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记忆

当他们无辜受到伤害的时候，其他的人，不是选择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沉默而心安理得，就是选择站出身来为表白自己参与其中的伤害而不知羞愧。可悲的是，那时候，我们选择的是后者。但是，对于我们曾经给予他的伤害，他从来都是那样的宽容，他从来都没有认为那是我们的责任，他到死对我们都是那样的有情有意，把哪怕是最后的一点关爱也给予了我们。 
  有时，我会想起我们曾经从小就景仰的共产党员，一般都是那些英雄烈士或做出过丰功伟绩的人物。张玉钦也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一个把自己的一生一半献给了朝鲜战场、一半献给了北大荒的共产党员，一个最后只剩下了一枚志愿军纪念章的共产党员。他并不比那些英雄烈士差，他一样也应该是生的光荣死的伟大。 
  我同时也想起曹永本，一个1946年就入党的老党员，一个身上留有国民党的枪击后的伤疤、脖子上留有我们2队链轨板挂上后的印痕的老党员，一个复员后在县委当了干部却辞去工职不干跑到北大荒来开荒种地的老党员，一个在最后平反党委派人找到他，要他填写任何一个数字都给予他经济赔偿，他却一分钱也不要的老党员，我真的确实无比的感动。我怎么也忘记不了，为了补写这一段的结尾，我终于辗转找到了他，他亲口对我说的话，他说：当时我问他们要补偿给我的这钱叫做什么钱？他们告诉我说是“血钱”，因为我毕竟为此流过了血，应该得到补偿。我说我不要，我说孟良崮战役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战友身上流的血洇红了一片地，战友的尸体把战壕都填平了，身上的血得是流干净了最后才死的吧，他们要一分钱了吗？我不要，我怎么能要呢？ 
  我能够不感动吗？除了感动之外，就是惭愧。我见过许多党员，有些才真正是假党员，而曹永本和张玉钦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虽然他们不为人们所知，但在我的心里，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一个标尺。 
  他们以自己看似微弱而渺小的善良与宽容，战胜了曾经貌似强悍的丑恶和残暴乃至恐怖；他们以自己坚毅的性格和正直的人品，教会了我们那种来自民间最底层的质朴情感和坚定立场，以及向命运绝不服输的精神，像是播撒在我们心里的种子，萌发在知青的岁月里，成长在如今的日子里。 
  如今，看到曹永本，我想起当年他和他的战友攻打孟良崮时候的情景。那时，他才刚满20岁，他是多么的年轻。 
  如今，在张玉钦的家里，我们只能够看到他当铁道兵时候的照片。那时，他还不满20岁，他是那么的英俊。 
  年轻的时候，竟是这样快就风流云散了。 
  云层依然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云层的后面依然会有星星。我们往往只看见了云层，而张玉钦和曹永本他们往往在看见了云层的同时，也看见了云层后面星星的光亮。也许，这就是我们和他们的差别。     
  你单纯得就像真理一样   
  豆秸垛   
  在2队，我对那些堆放在房前屋后的，充满着格外的感情。 
  现在的2队，这样的豆秸垛似乎少了许多，我看见的零星几个，被扒拉得到处散花，像是披头散发的埋汰女人，少了些清爽的生气。我们在的时候，每家的房前屋后最起码都要堆上这样一个豆秸垛的，我们知青的食堂前面，左右要对称地堆上两个豆秸垛，高高的，高过房子了，高得快赶上白杨树了。圆圆的顶，结实的底座，像是金字塔，在阳光照射下，如一个高个子又挺拔的女人似的，丰乳肥臀，那么给你提气。用豆秸，其实也是有讲究的，会用的和不会用的，差别大多了。会用的，一般都是用三股叉从豆秸垛底下扒，扒下一层，上面的豆秸会自动地落下来，填补到下面，绝对不会自己从上面塌下来，坍塌得一塌糊涂。就是一冬一春快烧完了，豆秸垛还会保持着原来那圆圆的顶子，就像冰雕融化的时候那样，即使有些悲壮，也有些悲壮的样子，一点一点地融化，最后将自己的形象湿润而温暖地融化在空气中。因此，垛豆秸垛，在北大荒是一门本事，不亚于砌房子，一层一层的砖往上垒的劲头和意思，和一层一层豆秸往上垛，是一个样的，得要手艺。一般我们知青能够跟着车到收割完的豆子地里去拉豆秸回来，但垛豆秸垛这活儿，都得等老农来干。在我看来，能够会垛它的，会使用它的，都是富有艺术感的人。在质朴的艺术感方面，老农永远是我们的老师。 
  我对北大荒的豆秸垛，始终充满格外的感情。 
  那一年，就是工作组整我，说我是过年的猪早杀晚不杀的时候，一时，我成了不可救药的坏蛋，2队上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敢再理我，躲我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那一年开春时节的一天黄昏，我独自一人拿着饭盒垂着头往队上的知青食堂走，忽然觉得四周有许多双眼睛聚光灯似的都落在我的身上，那种感觉很奇怪，其实我并没有抬头看什么，但那种感觉像是毛毛虫似的，一下子爬满我的全身。抬头一看，一个娇小玲珑的姑娘站在我前面不远的食堂的豆秸垛的围栏旁等着我。是的，就在那个豆秸垛前等我。那个褐色有些像是经冬后发旧的鹿皮的豆秸垛前，被晚霞照得格外灿烂，晚霞无遮无拦地从西边的天际挥洒在豆秸垛上，映照得像着了火一样的红。 
  食堂前是两大排知青宿舍，那一刻，宿舍所有的窗户里都探出了脑袋，露出了一双双惊愕的眼睛，望着我们，仿佛要演什么精彩的大戏。我的心里都有些发毛，觉得芒刺在身，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她就那样向我走了过来，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直走到我的面前，向我笑了笑，我才注意到她的脸上绽开了一对漂亮的酒涡。 
  那时候，我知道，工作组找她谈过话，让她交代出我对她讲过的有什么问题的话。她没有说什么。工作组请来了场部保卫股的人，腰里别着手枪，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她找到队部的办公室里，突然把手枪拍在桌子上，拍着桌子让她交代问题，非要她说出我和她有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她还是没有说什么。她觉得她没有什么问题，她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问题，她不想平白无故地落井下石。他们拿她没有办法。我记住了这些人的卑鄙，也记住了她的勇敢和可爱。 
  那时候，她才仅仅17岁啊!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的手里拿着一个铝制的长方形的饭盒，但我记不得她都对我讲了些什么，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在想她的胆子也太大了，这种时候还和一头早晚要杀的过年的猪那么亲热地讲话，就不怕沾包儿吗？ 
  什么叫旁若无人？那一刻，我记住了这句成语，也记住了她和那个北大荒落日的黄昏，并且记住了那个在晚霞映照下像是着了火一样的豆秸垛。   
  土豆花   
  在2队，我对那片开着淡蓝色的土豆地，充满别样的感情。 
  我们这次来的正是时候，土豆花开得正旺，但是，土豆花不大，也不显眼，要说好看，还赶不上扁豆花和倭瓜花。扁豆花，比土豆花鲜艳，紫莹莹的颜色，而且是一串一串的，梦一般串起小星星，紫嘟嘟的，随风摇曳，很优雅的样子，不那么大众化，好像自以为是的假贵族似的。倭瓜花，黄黄的颜色，本身就跳，格外打眼，花盘又大，远远的就能够看见，而且常常会有蜜蜂在它们上面飞，嗡嗡的，好像它们自己很得意的在唱歌。土豆花和它们一比，就比了下去，一下子就站在下风头。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也忘不了2队的土豆花。在别处许多地方，我见过无数次扁豆花和倭瓜花，乃至其他菜的品种的花，离开2队这么多年以来，我还就是一次也没有再见过土豆花。 
  来北大荒插队之前在北京，我常常吃土豆，从来没有看过土豆花。到北大荒第一年的夏天，也是现在的季节，队上的朋友们不知从哪儿借来一台照相机，拉着一起照相，照遍了队上的角角落落，把自认为好景色的地方，都当成背景照上了。最后，来到队里最西头，是菜园子的地边上了，这里长着一片绿色的叶子中间，开着星星点点的淡蓝色的小花。那时，我还不知道它们就是土豆花，只是觉得还挺好看的，就拉上李龙云和老朱，蹲在地头上照了一张相。然后问别人，才知道这是一片土豆地，也才认识了土豆花。 
  那时候，我们2队有女知青暗暗地看上了老朱，老朱人长得帅，又是好脾气，自然有好人缘。看上老朱的肯定不少，只是能够敢于表露的，当时只有这么一位，是从印尼归国的华侨。那是我们来2队的第三年，土豆花开的时候，这位女华侨听说老朱病了，特意在食堂做了一碗病号饭，其实就是一碗热汤面，端着碗到处找老朱，老朱先躲到老农家里，又躲到更远的土豆地里，不敢露面，一时传为笑谈。 
  前两年，老朱出国到法国，回来路过香港，老朱这个人念旧，知道这个女华侨现在定居在香港，心想买卖不成情意在，毕竟在2队曾经一起待过，好不容易路过香港一次，应该去看看她，并还特意买了一套景德镇的瓷器，从北京带到巴黎，又从巴黎带到香港，准备送给她作为阔别重逢的小小的礼物。到了香港，老朱给她打通了电话，说是到她家拜访，她连连说她家远，你人生路不熟的，还是我来看你。老朱觉得她说得也对，想得也周到，便牺牲了和同事一起到女人街买东西的时间，开始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