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魁首

 
  我们栏目里的一个主题叫“体育改变人生”。除徐一龙之外，另一个典型是东北牡丹江的狄焕然。这位46岁的东北人20年来在镜泊湖瀑布悬崖、在牡丹江大桥上跳水，可谓一绝。他一心想在黄河壶口瀑布纵身一跳，可是没钱买保险。狄焕然的节目《总想飞》在栏目里播出之后，一位东北籍的物流公司老板决定掏钱赞助老狄到壶口瀑布圆梦。狄焕然加上我们的记者浩浩荡荡一行14人在5月4号来到壶口，壶口瀑布汹涌的水势让人目瞪口呆。当地人说：推一头牛下去，等牛在下游浮上来，浑身的毛都被冲光了。不甘心的老狄选择了距离瀑布最险要之处50米的地方当作跳台。不带任何保护措施跳了下去，而且，跳了两次。东北人狄焕然说：我搂了一下母亲河的腰。   
  奥运冠军录   
  张虹说，做《体育人间》，没想到碰见这么多神人。“现在让我再回去做新闻报道，我就会更主动地从人物入手，不见得某一种人生经历仅属于体育，只是吸引体育爱好者，我们的节目不涉及过多专业的东西，讲的都是人，是用平实的方式叙述。我们做‘奥运冠军专辑’的时候，就是要把那些冠军还原成为一个普通人，拍摄他们在家乡割猪草，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他们成长的故事。我们不把他们摆在那儿供起来，就一定能拍出好玩的事。倒不是成心解密什么东西，而是放在普通人心态的把握上。” 
  2003年领导下任务，《体育人间》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集中拍奥运会冠军。王京宏领到的任务是拍摄3个射击奥运冠军。其中头一个就是许海峰，许海峰从1984年“零的突破”之后，接受记者采访已经太多了，颇有些刀枪不入。王京宏以前从未和许海峰接触过，给他打电话联系要拍摄，许海峰说：“别拍了吧，都拍多少遍了，就这点儿事还拍？” 
  片子不能操之过急，许海峰回安徽老家，跟着去拍了一点。射击队到沈阳，王京宏通过沈阳的朋友拉队伍去一个骑马俱乐部放松，许海峰松弛下来，王京宏逮着机会就问：“许指导，您那块金牌放哪里了？”“早捐给革命博物馆了。”“找时间回去看一趟吧？”“看什么呀看，这么忙。”“不训练的时候不就行了？”“不训练还要搞政治学习呀。”“政治学习可以放在革命博物馆呀，搞革命传统教育呀。” 
  回到北京，王京宏联系了革命博物馆，从电视台开出一辆面包车拉上队员去看中国人的第一块奥运金牌。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拿出金牌，许海峰一见这东西就打破他的生活常态了，特别兴奋，拿着金牌说：这都摸出铜来了，都摸黑了。 
  许海峰的队员都没见过这块含义特殊的金牌，一个个都很高兴，都把金牌在脖子上挂一下，拍张照片。采访者与采访对象逐渐变成了朋友关系，许指导按照王编导的要求拍了很多好镜头，并把射击队多年来的资料拷给了王编导一份。 
  王编导在那堆资料中看到李对红2000年奥运会前被重新招入射击队的报告，说她已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说起来李对红的经历比较曲折，1987年就是世界冠军，1988年因为误服兴奋剂，没能参加奥运会，1992年拿银牌，1996年是冠军，后来与射击队出现矛盾。2000年中国射击队年轻选手在大赛上紧张，训练水平降低，许海峰把李对红调到队里，她来了就把大家的训练水平带上去了。2000年悉尼奥运会，第一天中国代表团没金牌，第二天陶璐娜才为中国队拿了首金，这一下人气极盛。她的强项是运动手枪，却在气手枪上拿了冠军，团里一商量，决定再用她打运动手枪。李对红那边还想着蝉联运动手枪冠军呢，结果比赛前两天告诉她，你别上了，队里决定让陶璐娜打。这打击太大了，李对红整天睡不着觉，围着奥运村里的宿舍转圈，她和领队说要立刻回国，于是改签机票回国。 
  王编导在悉尼奥运会的素材里沙里淘金，找到了李对红的一段镜头。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不会上场，住在她隔壁的是射箭选手何影。何影在半决赛中失利，回来在住处玩毛绒玩具呢，李对红和何影之间有一段对话，安慰失利的战友。两小时之后，队里和她谈，要她放弃参赛的权利。王编导也找到她离开奥运村的场景，那些素材是体育频道的记者在奥运会时拍的，但在悉尼被浪费了，时隔几年以为是废镜头，但用到《体育人间》里正合适。 
  《体育人间》奥运冠军专辑共拍摄87人，118集，其中要去美国、瑞士等地采访老冠军。大师说：“奥运冠军10多个在国外，我们都去采访了。没有一个是用中央电视台的出访名额，全是自己想办法，花费再换成国内的票去报销。台里人事部门没说要派你到美国采访呀，如果政策是灵活的，为了把奥运冠军做全了，打个报告特批一下，没门儿。如果是原来《世界体育报道》的体制，随时可以出去采访。” 
  社会学家郑也夫对“冠军专辑”中邓亚萍、李东华等几个片子印象深刻，他认为《体育人间》是这两年体育频道崛起的一个新栏目：“体育节目应该有比较宽阔的责任，不要太功利太直接，要提高观众对体育的兴趣，感受人生，感受竞技场内外的人生，不要过于宣扬民族主义情绪。民族情绪是天然就有的，体育节目要向人们展示更多的体育之美，不用总是给民族主义火上浇油。”   
  大师《走希腊》(1)   
  2004年7月中旬，体育频道参与奥运会报道的一些栏目负责人在顺义开会，师旭平的奥运任务是系列片《走希腊》。会上大师有一段发言： 
  “奥运会对我来讲，已经没有一开始去的时候那种激动和新鲜的感觉。一开始我就扑金牌，现在拿不拿金牌这个问题我已经看得很淡了。从1896年现代奥运会恢复开始，奥运大家庭200多个成员，曾经拿过金银铜牌的国家有多少？我没有准确算过，估计有六七十个吧，最多有100个，还有100个他们是干什么来了？他们并没有盘算我这次拿多少金牌，能不能超过上届，金牌的奖励是多少。他们来就知道自己是陪太子读书，开幕式举牌子入场让你知道有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就完了，等比赛一开始，报纸电视上就根本不会再提他们的名字。谁更代表奥林匹克精神？是我们还是他们？ 
  “1997年我在上海全运会上采访萨马兰奇，我问他，你做国际奥委会主席20年，并且将把奥运带进新世纪，你认为你对奥运会做出的最大成就是什么。他说了两条，第一是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的团结，在奥运会入场仪式上，朝鲜和韩国能一起入场。奥运大家庭的成员比联合国的成员还要多，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差异，但在奥运会上能够更加团结。萨马兰奇这个回答在我的意料之中，但他第二条是说体育教育的普及——这个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的体育教育不只是指竞技体育，更是指群众体育，也包括体育的观念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得到了更深的普及。但他显然指的不是中央电视台里的那种体育。” 
  雅典奥运会，中央电视台选派7名奥运冠军参与解说评论工作，并对他们进行了一番培训。大师和乒乓球运动员王涛接触较多，他说：“王涛和我说，老瓦打了中国6代乒乓球运动员，要是我也还可以继续打，但我参加比赛，能听到这样的议论，他怎么还赖着不走呀？肚子那么大了还打什么呀？咱们这里的逻辑是你不能拿金牌了，不能为国争光了，你就该走人了。老瓦那种情况，拿到一块铜牌，他的人文价值绝对超过金牌。这次咱们再去报道奥运会，能不能别把金牌炒得那么热，多做些人文方面的东西，多做些失利者的故事？” 
  师旭平7月20日离开北京，7月21日到达希腊，开始拍摄《走希腊》。他回忆说：“一开始领导要我做的时候我觉得难度挺大，要以希腊的古代和现代体育为载体，谈希腊文化、历史、风光、人文。第1集是奥林匹亚，这和体育有关系。第2集阿加门农的故乡，这就和体育没什么关系了。接下来馒头山修道院，和体育关系也不大。但做出来之后领导觉得这样挺好，从更广阔的文化角度帮助人们理解希腊的奥运会。” 
  《走希腊》这部片子每集15分钟，在中央1套每晚黄金时间的“奥运特别报道”里，都播出这样一段和赛事进程无关，让你领略希腊人文风貌的节目。这在以往的体育报道中极其罕见。大师的“希游记”摄影小组在希腊当地临时招募的成员是罗彤。罗彤在雅典大学教中文，她的祖父、父亲都是研究希腊文学与戏剧的大家。 
  “大家说我游山玩水，其实这个活儿非常累。我的片子质量很高，你也许能做一个15分钟的片子，但像我这样用大量的访问来充实，有很多有趣的信息量和文化内涵，你未必能做到。体育节目过于追求艺术气息，走了味不行，可没有艺术气息也不行。《走希腊》和《体育人间》一样，很高的收视率不可能，但能有很固定的收视率，会有一部分观众喜欢。在体育中心的大约20个栏目中，《体育人间》的收视排名基本稳定在第5名左右。台里共有大概300个栏目，《体育人间》多数情况下排在45—55位，最好时排在第29位，当然也有排100位的时候。” 
  大师从希腊归来，张虹和王京宏去报道残奥会，大师接着发表自己的高论： 
  “这次残奥会，最后宣传的调子还是拿了多少金牌，但残疾运动员出国之后能感觉到落差，我们对待残疾人的态度和人家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