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

大学三年多的生活，我找到了某种内心丰富的途径，为自己庆幸之余，也为那些终日奋战在英语单词中的人担心，更为那些兜售廉价和伪劣知识的老师感到悲哀。也或许，内心丰富的途径不只一条，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 
  作者简介：周重林，出生于1980年。曾供职于《中国青年》，后为大番茄传媒媒介经理。与友人策划出版“快乐阅读·时光书系”之《丽江的柔软时光》、《乌镇的似水年华》、《大理的游侠时光》等。独立主编有《天下普洱》。现为云南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研究员，首席策划。   
  复旦与南开 李登辉与张伯苓   
  文/王昊 
  对于多少南开和复旦人来讲，2004年与2005年将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南开和复旦将分别迎来她们建校的百周年纪念。除了与时下许多大学各式各样的百年纪念有着相似之处外，南开和复旦的百年则更具特殊意味。这是因为，假使中国历史上没有南开与复旦，不独近代中国私立大学发展史，甚而一部近代中国教育史都会是另一番模样。历史虽然不可能被改写 
  ，但是少了复旦和南开，一部近代中国的教育史一定不会有那样好看，不会那么异彩纷呈。 
  其实，从个人角度讲，很久以来却不愿意“走近”复旦，更不愿将她与南开两相比较，这种情感多半是基于一种妒羡。近几十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复旦的发展十分骄人，此评价若是复旦人的夫子自道，则未免有自夸之嫌。不过，只要稍微留意，便不难发现，现在从贩夫走卒到墨客骚人，一旦话题关涉到中国大学，则言必称“北有北大、清华，南有复旦、南大（南京大学）”。此种议论，俨然已经成为时下评价中国大学的一种思维和话语定式。相形之下，南开的发展则略显沉闷，甚至南开人自己看来，南开这几十年的发展多少有些默默无闻，缺少激情。因之，每当论起复旦与南开，不免让人有些气短，会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 
  复旦的陈思和先生曾提到，解放后的院系调整，使得一大批著名学者进入复旦，从而一举奠定了复旦的学术重镇格局。这是复旦人的自识，不过，陈先生后来讲的更为精彩，那就是即使在国家意识成为教育主导的岁月中，复旦的“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依然能够被新老复旦人自觉地承传。可见，复旦厚积薄发的关键还是在于复旦几辈学人的精神传承，在于复旦优良的学术环境与学术传统。本来，对于复旦的成绩，作为外人总要有些阿Q精神，“我们先前比你好得多呢”。然而，口舌上的义气之争，于己并不能获得什么更多的好处，徒增自大与无知，最终不免为人耻笑。 
  话说回来，一个学校的发展总会因时代际遇、社会环境、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等条件的影响，每个学校的发展，也会受到办学者办学理念的左右，自然不必追求同一路数和模式，也不必对他人亦步亦趋。但提起复旦和南开，特别是解放前的复旦和南开，两者间确实存在着不少引人兴味的相似之处。上海、天津；马相伯、严修；李登辉、张伯苓；复旦公学、南开学校；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同样骄人的话剧与体育……复旦与南开本身有着不尽的可相比较的话题，有心人自会细细体味。 
  在追怀两校百年的光荣和梦想之余，更令人不能忘怀的自然是两位校长，复旦之李登辉，南开之张伯苓。在当年国人的心目中，民间办学北有张伯苓，南有李登辉。很多复旦和南开校友在回忆文章中，对此也多有涉及，复旦校友梁大鹏先生在《怀李故校长登辉博士》的文章中，曾讲：“国人皆知，李故校长毕生致力教育，和岭南大学之钟荣光校长，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校长，同一作风，互相辉映。”张、李二人，一位北方大汉，铮铮然，讲话掷地有声，极富亲和力；一位儒雅之士，亲切平和，不事张扬。两人身上都不乏一代文化精英的魅力，据后人回忆，“张伯苓演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那绝不是被某些影视中混混儿亵渎了的天津话，那是一口极其纯朴、厚重，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的乡音。”纯朴、厚重，还应加上一点——坚毅，这足以让我们对伯苓校长的人格魅力展开无尽的遐想。对于李登辉校长，因为毕竟是复旦门外之人，不能对李校长的音容笑貌妄加揣度，不过，从复旦校友的回忆中，还是可以大致勾勒出李校长当年谦谦君子的风度与气质。唐振常先生曾回忆，许多老北大校友在怀念蔡元培先生时，多情不能已，涕泗滂沱。这种情感同样体现在老复旦与老南开校友的身上，李登辉、张伯苓两位校长，同蔡先生一样感动后人。张、李两位校长毕生服务于中国教育，尽管他们的教育生命和实践已经终结，但是他们留下的教育事业依然枝繁叶茂，他们的教育思想依然会给人以无尽的启示。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翻开一部中国近代教育史，不难发现，多少私立大学都已经灰飞烟灭，虽然如今的复旦与南开亦非当日的复旦与南开，但至少复旦精神、南开精神依然被传承了下来，被融入了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血脉之中。 
  说到人格魅力，梁先生的“同一作风”，真是一语破的，对此，复旦和南开的校友们自然会心有戚戚焉！尽管李校长之后，钱、吴、章数位校长出长复旦，但是在复旦人眼中，李校长对于复旦却有着更为特殊的象征意义。李登辉致力复旦大学的建设40年，一句“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让多少复旦人铭记于心。张伯苓校长亦毕生奉献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是他对南开人的要求和希冀，至今为南开人心口相传。时人每论教育家的思想和教育理念，则必称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大学、大师、大楼之论，其实，当年张、李两位校长亦有相似之论。大凡有为之教育家必会有高屋建瓴的教育理念和思想，岂非私见！ 
  张伯苓之于南开，李登辉之于复旦，从文化的角度应该有极有意思的文章可作，至少很能钓复旦人和南开人的“胃口”。比较复旦和南开两校，自然也有着更大的可发挥空间，同为私立学校，在办学体制、学科结构、教育方法、教学管理、人才培养等诸方面均有可资挖掘的内容。研究这两所在中国历史上较具代表性的私立学校，不仅仅是为了从当日中国教育资源中汲取经验和教训，更重要的是为当下中国民办教育提供一些办学思路和观察视角，为中国教育发展寻找一个观念的突破口，将中国高等教育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作者简介： 
  王昊，1977年生，山东招远人。现工作于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讲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南开校史研究。   
  老清华教授面面观   
  文/唐少杰 
  老清华（1911-1949年）的师生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回眸的一个群体，当年的校园刊物中很多文章在谈论着他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兴味无穷，从中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人文气息，那真是一个令人流连的时期。 
  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议论过教授，但也很少有像清华的学生如此大胆又如此深情地大面积、公开化地大谈特谈教授甚至是校长的。我们不得不为当时学生的大胆惊叹，更不得不为那时的宽松的师生氛围惊叹。从中能够领悟出的远不止是一幅幅教授众生相。 
  常言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这句话好像特别为我们的刘叔雅先生而设的。 
  记得那日国文班快要上课的时候，喜洋洋地坐在三院七号教室里，满心想亲近这位渴慕多年的学界名流的风采。可是铃声响后，走进来的却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入；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黄瘦兮似辟谷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虽尚不至于骨子在身里边打架，但背上两块高耸的肩骨却大有接触的可能。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即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猿…… 
  ——一幅多么不堪的形象。这是发表在1934年《暑期周刊》上的《教授印象记》中刘文典先生的画像。一位有着清新优美的文笔、绵密新颖的思想的学者，在学生的想象中该是位风流倜傥的摩登少年，至少也得是个状貌奇伟的古老先生，怎知是这副尊容！作者是真的失望吗？其实不然，他先抑后扬，马上极力抒写刘先生学问的渊博精深，对学生的恳挚，对国事的热忱，其精神的力量远远盖过了相貌的不足，矗立着的仍然是一个可敬可爱者。 
  在学生笔下遭遇相同命运的远不止一个两个： 
  比如俞平伯先生：“一个五短身材的人，秃光着脑袋，穿着宽大的衣服，走起来蹒蹒跚跚的，远远看去，确似护国寺里的一个呆小和尚，他就的的确确是俞先生么？”——这是相貌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陈寅恪先生：“里边穿着皮袍外面套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边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穿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孑孓而来。”——这是衣着与学问之不成正比； 
  比如冯友兰先生：“口吃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