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希拉里那样工作，像赖斯那样成功

如果和充满自信的领导者一起工作，职员们才有冒险的勇气，才能超越梦想。这种自信可以称为“成功的燃料”。
  韦尔奇这样说过：
  “在你成为领导者之前，成功仅仅意味着你一个人的成长。但是，当你成为领导者之后，对你来说，成功就意味着促进别人的成长。”
  我真想和这种懂得别人的成长就等于自己成功的领导者一起工作。我也想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体验，有一天能成为这样的领导者。
  10、分散变聪明，聚集成笨蛋？
  一百年前，英国某村庄的家畜市场里，举行了一次猜谜活动。在屠杀肥胖的黄牛之前，把它放在舞台上面展示给人们看，让人们猜测杀了这头黄牛后能得到多少磅肉。人们交出六便士，拿到号码票，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和地址，再把自己猜测出来的黄牛重量写在上面。
  共有787人参加了这个游戏。其中有被称为“专家”的肉店老板，但更多的却是对牛和马之类的家畜无知的人。杀牛之后，称过肉的重量，结果是“1198磅（大约540千克）”。那天，参加这个游戏的787个人没有人能猜中。
  然而有趣的是，把这天参加游戏的787个人猜测的重量加起来，平均值只和正确答案相差一磅，也就是“1197磅”。《纽约客》的专栏作家索罗维基（JamesSurowiecki）最近新出的《群众的智慧》（WisdomofCrowds），就从介绍这个由英国科学家高尔顿观察到的事例开始。聚集大多数人的智慧，就能得到比专家更准确的判断。
  下面我们来看看1968年发生的另一个事例。美国潜水艇“天蝎”号在北大西洋完成任务，却在回美国的途中失踪了。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海军以最后一次接到“天蝎”号位置报告的地方为基点，在附近寻找，但是潜水艇却消失得了无痕迹。那么，这艘潜水艇到底去了哪里呢？
  这种时候，当然会把潜水艇专家或海流专家召集起来，听取他们的意见。可是，指挥这次潜水艇搜救工作的海军将军约翰·克雷文却采取了特别的方法。他让数学家、潜水艇专家和救助队等各种不同领域的人写出报告，猜测这艘潜水艇可能发生了什么事。
  约翰·克雷文并没有像往常那样把这些人聚集起来，坐下交谈，聚集所有人的智慧，而是让他们分别做出自己的猜测。他还声明，猜测结果与实际情况最接近的那个人可以得到一瓶威士忌作为奖励。这么严肃的任务，竟然只奖励一瓶酒？但是，约翰·克雷文希望他们能做出更有趣的想象。
  约翰·克雷文综合这些人想象的结果，最终找到了潜水艇。
  事实上，各领域的专家中间，没有人能准确地推测出潜水艇的位置，但是综合他们各自推测的位置，得到一个平均预想点，潜水艇就在距离那个位置大约220码（大约200米）的地方找到了。虽然他们每个人都错了，但是整体的平均值却与正确答案相当接近。
  奇怪的是，这些专家们在没有任何参考信息的情况下写出了自己的猜测。发生事故的时候，潜水艇的速度有多快，为什么发生事故，这些都没有人知道，但是他们都各自做出了想象。他们当中的任何人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这些“无知”的个人构成的“整体”却知道答案。这个故事让人不寒而栗，同时也让我们对人类充满了希望。
  第一个事例中提到的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他认为愚蠢的百姓不可以参与国家事务。他相信，权力和统治必须掌握在少数杰出人物手中，社会才会健康发展，才会强盛。高尔顿之所以研究家畜市场的猜谜游戏，就是想证明这点。后来，他得出了“民主主义的判断要比想象中更值得信赖”的结论。
  但是，《群众的智慧》的作者绝对没有主张大多数人的意见就必然正确。即使单独的某个人是笨蛋，但是整体看来却是聪明的集体，这需要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多样性和独立性，以及权力的分散”。
  多样性和独立性为什么重要呢？最佳的集体判断不是通过协议和妥协达成，而是通过“意见的不一致”和“竞争”得出来的。换句话说，一个集团要想变成最聪明的集团，最好的方法就是使每个成员尽量独立思考和行动。
  单独分散的时候，每个成员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只要集中所有人的意见，就会胜过依赖几名出色的专家，这个结论不能不让人们点头赞同。多数普通人的意见综合起来要比一个聪明的精英更值得信赖。划一性的危害我们不需要做过多的说明。在一个集团，如果人们在表达意见的时候要看着别人的眼色进行猜测，那么这个集团绝对不可能成为聪明的集团。因为“异议”和“竞争”无法生存于其中。
  因此，不要害怕单独一个人。在集团文化压力相对严重的韩国社会，要想表现得与众不同，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十有八九会沦落为笨蛋，要么会被集团疏远和冷落。但是，这个方法的确使我表现得与众不同，而且也让我所在的集团变得更聪明。不要看着别人的眼色，不要被大多数人的意见左右，只有这样，个人和集团才能同时找到出路。
  11、一帆风顺的时候更要小心
  如果我能事先看到十年之后的自己，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会很努力学习。不，只要我能预见到两年之后的情景，我也会在成为特派员之前的进修期间学习更多有用的东西。
  我大学的专业是国际政治学。但是，我在上学的时候，实在想不出除了做外交官或学者，我的专业还能派上什么用场。后来做了华盛顿特派员，我才为过去稀里糊涂地混过读书时光而感到无比遗憾。
  大学时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的理论，还有那些对解释韩国国情没有任何帮助的书籍，到了华盛顿之后，却突然有了重要的意义。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理论大多是从美国得出来，所以在美国这个脉络中，有着解释政治现象的力量。
  当然，即使我过去努力学习国际政治，也未必能成为更好的特派员；即使我认真读书，也未必能写出更好的报道。但是，当我感觉以前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和现在所做的事情相互融合，相互交织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很快乐。我还买来过去的教科书，重新阅读。当我见到书的作者时，我暗自在心里高兴。
  我在对过去的回忆中，津津有味地读完了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的《胜利之后》。战争结束了，胜利国获得了以自己为中心确立秩序的机会。但是，只有主动减弱通过胜利获得的力量，才能通过与战败国的协议维持新秩序，这是作者的主张。
  换句话说，在战争中取胜的时候，如果你想维持胜利状态，就不要被胜利的喜悦陶醉，不要持续压迫失败者，要把自己拥有的东西适当地分给对方，这才能在某种程度上阻止失败者卧薪尝胆，东山再起的欲望。
  胜败无常，战争和竞争一样，不是一局决胜负。即使暂时取得了胜利，得到了第一名，也没有人能保证你永远保持这个位置。所以，胜利者千方百计寻找让自己长久保持胜利状态的方法。
  站在胜利者的立场上，他们希望失败者承受更彻底的溃败，永远不可能再站起来，以此维持自己建立的秩序。但是，当胜利者表现得过于残忍的时候，失败者绝对不会屈服于胜利者的秩序，他们势必图谋东山再起。即使你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即使你是个光芒四射的胜利者，你也不可能单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为了维持自己的胜利状态，胜利者反而要安慰失败者，使他们同意自己确定的新秩序。要想让失败者忍气吞声跟随自己，就必须与他们分享点什么，并且同他们协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建立了联合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经济上确定了布列顿森林体系。他们确定新国际秩序的过程，就是限制和削弱胜者力量的环节。美国没有任意挥霍自己的巨大力量，而是通过削弱本国实力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诚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以此确保了更加稳定的秩序。
  德国统一之后，国力大大增强，却仍然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会员国，而且他们选择继续留在限制德国力量的欧洲统合秩序，也可以用这个框架来解释。作者解释说，战后的众多国际秩序都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
  所以胜利者一定要记住，战争或竞争中取胜的事实不可能永远占据优势。因为自己取得了胜利，就想从胜利中得到更多，结果反而会威胁到胜利的状态，成为焚烧胜利成果的第一步。记住这些，一定会对我们的人生有帮助。他告诉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更要小心。
  韩国国内的政治也是这样。执政党越是残忍地践踏在野党，彼此之间的力量差异就会越大，结果使在野党束手无策。但是，这实际上更加刺激了在野党的反抗心理，所以不可能得到安定局面。选举的时候可以不顾一切地奋战，一旦取得胜利，执政党就要适当缓和自己的主张，对反对派露出微笑，并做出些许的让步。只有这样，以执政党为中心的秩序才能维持下去，才能更加稳定。
  我们不妨从个人角度来看。成为特派员之前，我的前任特派员前辈给我提了几条建议。只有两名特派员在华盛顿分局工作，为了保持团结，就需要小心，所以前辈对我说：
  “当你觉得自己吃亏的时候，对方可能也觉得自己吃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