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大学

 
  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有一个社会贤达的群体。这个群体由前朝官员、地方绅士及各行业中具有社会声望的人士构成，国立大学的校长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成员。它的形成与当时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相关。这些人一般都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为社会各政治力量认可的社会声望。他们通常不直接介入政治活动，只是一个中间性质的力量，在文化、道德和社会进步方面起主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听说胡适将出长北大，曾引起很大反响，社会对胡适寄予厚望，当时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给胡适写信，表达对他的信任。胡适当时还在美国，他在给朱家骅、蒋梦麟的一封信中说：“将来弟归国，若不得已，亦愿与孟真兄分劳，暂代一时，以待梦麟兄之归……”当时胡适对蒋梦麟在北大的作为很肯定，以为他的步入仕途是“为政府征调，只是暂局”。当时的情况是蒋梦麟离开后，蒋介石想让胡适或傅斯年出任，因为傅斯年在国内。蒋介石先让教育部长朱家骅征求傅斯年的意见，而傅斯年则说北大校长非胡适莫属，绝无自荐意，并为此上书蒋介石。这说明政府认同胡适和傅斯年是文化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人物，这个评价是蒋介石的幕僚陶希圣的判断，唐纵在他的日记中说：“与希圣谈转移自由分子对政府之恶感，希圣认为胡适之为最恰当之人物，可惜适之不能归。其次傅斯年对西南联大亦颇能影响，如果自由思想派能了解政府，则青年学生不致为共党所愚。” 
  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先后担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可以理解为两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是平衡的。从严复、蔡元培经蒋梦麟到胡适，作为国立大学的校长，他们和政府之间，基本是一种诤友的关系，你不对的时候我批评你，你对的时候，我就支持你，这种关系，是建立在一种相互信任基础上的，有人格和知识作最后的底线。蔡元培和胡适他们曾有过“好人政府”的倡言，政府也在不同时期尊重过这种意见。当年无论北大还是清华，都曾有过名教授从政的先例。从早期的罗文干、汤尔和到后来的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与何廉等，可以说，早期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与政府有过“蜜月”时期。这种“蜜月”的建立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人格和信仰有相当的敬意，二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早期历史上，政府官员和他们有天然联系，即同出一校或在同一地留学。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主要来源于科举，科举的传统是特别看重同年科考，这一传统到了现代转化成同学同校之谊。 
  1949年前，中国国立大学校长在政治活动中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作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一种缓冲力量，在国家与社会发生对立时，他们居间调停，化解矛盾。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没有这种力量。国民政府时期，大体保留了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起码尊重，有冲突，但主导倾向是合作。在政府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间，政府是强者，他们的合作是强弱之间的合作。凡强弱关系能保持合作，必是强者一方有大的诚意。“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召开庐山谈话会，当时主要国立大学校长基本到会，表现了政府对所有社会力量的尊重。 
  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与政府的关系，其实主要是政治关系，而不是一般的谋生关系，它的主要意义是在精神方面。1949年之际的时代转换，在中国历史是空前的。因为以往的政权转换，对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影响并不是突变的，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一般可以延续，而这一次的时代变革却把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文化传统全部改变了。 
  马寅初是新政权建立后的首任北京大学校长，但他和政府之间已没有往日的平等地位，他与新政府之间只有屈从，没有独立。中国大学校长身上的独立性到了马寅初这里就绝迹了，他是中国国立大学校长中最后一位在政府和校长间显示了自由精神的人。   
  学历当年   
  文/杨建民 
  前不久见到一篇文章，读毕后才知道，通数国多种语言，学问渊博的大学者陈寅恪先生虽在西方多个国家游学多年，却没有获得个什么“博士”学位。对此，陈先生这样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年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他还说，自己从20多岁到德国，立志尽量多学几种语言。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学知识找资料上，至于有没有学 
  位，并没有放在心上。 
  其实，抱着与陈寅恪先生同样心思，不多关心学位，而最终成为饱学之士的文化人，还颇有那么几位。例如近年来笔者曾研读过的著名翻译家、诗人梁宗岱教授。1924年，只在广州岭南大学（今中山大学）读了一年的梁宗岱先生，听从李宝荣老师关于真正有志于文学，就应该去欧洲文化的中心———法国的教诲，前往欧洲游学。在法国，他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瓦雷里。瓦雷里告诉梁宗岱，求学要务求实学，看重博采；汲取西方文化，要从精义入手，不必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这些深刻见解，给了梁宗岱很深的影响。在欧洲的几年里，梁宗岱曾潜心到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著名学府游学研读，广泛吸收西方文化营养，并没有为学位的单一学科束缚。回国后翻译了许多西方诗文作品，质量颇优；他的不多的文艺理论著作，近年来集中重版，仍获得很高声誉。 
  到西方学习，却又并不专攻什么学位，可以知道的，应该还有翻译家傅雷、美学家宗白华、诗人艾青、作家兼记者萧乾等人。他们都在西方游学有年，却似乎没有专攻“硕士”、“博士”学位，但从今天看去，他们的学识和成就，在各自领域应属一流吧。 
  除此之外，中国文化史上，另有一批只有不高的学位，但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学人。譬如王国维。王国维是上个世纪初少有的学贯中西、既精且博的大学者。他在史学、哲学、教育、文学、文字、音韵、版本目录等领域，均有重要建树。在蒙元史科、汉魏石经、殷墟文字、汉简唐卷方面，尤有前人不及的造就。可谓新学旧学，熔于一炉。但说起学历，却有限得很。他从7岁起读过近10年“私塾”；后来在“东文学社”半工半读了两年半日语和英文。两次“乡试”皆未中，加上16岁时考的“秀才”名分，也就算是相当“中专”学历吧。 
  鲁迅先生人们十分熟悉，他的小说、杂文创作之外，还有《汉文学史纲要》和开一代时风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学术著述。他到日本留学是学医，进的是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历算不得高，而且所学与他后来从事的专业基本“不搭界”。 
  著名学者、教授梁漱溟先生，以研究哲学、佛学、东西文化著称。但他的学历，是毕业于顺天中学堂。大约相当于专科吧；现代学者舒芜先生，早年广泛涉猎哲学及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论文；在大学教授过“墨子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历代诗选”等课程；近年来发表数种研究周作人的著作，有相当影响；而他的学历，是“高中未毕业”…… 
  粗粗举了以上这些例子，其实是想谈及与此相关联的一个问题。以上这些学人，虽然没有到西方攻什么“学位”，在国内也没有甚至“大学本科”学历，但是，环境却并没有因此而拘牵他们的手脚，而是给了他们各自发挥自己才华的一片天地。 
  陈寅恪先生，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回国后却立即被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后来又在数所高等学府担任教授。他关于历史、文学方面的著述，大都是在这些院校完成的。可以看出，不是他的学位，而是他的学识能力，给了他施展长才的机遇。 
  梁宗岱先生，要说学历也只是大学“未毕业”，但就在欧洲游学期间，便接到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学聘书，请他以教授和系主任身份回国主持北大法文系，梁先生当时年龄不过28岁。后来他又在著名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等校执教，可以说丝毫未受“学位”影响。他后来的成就与这种不看重“学位”的重用有很大关系。 
  傅雷先生后来成为著名翻译家，以翻译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享誉读书界；宗白华先生长期在著名学府任教授，以“美学散步”的人格学风影响深远；萧乾先生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尤其晚年与夫人文洁若先生完成“天书”《尤利西斯》的翻译，使他的文艺才能发挥尽致…… 
  王国维先生学历虽不高，但他的学术成就却赢得广泛认可。他的关于《红楼梦》的研究，他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在学术一路，均可称为开山之作；他的史学研究使他被誉为“史学大师”，他还担任了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而这导师仅有4人，是梁启超、陈寅恪一列的，他的成就和地位，似乎并没有受到“学历”影响。 
  鲁迅先生不用多说，他以“医专”学历，后来在北师大、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授之职。他后来的文学成就与这些教职应当有所联系。学校营造的学术氛围使他的学术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给他奠下了深厚的、非同一般作者可及的功力。今天人们读鲁迅杂文，常惊叹其犀利，而杂文写到耐读、耐时光打磨，绝非随随便便看到报纸发一段议论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