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雨

《红楼梦》里描述了宁、荣二府上下几百男女，时间延续了许多年，但只提到了很少几个上了年纪的高等仆妇有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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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之多妻：概念与实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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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一夫多妻不可能广泛实施的另一个重要论据是：妻妾多了就会养不起，因而只有富人才能多妻，而富人是极少数。这个论据同样难以成立。就平民而言，夫妻二人都是劳动力，若又有妾，妾同样是劳动力，纳妾不仅不一定加重、有时甚至还可以减轻经济负担。再说“富人”也缺乏确切的定义，亿万富翁和小康之家，在赤贫者看来都是富人。吕思勉曾举《韩非子·内储说下》中如下一则以证古代中国平民纳妾也很普遍：
卫人有夫妻祷者，而祝曰：使我无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对曰：益是，子将以买妾。
可见买妾也并不是只有巨富之人才办得到。《孟子》中所说“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中，那“齐人”干脆就是个穷人，但他也有妾。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考察古代对妻、妾或女性配偶的不同称呼、她们法律地位的异同、她们在家庭中地位的高低等情况，指出正妻与其余女性配偶的区别。这对于婚姻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来说当然有其价值，但如果据此就断言古代中国也是实行一夫一妻制或一夫一妻制有“天经地义”的地位，那就混淆了概念。人类学家之言一夫一妻(monogamy)或一夫多妻(polygyny)，是指一个男性的合法女性配偶，这样的配偶不能同时再和别的男性保持合法的性关系，如此种配偶超过一个，即谓之一夫多妻。这里注意的是问题的实质，至于诸女的名分地位之类的异同，在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中并不重要。
还有一些朝代的法律对纳妾数量作过若干限制，但这些限制同样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因为它们首先承认了纳妾的合法性，只是规定数量不可过多而已，这就在法律上确认了人类学意义上的一夫多妻；其次这些数量规定通常徒具空文，上层社会根本无需遵守［3］。文人们风流自命，纳“小星”，富人纳侧室，娶“外宅”，收“通房丫头”，乃至姨太太成群，都是古代司空见惯之事，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仍然如此。
再看西方人类学理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不无启发。在西方学者那里，婚姻制度的产生及确立总是与人类历史上有无杂交时代(大群男女相互保持随意的性关系)这一问题联系在一起。他们大体上分成两大派。一派坚信人类古代曾经历杂交时代，如摩尔根(L.H.Morgan)［4］，鲁伯克(J.Lubbock)、麦克伦南(McLennan)［5］等人；另一派则认为人类历史上从无杂交时代。后一派学者往往很“逻辑地”推论出一夫一妻制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比如韦斯特马克(E.Westermarck)认为人类历史上必无杂交，而一夫一妻制是出乎人类本能，亘古如斯［6］；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也认为没有杂交时代，而且人类没有“类聚本能”——因此一夫一妻制是发乎天性的［7］；达尔文(C.Darwin)也不相信有杂交时代［8］。
由于西方社会一直是实行真正一夫一妻制的，那个社会中的学者认为一夫一妻制是发乎人类本性的，是亘古如斯的，这似乎是一种可以原谅的偏见。但伴随着学术的进步，偏见和误解早晚要被更实事求是的结论所取代，在当代西方流行的人类学理论教科书中有如下陈述：
虽然西方社会和其他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都不允许一夫多妻婚，但是它却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大多数社会中。默道克(Murdock)世界民族志抽样调查表明，70%以上的社会允许一夫多妻婚。［9］
并有对一夫多妻制的三种解释如下［10］：
1.那些具有长期产后性禁忌的社会可能会允许一夫多妻婚。
2.它是女性数量超过男性所引起的性别比例不平衡的反映。性别比例不平衡可能是由于这些社会中盛行战争的结果。
3.当男子结婚年龄比妇女大的时候，社会就允许一夫多妻婚。……男子婚龄的推迟虽然不会产生妇女的实际过剩，但却会造成婚龄妇女的人为过剩。
就中国古代社会而言，除第一种情况不甚明确之外，后两种条件显然都是具备的。
在澄清了一些想当然的成见并引入必要的背景知识之后，再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古代有关一夫多妻的文献，就更容易获得正确理解。关于天子、诸侯、王室成员等最上层阶级之一夫多妻，向有“侄娣从嫁”、“一娶九女”之类的古制［11］，从理论到实践，今人都无疑问，可不再多论。此处且看一点较为广泛的主张和论述，比如《白虎通·嫁娶》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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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之多妻：概念与实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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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贤重继嗣也。不备侄娣(指不能像天子和诸侯那样有“侄娣从嫁”)者何?北面之臣贱，势不足尽人骨肉之亲。……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礼也。
这里一夫多妻的观念可以说已被视为天经地义。在汉儒这套纯理论的“卿大夫士妻妾之制”中，体现出一种原则，即根据地位的贵贱，以定妻妾之多寡。这原则至少可以追溯到《周礼》、《礼记》之类的儒家经典中［12］，其实一看就可以想见其来源是何等古老——在初民社会中，强有力的男子毫无疑问可以拥有大群女人。到后世演变为各种制度，比如有些朝代规定了官员纳妾的数量，官员品级越高可纳之数越大；但实际上达官贵人“侍枕席”、“侍巾栉”的女子之多寡，几乎完全不受那些徒具空文的规定约束。这种“越礼”其实倒是甚合“古义”的。
如果说“卿大夫士”仍是上层阶级，那么也不难看到针对所有平民的多妻主张，例如《太平经》卷三十五“一男二女法”云：
太皇天上平气将到，当纯法天。故令一男者当得二女，以象阴阳。阳数奇，阴数偶也。乃太和之气到也。……故使一男二女也。
这是以阴阳天人感应观念为依据的。这里同样将一夫多妻视为天经地义，认为每个男子都应得到二女(经文中也谈到王者可得到更多的女子，每州一个——考虑到中国古代的“九州”之说，这倒也与儒家经典中的“一娶九女”有异曲同工之妙)。宗教家之言与儒家观念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对于中国传统的阴阳天人感应之说［13］，同样深信不疑。
一夫多妻的观念在古代中国广泛得到认可。虽然也可以找到对平民纳妾作某种限制的规定，比如《明会典·律例四》有“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之类，但是大量的历史记载乃至小说、戏剧等等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生活，表明几乎没有任何人将这类规定认真看待。相反，妻妾成群的有钱人家，在中国历代繁荣富庶地区都随处可见。而且，事实上也找不到古代中国有正式将多妻限为某种阶层独有特权的强烈主张。只要他有能力办得到，人们并不否认一个平民——通常只要他有了足够多的钱就可跻身社会上层——拥有多妻的权利。
至此已可得出明确结论：中国古代是实行一夫多妻的，社会各阶层对于一夫多妻观念是普遍认可、并随时乐于实践的。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理解中国古代性文化的关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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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欲：早期儒家所持开明态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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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人欲：早期儒家所持开明态度
自从宋儒大谈“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程颐)、“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朱熹)，明、清理学家又继而推波助澜；这些道学家［14］又常俨然以儒家正统自居，遂使儒家学说蒙上了浓重的禁欲主义色彩。其实这些道学家十足是孔、孟的不肖子孙；孔、孟的学说在他们手中遭到严重歪曲——本来倒也无妨称之为“发展”，然而他们既然硬要将己意说成是先哲的本意，是“代圣人立言”，那他们就逃不过“歪曲”之罪。因而在德与色、礼与欲等问题上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功夫，再进而考察其影响，也就十分必要了。
(一)色与德
晚清小说《老残游记》第九回“一客吟诗负手面壁，三人品茗促膝谈心”中有一段内容，堪称中国思想史上极精彩的文学化史料。当时的情节是申子平与一个不同凡响的美貌女才子，在寂静的山庄作雪夜清谈：
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是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绵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子平默无以对。
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