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记忆

他想复仇的那位将信上交头头的姑娘，是住在另一间屋里。至今，那位姑娘还好好地活在世上，早已结婚有了孩。她会和我一样，找个机会专程来一趟黑龙江边，并在偶然之间想起那封夹有普希金诗的信吗？她会想起那个写信的小伙子，和那个代她受过而无辜死去的女班长吗？ 
  如今，我站在黑龙江边，没有了冰块的冲撞，没有了激扬起的浪花冲天，午后的阳光温煦地照着江面，对岸的村落和树林也平静得如同一幅俄罗斯巡回画廊派的油画。谁会想到30多年前就在江边不远的地方，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曾经有过比战争还要恐怖而可怕甚至更刺激人心的枪声呢？时间在流逝，而一些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超出时间之流，礁石一样，矗立在我们的面前，并不因水的流逝而消失。相反，水流走了，哪怕流光了，它们还在，还矗立在那里。我们常常会感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感慨我们在该读书的时候，失去了读书的权利；我们在该谈恋爱的时候，失去了谈恋爱的权利；甚至在该玩儿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旅游这个词，我们只会拉练。 
  有些记忆是苦涩的，甚至是痛苦的，但不因苦涩和痛苦，在甜蜜的新生活中，我们就觉得它们不合适宜或有碍观瞻，而应该把它们忽略掉或忘掉。在摧毁旧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容易做到出奇的一致，而让新的历史有着各自爱好的偏移，将过去的记忆删繁就简成为了一种缩写本。在此次重返北大荒的一路上，我都在不停地问这样一个问题：在北大荒，不管由于什么原因，当年一共死了多少名知青？还存有他们的具体名册没有？但我一直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回答，即使在正在筹备中的北大荒博物馆，我问起这个同样问题，也依然没有答案。 
  我一直这样以为，知青之死，在北大荒有这样几种类型：一种是如我们队的李玉琪那样因公牺牲的英雄，一种是如3队刘佩玲那样忍受不了寂寞与不公正折磨的烈士，一种是在意外事故中或因疾病致死的默默无闻者，一种是莫须有罪名屈死冤死的无辜者，还有一种就是因种种原因而寻短见的自杀者，比如这个因爱而拉响手榴弹死在黑龙江边的知青。也许，我们更容易记住英雄，而容易遗忘后面的几种死者，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没有错的。因为记忆从来都是有选择性的，人心也总是向阳花木易为春地向着时代的英雄，我们确实应该记住他们。但是，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了后几种死者。无论什么样的原因，他们都是死在北大荒，死在那个时代。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北大荒那块土地所含有的成分，想弄清楚北大荒那块土地如今或丰富发展或水土流失的变迁史，想探溯那个时代的跌宕起伏命运沉浮的知青史，我们就应该记住他们。历史，需要恢弘的手笔，也需要细节，就像北大荒这里有参天的大树茂密的原始森林，也有矢车菊和达紫香这样的自生自灭的花草，不应该因为他们只是自生自灭，我们就可以随意或无意地忘记他们。 
  但是，谁还会记得他呢？一个仅仅20来岁的小伙子？一个仅仅因为爱一个姑娘和爱普希金的诗就死掉的小伙子？还有那个代人受过无辜而死的女班长？也许，她才是更加的冤屈，到死还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没有接到过一封情书。 
  我真的不知道。黑龙江水平静地流着，我再也看不到在初春时节它开江时，冰块冲撞着冰块那万马奔腾的壮观场面了。     
  一场乌原始森林大火的逃生者   
  最恐怖的大火   
  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前停了下来。绿色的路牌上指示着，往西是银川，往东是抓吉。这样的路牌，在公路上常常可以见到，谁也没有太注意，只有妻子探出车窗的头稍稍地动了一下，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抓吉？显然，这个抓吉的地名，像针刺了她一下，似乎不敢完全地确定。她问司机：这个抓吉是原来东方红农场在的那个抓吉吗？司机肯定地告诉她：是，就是那个抓吉。然后就打了一下方向盘，把车一弯，从主路拐到了往东的土路上。 
  妻子显得一下子激动起来，连连问司机：您这不就是往抓吉开吗？咱们真的能够路过抓吉呀？ 
  司机告诉她：没错，咱们必须经过抓吉镇，然后才能够到乌苏镇。 
  这是我们的行程，到乌苏镇看乌苏里江。那里有东方第一哨，是祖国最东北角的边防哨所。那里也是最先能够看到太阳升起的地方。 
  妻子有些情不自禁地对一车的人说：我刚来北大荒的时候，到的就是东方红农场一队，就在抓吉！ 
  司机回头告诉她：待会儿就路过你们东方红一队。 
  她没有想到，今天的行程中竟然有这样的巧合，让自己和青春相逢一把。此次重返北大荒，因为抓吉这个地方太远，远得到了乌苏里江江边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一个小镇上了，怎么可能去那里呢？她是想都没有想到能到这里来。这可真是有福之人不用想，得来全不费工夫，让抓吉一个跟头似的就跌进她的怀中。 
  这时候，车行进在漂亮的林间小道上，两旁的小白桦，夹道次第迎来，一株紧接着一株，密密实实，一直延伸到视线之外。树干并不粗，也不高，却是那样的清新爽目。天虽然有些阴，但白桦树洁白的树干，还是明亮得闪着光，亭亭玉立的姿态格外的秀气。迎风摇曳的叶子，迎着光的一面，被树干映得泛白，背光的一面，绿的特别明朗。在此次重返北大荒一路几千公里的路途中，这是我看到的数目最多也是样子最漂亮的白桦林了。可是，妻子却说：原来的树可比这多多了，也好看多了！就是这路和原来的差不多，还是土路，一下雨，翻了浆，根本没法跑车。那时候，我们只有用拖拉机拉着爬犁出来办事或买东西。就是拖拉机也打误。有一次，拖拉机在泥地里趴了窝，你不知道，以前这里的林子里有许多沼泽地，拖拉机趴了窝，越动陷得越厉害，一点儿办法没有，只能等再来一台拖拉机帮着把这台拖拉机拉出来。那天，我们就在这路上，缩在拖拉机里等了整整一宿，连拖拉机都不敢下…… 
  说起以前的生活，她来了情绪，兴奋地站了起来，和大家讲起她的东方红农场。那是当年祖国最东北角的农场了。 
  1969年的春节刚过，她和几个同学从友谊农场来到了这里。那时，王少白带领大家向荒原进军，从各个农场抽调人马组建新的六师，浩浩荡荡开了进来，像突然的入侵者一样，进军到了这里的深山老林。那是建三江的腹地了，紧紧挨着边防线。东方红农场就是这样新建的农场，东方红一队就是这样新建的开荒点。那时，这里除了抓吉镇和乌苏镇有少数当地人和几个温州知青之外，几乎荒无人烟。也许因为太荒凉了，这里倒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童话世界。特别是冬天，这里是真正的林海雪原。白桦林是那样的高，那样的密，高得像是和天连在一起一样，密得像是根本走不到边似的。皑皑的白雪厚厚的有腿那么深，阳光从树叶间落下来，跳跃在雪上，映得雪像是染上了一层绿色，特别的明快。偶尔能够看到从林子里窜出的小松鼠或狍子，一串串小脚印印在雪地上，花瓣一样像串起的一个个花环。 
  这样美丽的童话，注定是长久不了的，只能在森林里自生自灭。春天来了，白桦树叶绿了，雪开始融化了，一片片金黄的蒲公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耀眼的光，但灾难来临了。 
  那一年的4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我永生难忘。那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恐怖的大火了！ 
  她说到这里的时候，全车的人都安静了下来。   
  绝无仅有的奇迹   
  那天中午，我因为在林子里抬木头压伤了肩膀没去干活，我的一个好朋友肚子疼得也没有去，我们两人正好做伴躺在帐篷里休息。正聊的高兴呢，就听到一声变了调的喊叫，像伐倒的一棵大树似的压进帐篷里来：“不好了，大火烧过来啦！”是我们杜队长的声音，他牙疼得脸肿了好几天，那天中午，大夫来给他拔牙，拔牙之前他出去方便一下，一走出帐篷看到东南边的天都黄了，马上意识到老林子那边的荒火烧过来了，也顾不上牙疼了，一边向帐篷跑一边声嘶力竭地喊：“大家快出来呀！大火烧过来了！……”我穿上鞋钻出了帐篷，立刻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森林大火冒着浓浓的黄烟，铺天盖地的从四面八方朝我们的驻地压了过来。我们驻地两个帐篷就建在林中的一块小高地上，帐篷左侧的一个小棚子是伙房，帐篷前坡对面大约50米的地方有两个油罐。关键是这两个油罐，火要是烧到油罐，油罐一爆炸，后果不堪设想。几头平日里四处闲溜达的老黄牛“哞哞”地叫着，恐惧万分地直往两个帐篷之间钻。所有留在家里干活的和我们两个病号一共十几个人都吓傻了眼，不知所措地站在帐篷前。我当时心想：完了，我们肯定没救了。跑，火从我们的后面追过来，我们跑得过它吗?又能跑到哪儿去呢？ 
  这时候，只听杜队长一声喊：“快回去拿脸盆、拿水桶……救火！”我们一个个下意识的箭步冲进帐篷，拿起脸盆跑了出来，跟着队长舀起了帐篷边泡子里、草丛里、草墩之间的水向火泼去。幸亏开春雪化之后雪水积满这些地方，不过心里却想，这么大的火，就我们这十几个人，能救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