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希拉里那样工作，像赖斯那样成功

  普拉达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以后，还做过五六年的哑剧演员。有一天，她听从家人的安排进入企业。普拉达家族从她爷爷开始就一直生产昂贵的皮革制品，因此普拉达从小就在“名牌”的氛围中长大。看来审美观和时尚感不是一两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
  读着普拉达的采访，我很快就看出来来，这个女人带着两个儿子，是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为了养育两个儿子，她彻底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她从来没有趁着自由时间出去玩儿，更没有独自旅行的经历。
  为了读懂人们为时装而疯狂的心理，为了引领潮流，她拼命工作，晚上直接回家。她就是这样的“职业女性”，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座城市都很常见。我还以为她为了得到灵感，为了使自己的设计更具独创性，肯定以特别的方式生活……
  读到这里，我有种遭到欺骗的感觉。那么多人被普拉达设计的昂贵产品吸引，不惜打开薄薄的钱包，买下价格不菲的时尚物品，每个人都不得不偿还信用卡上的欠债。普拉达自己却过着如此脚踏实地的生活。尽管这样，对于那些拼命想把自己打扮得漂亮而性感的年轻女人，普拉达却比任何人都了解她们的心理！
  在华盛顿我熟悉的地区，几乎没有人拿着带有所谓名牌——叫名牌也好，叫奢侈品也好——商标的手提包。他们手里都是不明来路的“无名氏”提包。我不知道他们的“手提包”是不是价格更贵或者怎么样，至少没有赋予“手提包”更多的发言权，比如那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等。
  不仅没有发言权，如果谁手里拿着名牌手提包，就会让人感觉像是告诉别人“我自卑”的广告。如果有人小心翼翼地提起昂贵的手提包，不但不会让别人感觉他有品位，反而会刺激别人首先产生疑问，“他到底能赚多少钱，买这种包做什么？”我有个朋友，她赚的钱很多，几乎每个月都能换个昂贵的名牌手提包，但是她说：“我辛辛苦苦赚的钱，为什么要买那些玩意，我疯了吗？”
  现在，就让我们邀请一位名叫阿兰·德波顿的瑞士作家出场。自从读过小说《爱情笔记》（OnLove）之后，我就对阿兰·德波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阿兰·德波顿写的书出版，我就会不假思索地买回来。因为我很好奇，这段时间，阿兰·德波顿又想到什么新奇的事情了呢？
  阿兰·德波顿写了一本题为《身份渴望》（StatusAnxiety）的小说，概括起来，他的观点是这样的。长大成人以后，我们要依存两种大爱生活。第一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这种爱可以养活音乐和文学，是得到承认和祝福的爱。第二种是我们很难说出口的隐秘之爱，也就是“想从别人那里得到肯定的欲望”。这是来自外界的爱，换句话说，就是从他人那里得到的肯定、尊重和关注。
  人们追求金钱、名誉和权利，为了得到更高的社会地位而苦苦挣扎，其实目的都不在于本身。人们最终想得到的是来自他人的关注和喜爱。但是，成年人都不会说自己想得到别人的承认，也不会说因为得不到他人的肯定而痛苦。
  在成人的世界里，如果坦率地说出这种心理，十有八九会遭到蔑视，被别人当作嫉妒心强、幼稚，或者俗气的人。尽管我们在心里渴望终生，表面上却总是保持沉默。
  事实上，这种“来自他人的爱”和男女之间的爱情同样普遍，同样重要，同样会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粉碎般的痛苦。就像失恋的时候我们会崩溃，当我们得不到他人的肯定时，同样会痛苦不堪。我们依赖他人的爱活着，如果没有来自外界的爱不断注入我们的心田，我们就会变得像漏了气的气球。
  我们通常说，人们对于社会地位的不安是现代人的欲望带来的副产物。在身份制社会里，社会地位不会根据个人能力的大小轻易动摇。贵族很难变成平民，平民也很难成为贵族。如果谁想追求这种身份的改变，必定会受到挫折。但是在现代社会，却可以凭借“能力”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社会地位。问题就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相信“可以做到这一点”。
  理论上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在现实中并不总是可行。即使达到了某种水准，那个地位也不是永恒的。因此，可怜的现代人总是在焦躁不安中度过。原则上可以通过自己的力量进行控制，但是现实中却不可能随心所欲，因此现代人才更加艰难，更加痛苦。
  现代人之所以对社会地位如此不安，主要是因为现代社会地位依存于下面几种原因。
  第一，“才华”。但是，才华并不会按照我们的心愿得到实现。
  第二，“运气”。我们都相信比从前更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遇到不如意的时候，不能再把失败归咎于运气不好。
  第三，“雇主”。我们的命运随着雇主的喜好而转移，所以谁都无法预测未来。
  第四，“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在大企业工作的人，职业稳定与否不但取决于内部政治，还要受到市场情况的影响。
  第五，“世界经济”。影响我们命运的企业和雇主，归根结底也要被世界经济形势左右。
  还有什么好说的？不过，我们要记住一点。在当今社会，只有以能力为基础，并且通过努力取得成功，才可能得到他人的肯定。如果你以为买个名牌手提包就能得到某种安慰的话，那你就错了。不管你身上穿了什么，手里拿着什么，别人对你的看法都不可能改变。很遗憾，这个世界就是很艰险的地方，仅凭几个名牌手提包做武器无法生存下去。即使那个包是价值几千美元的最新流行的普拉达款式，也无济于事！
  10、做个拉拉队队长
  位于华盛顿最有趣的街区——杜邦环岛区（DupontCircle）的咖啡厅里，写着这样一句话：虽然是冬天，却让人感觉很温暖，温暖的天气似乎在继续，甚至让人感觉季节会不会直接跑到夏天。
  窗外，一个戴着黄绿相间的怪异帽子和太阳镜的年轻男人，正在和一只胖乎乎的小狗散步。如果不经常散步的话，听说小狗也会得忧郁症。突然间，我想起今天早晨上班的时候，在公寓电梯里看到的那则广告。
  “您需要溜狗人（DogWalker）吗？我会真诚地陪您宝贵的爱犬散步。我是一名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我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美国的小孩子也相当独立。夏天，很多孩子在自家门前卖柠檬汁，还有的孩子帮助邻居修剪草地或清理积雪。
  这家咖啡厅里朝向大街的两面墙壁都是玻璃窗，我最经常光顾。仿佛是在里面，又像是在外面；仿佛是和谁在一起，其实只有自己；这里是休息和玩乐的地方，同时也是工作的场所。和韩国相比，很多美国人喜欢在咖啡厅里做事。
  我做华盛顿特派员的那段日子，习惯了“不分时间和场所，随时随地工作”。我最放松地面对工作的地方就是咖啡厅。9·11恐怖事件以后，我曾经在麦当劳之类的快餐厅里写过报道。当时，麦当劳里也随时播放CNN新闻，我可以了解每时每刻的氛围，正好适合我的工作。
  在杜邦环岛区，我最喜欢的饭店是名为“方尖塔”（Obelisk）的意大利餐厅。这是个小餐厅，只有几张餐桌，不做午饭，周末休息，这样就很难预约了。菜单也经常换，我每天吃什么饭几乎要听从厨房长的安排。这里的条件虽然不是很好，但是做生意诚实，有自信，所以我很满意。看不见的招牌和入口我也很喜欢。也许是因为风不会吹到这里来吧，我可以更加放松。
  夏日的某一天，我和朋友一起在这家餐厅吃晚饭。我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了点儿，于是慌忙跑进了餐厅，连说了几声对不起，最后又发挥了我的“特长”——“挥起手提包打翻水杯”。放在朋友面前的一大杯水，不偏不倚，洒到旁边那个像帕瓦罗蒂一样宽厚的男人身上。
  “这可怎么办啊！太对不起了。”
  我把手提包扔到旁边，拿着餐巾纸擦去洒到男人衬衫上的水。服务员，我的朋友都拿着餐巾纸朝男人跑过来。男人豪爽地笑了笑。
  “没关系，天气这么热，凉快凉快也挺好的。对了，你怎么知道我今天早晨出来的时候没洗澡？所以给我来了个凉水洗礼……”
  这个男人的话音刚落，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
  男人又冲我眨了眨眼睛，风趣地说：“幸好不是葡萄酒，不用担心了。”我们也都随声附和。
  “谁说不是呢。要是红葡萄酒或可乐，那就真糟糕了。幸好是水。”
  一场骚乱就这样结束了。那个男人说得那么自然，甚至让我产生错觉，以为自己帮了他什么大忙。那天，我们也吃到了厨房长发挥创造性制作的朴素而漂亮的菜肴。我和朋友谈到了华盛顿的各种政治要案和韩美关系，以及关于华盛顿人的琐碎传闻，然后起身离开了。
  沉闷的夏夜，我慢慢地走向停在街上的汽车，在心里想，“认为没有发生更坏的事情就算是幸运，这也是一种乐观的思考方式”。难道不是吗？如果想到那些最悲惨的故事，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找出几百种让自己幸福起来的方法。
  那个长得像帕瓦罗蒂的男人完全可以冲我发火，我也做好了支付洗衣费的心理准备。可是“覆水难收”！男人没有把事情继续恶化。如果他稍微抬高嗓音，这个夏夜的晚餐恐怕就很狼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