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当年身临其境，今日记忆犹新，恐怖的遭遇，历历在目。 
  1942年3月16日，蝗军屠杀了他九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当时他才7岁。 
  转眼间已过去了50年，可是当年身临其境，受到惨杀而大难不死的人，今天还在默默忍受这场祸害的后遗症，而年轻的一代，对白白牺牲了性命的亲人当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孙氏表示，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是理直气壮及天公地道的。当年马来西亚所获得的日本政府赔偿金，只是两艘价值2500万元的货船。 
  数名受到日本蝗军残酷杀害而大难不死的人士出席记者会。他们是来自马口的陈来、刘海及尾港村的王伍尾等。 
  其中以王伍尾的遭遇最令人辛酸，虽然事情已发生了50年，但是他右脚的伤至今仍未痊愈，继续纠缠着他，带给他永无止境的痛苦。 
  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氏是受到蝗军的迫害，以他是抗日军为藉口对他施加酷刑，迫他招供。丧失人性的蝗军为了要达到招供的目的，穿上了铁鞋，不断重重踩踏他的右脚和双手，导致他双手和双脚粉碎，烂成一堆泥浆似的。 
  （参见本节案例123） 
  14． 1994年3月21日(星期一)《星洲日报》，郑顺智： 《首位巫裔老铁人现身痛述建死亡铁路之苦》 
  老铁人亚利沙烈 
  首位露面的巫籍老铁人向本报现身说法，痛述日治时期被抓去县暹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的痛苦经历。 
  这位老铁人，名叫亚利沙烈，现年75岁，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打波南宁。 
  他是来到瓜拉庇朥会见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要求加入协会，以向日本政府争取合理的赔偿。 
  老态龙钟的亚沙说： 1942年初的一个晚上约12时，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蝗军来到其住家，以枪柄猛击大门，当他开门后，蝗军不分青红皂白，令他取些衣服，马上跟他们走。 
  登上军车后，蝗军随着到另两家，将其两名亲戚耶新姆及亚利敏彬捉上车。 
  此外一路上，不少华印青年都被如法炮制；整整一罗厘人被送载到马六甲宪兵部，在一车中早已挤满许多“同命人”。 
  约是凌晨3点，日本军人威胁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说：“皇军要你们去泰国修铁路，为期三个月就可回来，工资每日3元，违反者将被……” 
  接着这批为数约千人分乘军车送到火车站，载到淡边后转火车南下到新加坡。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SELARANG PART住了三天，然后分乘四轮船（每船约三至四百人），乘风破浪经七夜抵达西贡。 
  枪压下穿山越岭 
  从西贡，数以千计的人在蝗军持枪压迫下，携带行李步行去边境，穿山越岭，千辛万苦夜宿森林，一路上日本军并未提供粮食，沿途依靠随身一些干粮及住在森林的人家提供一部分食物，饮山涧泉水。这一行差不多走了一个月，许多人不能支撑，有被毒打，也有不少病死原野，也有被打死，暴尸原野，无人置理，可怜可悲，但无人敢反抗。 
  到了“肯佳那布利”，他才开始见到每三哩有一营站。 
  我们被令在哇打里母泰森林区自行建营帐，开始苦力生活，而原有的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约700人，此情此景，大家都心惊肉跳，吃不饱，睡不好，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引。 
  “我们每天凌晨三时就得起身行一小时的山路到工作地点。” 
  亚利说，他们一组共24人是负责砍大树供建铁路木枕，大树砍下后，都赖大象拖拉至目的地。 
  环境恶劣，饮食不清洁的水，工友大多数生病，但也得冒病工作，偷懒的肯定被殴打毒刑，病了又无药可治，自生自灭，简直生不如死。 
  “在营里，每天都有死尸，我的两名亲戚也先后死于荒野，每隔三两天就得挖坑埋尸。”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7)   
  他说，蝗军打人不必看时候，枪柄、木棒、竹桐是他们的行凶武器，他亲眼看到一位同僚因病不能工作，被蝗军当头一棒打倒在桥上，然后一棍打腰顺脚一踢，惨叫一声抛入大河，没有人敢多看一眼。 
  亚利在铁路工作过了三年多非人生活，大命不死是拣回一条老命。 
  日本投降后，他在联军的安排下送到曼谷，然后分乘船送到新加坡，回到故乡，有如再生，也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亚利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50年前的事负起责任，给老铁人或后裔予合理的赔偿，政府更应在此方面给予协助。 
  （参见本节案例123）     
  第四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   
  杨文福 
  1. 受害者： 
  杨丹，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丹之子杨文福（Yong Mun Fook），56岁，经营电器和自行车，祖籍福建兴化仙游，身份证号码为137112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石头巷，现住毛边余广街14号。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73420元。 
  投诉内容：日本皇军入侵之后，要我父亲交人头税，供奉纳金，在那时，父亲没有钱交人头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树胶园卖掉来交人头税。在我父亲还没去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地说，这些是我卖掉胶园所遗下的钱，你们好好收起来，这是我的血汗钱。所以留到了今天，希望日本政府要体谅，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4日。 
  林万才 
  2. 受害者： 
  林国呈，男，32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国呈之子林万才（Lim Van Choy），44岁，商人，身份证号码为500305085449。日本侵占时住Gunung Rapat Ipoh，Perak，Malaysia。现住30 Persiaran Madrasah，Hillview Estate，Ipoh。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39300元。 
  投诉内容：50年前，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杂货店商人，他辛辛苦苦积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票。这39300元香蕉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之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是二战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们仍然保存了这些钱50多年，作为战争的纪念。如今，这些钱已经被我继承了下来。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香蕉票上面有“日本政府保证按票面价值兑换”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按照票面价值合理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陈良炳 
  3． 受害者： 
  陈良炳（Tan Leong Peng），男，82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良炳本人，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2089621。日本入侵住13，High Street，Gopeng Perak。现住19，High Street，Gopeng Perak，Malaysia。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经营自行车轮胎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不应该只是执行人类最野蛮的政策，令人遗憾。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曾庆敦 
  4． 受害者： 
  曾春，男。 
  投诉人资料：曾春之子曾庆敦（Chan Jin Toon），61岁，职业：Burnh，祖籍福建永定，身份证号码为330306085185。现住2， Main Road，sg.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承认军用票。父亲所留下的香蕉票达1万多元，这些军用票是我们的血汗钱，当时日本政府允诺可以兑换。希望当今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蔡逢泉 
  5． 受害者： 
  蔡加坤，男。 
  投诉人资料：蔡加坤之子蔡逢泉（Chuah Hong Chua），63岁，农民，祖籍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603981。现住489，Lorong 8，Kampung Bercham，Ipoh，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133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