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新世界

    元廷历经数十年，各地衙署吏员早已对民生百计变得漠不关心，平素多是蝇营狗苟，巧取豪夺。谢林和程世林在其中还算是比较本分，能够做实事的。于志龙能留用，并重用他们也是看到了这一点。
    令这些伪元旧吏一时难以承受的，就是相比元廷风气的沉沦，于志龙明显对他们的要求严得多。
    于志龙不仅明确了各级官吏如主管、掾吏、衙役，门子等的职责，还参照后世细化了数据统计和考核，例如县尹等行县的时间，频次，查询过多少乡村，问询了何人，乡里风情、民生、物价有几何等，都需行县人一一整理并笔录，行县后上交上级考评。
    各个衙署主官的报告和上级考评都必须经于志龙亲自抽取核验，包括谢林、程世林的；自得了沂水等城后，各级官吏的选拨，任用、考核等工作量迅速增多，于志龙一时又无法假手他人，只得在处理军务的同时，日夜兼顾对政务骨干的选拨、考核。
    随着管理地域的不断扩大，筹办管民总管府将不得不提上日程了。于志龙开始思索未来的治政架构。
    如今的衙署面貌，与一年前大不同。伪元官吏被撤换了近一半，同时补充了不少新鲜人士，包括不少作战后伤残的靖安军士卒、百户等。这些人由于出身原因，对于志龙最为拥护。
    此外，于志龙这次还任命田烈为本地学正。令其大力督办县学。为解决大多数民众家贫，无财力送子入学的窘境，于志龙特地批示方学在官仓里每月拨付数百石米粮，专供学子和讲师、教授。
    这一系列的兴农、垦荒、劝学、缉捕盗贼，修路等办的有声有色。如果于志龙不是反贼出身，若在大元朝廷岁考中，必能考核优等。反倒是自诩朝廷正道的高官贵戚纷纷将国财侵夺为私利，不啻于国贼、巨寇。
    谢林与程世林等旧元胥吏暇时私聊时，每每议及此处，不禁有啼笑皆非之感。
    临朐如是，沂水、莒县等地亦是按此施行。此是善举，极得谢林、方学、金炎、孔英等推崇。
    消息传到地方，无论贫富人家均道靖安军是仁义之师。前者于志龙、赵石开仓济困，惩办地方无良官吏和恶霸，已得人心。这次更是使得地方迅速安定。
    后来又有传闻，靖安军欲彻底丈量各家田亩，清算羔羊息，资助各家结社并开垦荒田，同时广为安置本地流民，或分田结社，或择青壮雇工。许多流徙在外的民众听得家乡消息纷纷扶老携幼，辗转归往故里。就是一些流落在外的其它地方流民得知此事，也是将信将疑的，陆陆续续前往靖安军所控制区域讨口饭吃。
    益都路元廷虽早有拦截，但是因为封锁线被破，此时已经难以围堵周密。
    若说对于志龙有不满者，主要还是地方大族、巨擘，他们已经掌控了海量的田产，并隐匿了大量良田，甚至还役使着无数驱口、隐户，靖安军这次丈量、清算田亩，重新核定田租，勾销羊羔息，对他们的利益伤害最大。只是形势比人强，靖安军正风生水起，这些大族巨擘暂时不得不隐忍。
    于志龙何尝不知？不过此时靖安军急需的是各地民众踊跃拥护，这些大户望族本就是他分步打击的对象，若是能够拉拢分化，以利诱之，可供驱使，自然最好。
    与以往统治者不同，本地民众，特别是商户等明显感到靖安军对商人、小贩、匠户的看重。自临朐解围大胜后，于志龙先后颁发政令，严喻各地重新布设关卡，除了几个府县要道继续保留管卡抽税外，就是城门卡处，一般也取消了往日设置的抽税掾吏，过卡什物按照三十抽一。允许各地商贩携带商货、柴草、菜蔬等自由出入，城乡集市上的小贩在指定的位置摆摊，除了缴纳少量的卫生管理费用，其他摊派一概取消。
    通关、摆摊摆摊的抽税少了，自然做买卖的利润就高，不仅小商小贩欢喜，就是经营买卖的大富商们也感到欣慰，大大抵消了靖安军的对他们家资重新核查，核算的反感。
    小贩一日辛苦所得，也许只有数文钱，但是他们本就清贫，这点文钱日积月累，到了月底也许就是百文钱，足够多买几个炊饼或半袋高粱，家人就可稍解几顿饥饿。
    富商们则是日进斗金，靖安军如此做，可为其节省流通成本每月或有不下百两、千两者。
    大乱之后有大治，人心思定。靖安军地域的盗寇、强盗明显少了，商路安靖，商队来往通便和安全，大大减少了风险。除了单纯吃田租的地主外，凡是有商路的富户多有受益的。何去何从，商人们心中自有选择。
    于志龙的做法就是鼓励经商，鼓励商品流通，但是商人必须真实纳税。凡偷税漏税的，抓获后至少罚金三倍，再重着，拘人、抄没家资，甚至入狱。
    而匠户去籍后，允其自由匠做，自由买卖，因为匠做的收益较大，官府课税从其营收中按照十五抽一，总体上地方各类匠户的劳作热情绝不下于耕户。
    各地乡村的耕户大多得到自有耕地或农具、驮马、耕牛等，虽然许多是官府借贷性质，但是对于农户来说终于有了生产劳作的资本，未来就有了希望；而且靖安军檄文中反复承诺，明后年税赋将按照收成的三十抽一施行，往后才是二十五抽一，再往后的缴纳比例将控制在田亩收成的二成以内，这还包括了耕户需折算的各类官府劳役等成份，也就是说，无论收成有多好，最多只需交纳到年收成的二成即可。若是遇到灾年，官府还将根据受灾情况，加以评估，酌情减少交纳的税额。
    田租提取，还按照田亩的优劣等级划定，暂以五等划分，以实有耕田数为基准。过去的隐田全部取消。若有隐瞒不报者，隐田归何人耕作，发现后，改田无偿归耕作者所有，同时田主还要承受官衙的追究，按照隐田的多少分别收到刑徒、罚金、罢黜官职、取消功名等罪责。最重者可判抄没家产，家人入罪！
    如此一来，靖安军所占之地的隐田几乎一夜间被重新登记、核算、划定应缴纳田赋。
    总的来看，于志龙的施政，得优惠者最多的是耕农、匠户和小商户、小地主等，大地主和大富家族因为以前的隐田、隐户、漏交税款等，这次损失惨重，故背地里为此夙夜痛恨靖安军和于志龙的人也不知凡几。
    得益于前期各地元军被抽调前往江淮战场打张士诚，腹里、西域等地的驻军精锐大多被抽调，此时益都路东部的元军力量并不强，尤其是胶州、登州等地。
    靖安军一路所向，大小镇、县的元军多是闻风而逃，或望风归降。前行的靖安军上下逸性风发，新卒还不觉得如何，老卒们则是宿营或中途休息时纷纷回想、谈论当初四处流窜奔命的窘态。
    “来人，击行军鼓，众军鼓歌和之！”这日于志龙见各部军士精神不错，如今冬风阵阵，吹得人身上发寒，行军路上鼓噪无味，周围哨探也无敌情，索性趁此令众军起歌而行，以振士气。
    曲波兴奋的大声接令，遣三五号令兵前后驰马传令而去。他在临朐学得靖安军的一些军歌，自此着迷，后并入靖安军后，立即传令所部唱诵，很快，靖安军的军歌传遍万金海、刘正风、夏侯恩等部。各部军士也是喜爱。
    于志龙有心拉拢曲波，这次出师，特令曲波部为中军。
    咚咚咚的小鼓声先是自中军开始奏响，随之前军、后军随之而和。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各部士卒齐声唱，步伐更加整齐，原先的身上寒意渐渐忘却，于志龙和曲波，孔英等在马上轻唱，想起大秦军锋无敌，铁血纵横中原、江淮，立下一揽九州的伟业不禁渐渐热血沸腾。
    一遍唱罢，再起一歌。
    “批铁甲兮，挎长刀。 与子征战兮，路漫长。
    同敌忾兮，共死生。 与子征战兮，心不怠。
    踏燕然兮，逐胡儿。 与子征战兮，歌无畏。 ”
    这是汉代的一首军歌了。正是唱着这首歌，汉军出塞三千里，重创北匈奴，吓得单于连夜逃跑。从此之后在中国成语中又多了四个字“勒石燕然”。勒石燕然也和封狼居胥一样，成为后世无数军人追求和向往的功绩。
    这些军歌的背景于志龙早有吩咐，一一讲述各军士们，如今靖安军的目标与当初的大汉军几乎无二，虽然这些新卒们当初投军主要是为了活命，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不过于志龙在军中已经开始注意引导各级军士将佐的思想，特别是手下的这些大小将领，在闲暇时经常与他们讲评历史典故，沙场征伐的案例。
    自古男儿多热血，军中勇士多有立功业之志。除了博取俸禄、军功外，谁不想扬名天下，后世铭记？
    士卒们听得津津有味，这些活生生的故事比起那些杂居和评书可是有趣的多了。听得多了，众人对于志龙能知晓这些古事多有好奇，大家都是马上奔波厮杀的人物，这于志龙年纪轻轻怎么就知道的这么多？
    谢林倒是给大家解了惑。于志龙几乎每晚研读《史记》和《资治通鉴》，这些典故应是自书中得来。
    谢林说的基本没错，于志龙虽有前世的记忆，不过他毕竟不是史学系专业，对于历史大事只是知道大概趋势，细节年代大多知之不祥，为此才辍夜耕读，晦学不倦，论耕读勤奋，绝不亚于后世百万学子的炎夏时节的大考。
    为了给士卒解乏，于志龙索性请了一些自愿随军的说书艺人，给以军籍，他们也无需作战，只是在暇时给军卒们唱讲历史军事故事，主旨内容还是李广、霍去病、杨继业、岳飞等精忠报国的典故。同时于志龙也定期组织将佐，组织对过往战例等的得失、因果的辨析，讨论，努力提高这些部属的眼光和指挥能力。
    至于以前就要求各级将佐必须习字、读书的军纪，仍然大力贯彻。只是现在军事频繁，得闲时间太少，于志龙还无法组织对将佐们及各级军士系统化的文化培训，暂时以简单的识字，读懂军令传文等为主。
    后世名家有言：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前宋军制是扬文抑武，导致军事思想、军事体制、将兵的素质完全僵化和退化，而且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到了满清，朝廷的愚昧和愚蠢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满朝文武根本不了解当代军事技术的进展和威能，固步自封，想当然的自诩为天朝上国，这落后挨打也是必然。于志龙绝不愿再步后尘，现在就想着一点点着手，先从将士识字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