眼里含着泪花。格列高里是他在监狱里惟一的白人朋友，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这种人类最美好的情感，这种人人生而俱有的权利，却被这没有人性的制度剥夺了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