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震撼

其次，屯兵石门。石门是位于番禺西边北江的夭然险要之一，明朝胡荣曾在《粤会堂记略》中称，“距番禺上流四十里，有山对峙曰石门”。可知石门系因两山夹江而得名，地理位置自然险要，也是交通(尤其是水路交通)的要冲，倘若石门被攻破，则番禺将无险可依凭，对如此险要之地，赵佗自然不会忽视，故他在石门驻屯了一支军队，以守卫番禺的北郊。
赵佗通过以上的举措，在岭南建立了以郡治番禺为中心的三道军事防线:最外面的一道防线主要是针对戍守边疆这一主旨而设，它以涅黔、阳山、横浦等秦关为主，又新建乐昌、仁化城，使得关、城连为一线，点面结合，交相呼应，互为椅角。这条防线的兵力最强。再往岭南内部为第二道防线，集中于南海郡中北部，以北江中游为中心，以英德、清远两座万人城与框浦关夹江而布，形成了一个军事大三角，并配备了一定兵力。第三条防线则是石门要塞。
赵佗的防御，使得中原军队若要从北部陆地攻到番禺，就必须先破这三条防线，只有这三条防线得以突破，才可能抵达已经加固的番禺城下，由此可见赵佗在军事战略上的用心之良苦。
后来发生的战争证明，赵佗所构筑的军事防线是非常有效的。当赵佗称帝后，吕后即遣周灶等将领率兵前来征讨，而赵佗的南越国兵据岭上关防予以反击，终使汉军未能逾岭。
就在中原大乱，赵佗采取一系列措施实行割据构想时，处于桂林、象郡内的一些越人部族也随机而变，纷纷打出了独立的旗号。如后蜀王子建立了“西欧骆裸国”，不再受南海尉的节制。同时，赵佗虽名为“东南一尉”，其实际控制之地不过为南海一郡，在桂林、象郡的统治力量则较为薄弱，这也是桂林、象郡越人部族趁天下大乱而纷纷自立旗号的重要原因之一。显然，若允许这些越人部族势力独立存在，就等于打开了岭南两侧的门户，使得赵佗已采取的绝秦关、守五岭等措施变得毫无意义，也将使划岭而守的割据计划化为泡影，面对这样的局面，必须对反对势力予以打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公元前为5年，赵佗正式发兵攻打桂林和象郡。关于这次战争的规模和酷烈程度，《史记》、《汉书》两书未作细致的描述，倒是晋人的<交州外域记》曾作过这样一段描述:
交趾昔未有郡县之时，土地有锥田，其田从潮水上下，民垦食其田，因名为锥民。设锥王雏侯主诸郡县。县多为锥将，锥将铜印青缓。后蜀王子将兵三万来讨锥王、雄侯，服诸锥将。蜀王子因称为安阳王。后南越王尉佗举众攻安阳王。安阳王有神人名皋通，下辅佐，为安阳王治神弩一张，一发杀三百人，南越王知不可战，却军住武宁县。越遣太子名始，降服安阳王，称臣事之，安阳王不知通神人，遇之无道，通便去，语王曰:“能持此弩王天下，不能持此弩者亡天下。”通去。安阳王有女，名日眉珠，见始端正，珠与始交通。始问珠，令取父弩视之。始见弩，便盗，以锯截弩，讫，便逃归报越王，越进兵攻之。安阳王发弩，弩折，遂败。安阳王下船径出于海。
越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民，后，・，…路博德讨越王。，，一诣路将军，乃拜二使者为交趾、九真太守。诸雏将主民如故。
稍后的晋人著《广州记》亦载云:“交趾有骆田，……人垦食其田，名田骆人，有骆王、骆侯。诸县自名为骆将。・一后蜀王子将兵讨骆侯，自称为安阳王，治封溪县。后南越王尉攻安阳王，令二使者典主交趾、九真二郡人。”
以上两书所言，其神话色彩相当浓厚，显然不能作为正史，而只是民间传说，且这传说在时间上也有与史实抵悟之处。不过，透过这两条据传说而作的传记，可以让后人触摸到一些早已湮没的历史线索，正如著名史学家、考古学家张荣芳、黄淼章两先生所言:当赵佗绝关自守后，曾派遣军队前往镇压岭南内不服从自己的地方势力，而正处于军事酋长制阶段的那个“安阳王”即是其一，这个“安阳王”和他的部族不服从赵佗的号令，甚至自举旗号，在一方小天地里称王称霸。对他的这个举动，赵佗心里感到很不舒服，于是出兵征伐。其结果自然是赵佗取得了胜利，并得以“击并桂林、象郡”，扫除了反对势力，基本上恢复了秦所置的岭南三郡，实现了岭南地区的统一。
椅角之势
当岭南地区实现了统一之时，正是各路豪杰中原逐鹿之日。在这种天下大乱的情况下，赵佗趁机自称南越王，建立了南越国。
关于赵佗何年称王，《史记》本传未载，只是说:“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书・两粤传》所记与《史记》相同，也未载明何年。后来的研究者，也就只好根据《史记》、《汉书》两书留下的只言片语作推测揣摸了。若按公元前黝7年夏历十月(秦及汉初皆以十月为岁首)，秦王子婴投降刘邦、秦朝灭亡算，赵佗称王应于秦已破灭之年，即最早不会在这一年之前。
《史记・陆贾列传》称:“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从这段记载来看，可知刘邦“中国初定”之年，即赵佗称王之年。
秦亡以后，刘邦同项羽进行了为时近五年的楚汉战争。陆贾说:“汉王起巴蜀，鞭答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这场战争从汉元年(公元前入兀年)开始，至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以刘邦消灭项羽而告结束。所谓“中国初定”应是刘邦对项羽的斗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项羽尚未被完全打垮之时。那么这五年中，哪一年才算汉王平中国初定之年，亦即赵佗称南越王之年呢?
据《史记》、《汉书》记载，楚汉战争经历了一个颇为曲折的过程。头两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么万年)刘邦所处的境况并不理想。当时，项羽凭借兵力上的优势，一再挫败刘邦。汉二年四月，彭城(今江苏徐州)一战，汉军大败，刘太公、吕后竟被项羽俘获，留为人质。汉王之败彭城，诸侯皆复与楚而背汉。一些原来归汉的诸侯王纷纷投降项羽，刘邦率残部狼狈逃到荣阳(今河南荣阳市西南)，形势对刘邦很不利。这两年对汉来说，当然不是“中国初定”之年。
楚汉战争在汉三年(公元前2以年)应为双方相持之局。当时，刘邦依靠萧何着力经营的关中，征集兵员、粮草补充前线，与楚军相拒于荣阳一带。刘邦为了扭转楚强汉弱的形势，在政治上争取与项羽有矛盾的英布，重用有军事才能的彭越、韩信等，团结内部力量;在军事上制定了一个正面坚持、敌后扰乱、侧翼牵制的对敌作战方针，并用计离问项羽集团。但是，这一年，楚在军事上对汉仍然占有暂时的优势。项羽调动大军加紧对汉军发动攻势，并两次攻占了荣阳、成皋，使刘邦一再受挫。刘邦为了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出兵宛、叶(今河南南阳、叶县南)间，引诱楚军南下;派彭越攻占雕阳，汉政权在这一年尚处于胜负未卜之中，仍不能说是“初定”之年。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战争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汉的决定性转变。十月，汉军趁项羽主力东调、回击彭越之机，对楚发起反攻，一举夺回了成皋。这时，汉大将韩信已经破魏、赵，攻下三齐，占领了楚以北广大地区;“彭越将兵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至此，汉军完成了对楚的战略包围，并发起全面反击的攻势，大大削弱了项羽的力量。项羽腹背受敌，损失惨重，陷于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境地，败局难以挽回。对于刘邦来说，只有到了这一年，才称得上是“中国初定”之年。由此可以推断这一年是赵佗自立为南越王之年。因为赵佗在秦已破灭之后，“击并桂林、象郡”，必然要进行一系列军事、政治活动，只是这个过程史籍未留下多少记载而已。
根据史学家吕名中先生的研究认为，赵佗正式称王不会早在刘邦人咸阳或楚汉战争开始时。汉十一年(公元前t%年)陆贾奉命首次使南越，赵佗起初高傲不恭，陆贾批评赵佗“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如此”。如果赵佗早在刘邦人咸阳之年就已称王，陆贾就不应称南越王国为“新造未集之越”。
《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说，元鼎六年(公元前lli年)冬，汉武帝派数路大军平定了南越王国的反叛。“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南越自赵佗称王到公元前}1}年被平定，共九十三年，这个年数《汉书》所记亦同。从公元前}1}年反推九十三年，恰是公元前203年，也就是汉军对楚发起反攻，并完成了对楚军战略包围的那一年。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卷三十四，在论及《南越列传》问题中指出:赵佗“二世元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称王”。这个论断应当是合理而可信的。可见赵佗正式称王于汉高帝四年，即公元前加3年，当确凿无误。
从史料记载看，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疆域，基本上与秦在岭南所设三郡的辖区相当。在南越国疆域的东西南北四向边界中，除东界濒南海外，其余皆为陆地。具体的位置是，向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的安定、平和、漳浦;向北主要以五岭为界，与长沙国相接;向西到达今之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句盯等国相比邻;其南则抵达越南北部，南濒南海。这个疆域基本上维持到南越国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