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

第32章


记得有一次,美国教会派了一位年轻的哲学博士来金大担任教育系教授,此人业务平平,却一心想当作家,经常把他的作品寄往美国发表。有一天,他外出拍摄不雅观的街景,为我校同学所见,认为他选拍的镜头是对我国的有意侮辱,要他当众交出胶卷并赔理道歉。此事闹到校长室,我及时向包文谈了这一情况,包文写信给美国教会,不久,此人便奉命调离返美,但事后却有人批评我偏袒学生。诸如此类的矛盾,常常使我左右为难。 
  “七七事变”之前,美国教会一度设想调整在华的教会大学,考虑把分布在江浙两省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金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六校合并成为一所“华东大学”。后因抗战爆发,不了了之,但酝酿、研究了很长时间,也开过不少次会。 
  当我第二次从美国回来不久,就爆发了“八·一三”抗战。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日,日军长驱直入,淞沪很快弃守,南京岌岌可危,金大和其他许多单位一样,积极作内迁打算。经与另一教会大学——成都华西大学商洽,决定迁往四川。在迁校问题上,一部分美国传教士对局势估计不足,对迁校抱无所谓态度,显然他们认为一旦南京失守,有美国大使馆保护,不怕日本人干扰。教育部开始时态度暧昧,表示公立大学都迁了,你们教会大学不迁也无所谓。还说目前需要几个大中学校撑场面。在这种情况下,金大只得宣布开学。但20多天后,局势更形恶化,教育部突然通知闭校停课,却又表示无法帮助解决迁校所必需的交通工具。金大行政只好发动群众,依靠师生员工的力量,四处借车辆、船只,运送行李家具及人员。最后分3批从下关出发,经汉口抵成都,前后历时3个月,备尝艰辛,全体教工在西迁中表现得同心协力,十分团结。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理学院迁重庆,次年3月,在四川开学。当时内迁成都的,除金大外,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齐鲁大学,最后还有燕京大学,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一共有5所教会大学集中一地,显得十分热闹融洽。 
  在迁校中,图书馆库藏的图书,因运输困难,未能全部装运,大约只运了总数的十分之一,共一百多只箱子。由南京到成都,路途遥远,沿途押运起卸,图书馆人员均躬亲其事,十分辛苦。 
  西迁不久,金大又恢复了蓬勃气象,但麻烦与困难还是不少,如行政与经济无法统一,战时迁校单位分散。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综合性的推进计划是不容易的。 
  1944年,美国国务院邀请中国各大学推派教授赴美讲学并考察。校董会提出由我代表金大前往。出国期间,校长职务由农学院院长章之汶代理。我本人也颇想暂时卸去学校行政重担,到美国去换换空气。次年夏天,我重返金大,欣逢日军投降。八年艰苦抗战终于胜利结束,举国欢腾,金大师生得以重返家园,极为欢欣鼓舞。于是,计划迁回南京。 
  抗战八年,处境虽然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 
  抗战胜利后,学校于1945年11月组织了复校委员会,我于年底赴南京,接洽复员事项。事毕于1946年1月赶回成都,最后由复校委员会决定4月15日提前放假,4月底开始复员。幸赖全体师生员工之努力,不仅圆满完成艰巨的迁返任务,还维持了教学的正常进行,使金大于该年9月得以在南京如期开学。经过八年动乱,人心思定,大家都埋首于做好本身工作。在复员后的头一年,金大的设备仪器大有补充,各学院所属学科也有所发展。但国民党挑起内战,金大学生同其他学校的进步学生一样,以爱国为己任,热情澎湃,奋起反饥饿、反内战,积极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尽管国民党政府多次表示要各校当局负责控制学生的情绪,加强对学生的管教,尽管我平时要求学生埋头读书,少问外事,但我反对国民党的党团活动干扰高等学府,更反对随意侵犯人权,因此,我十分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活动。记得从1947年到解放前夕,曾多次发生金大师生被捕事件,我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这些被捕的师生,后来多由校方设法保出。解放前有一天,蒋政府派车来接中央大学校长和我两人到蒋宅,蒋介石当面提出,学生频频闹事,要我们对学生严加管束。其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岂是强力所能阻挡。我们二人回答说:我们已经劝告,但要过于管束,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反抗。 
  复校后,金陵大学接受了福开森捐赠的千余件文物,其中有不少名贵的铜器书画。早在抗战以前,我就得知福开森酷嗜中国古代艺术,研究并收藏大批我国古代书画、铜器、瓷器,听说考古学家商承祚还专门为此帮助福开森编写过一本小册子。大约在1930年左右,校董会开会,我与福开森并肩而坐。谈话中,他不时吐露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向往,并说不吝巨金收集珍藏。我当即表示,希望他对金大有所捐赠,以作纪念。他颔首允诺,后因抗战爆发,没有兑现。此前,我曾去北京福开森家中作客,亲眼目睹他那古色古香的书房中,不但字画、古籍多,历代瓷器也琳琅满目。福开森死后,他的女儿根据遗嘱,把乃父捐赠给金大的文物转给了金大。这批文物,前几年曾在内部陈列展出,现存南京大学。   
  回忆金陵大学(5)   
  解放前夕,关心我去留的海外众多校友、亲友希望我去大洋彼岸。但最后,经过深思熟虑,我还是决定留下。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我过去的“科学救国”和“教育救国”理想在旧中国眼看已没有可能实现,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能否实现呢?这问题就促使我带着积极企望的心情留了下来。建国以来的事实告诉了我,祖国如旭日东升,各方面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科学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使我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深受鼓舞,深感祖国前程无比远大。 
  作者简介:陈裕光(1893-1989年),化学家和教育家,字景唐。原籍浙江鄞县(现宁波市)。1915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化学系。次年赴美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有机化学,于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留美期间曾被选为该校留美中国学生会会长,主办《留美中国学生月报》(英文版)及《中国留学生季刊》(中文版)。1922年从美国回国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理化系系主任及代理校长。1925年到南京以后,任金陵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授。1927年起担任长达20多年之久的金陵大学校长。   
  回顾东吴大学法学院(1)   
  文/谭金土 
  在法学教育史研究界,历来就有“北朝阳、南东吴”的说法。“北朝阳”是指北京的“朝阳大学”,它是民国元年(1912年)由汪子健先生倡导、北京法学会同仁集资创办的国内第一所专门研究和教授法律的大学。“南东吴”则是指上海的东吴大学法学院。东吴大学法学院是由美国人创办的一所以研究英美法为主、兼及国内法的比较法学院。上海的东吴大学 
  法学院是苏州东吴大学的一个分部。 
  苏州东吴大学是由美国基督教差会监理公会开办的教会大学,1900年11月在美国田纳西州取得执照,核准开办“文学、医学和神学系,以及可能被认为适宜的其他系科”,校名为“东吴大学”(Soochow University的中文名)。东吴大学建有3所预备学校:苏州的第一中学、上海的第二中学、湖州的第三中学。上海第二中学在1914年聘请了美国人兰金(C.W.Rankin)当校长。兰金先生是一名在上海租界开业的律师,他希望除了在中学工作外,还可以为东吴大学做些其他有益的事情。 
  时值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清王朝被推翻不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需要一系列法律规范来巩固,宪法要编写,各类法律条文要起草,新建的政府需要设立各级法院并配备法官、检察官,还要有大批的律师为社会各界提供法律服务。由于当时的中国法律人才奇缺,尽快培养中国的法律人才是当务之急。谁来担当培养这些人才的工作呢?兰金先生凭借他的职业敏感抓住了这个机遇,他想,他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和在上海法律界的朋友们的法律知识,为新生的民国政府培养法律人才作出贡献。 
  当时,在上海有许多与领事法庭、特别是和英国最高法院以及美国在华法院有关系的律师和法官,更不要说中西结合的“会审公廨”的法官和律师了,在上海还有一些在国外获得法律学位的归国留学生。为什么不利用第二中学的教室办个夜校,聘请那些从法庭下班后的司法人员,为那些完成了白天学业后的学生们进行法律知识的培训呢?兰金先生为此征询了美国法庭的罗炳吉(Charles S.Lobingier)大法官的意见,罗炳吉热心地支持这个计划,并答应做兼职讲师。其他的一些律师也随之答应充当兼职讲师。其中,在1922年至1949年期间,美国在华法院首席检察官陆赉德(George Sellett)博士就曾长期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当兼职讲师。 
  1915年9月3日,“中华比较法律学院”(即东吴大学法学院)正式成立,兰金先生任教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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