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走边忽悠

尤其是我做过那么多的坏事，好容易盼到了这个赎罪的机会，我还能怕疼吗?
想到我的付出能让另一个生命得到延续，这个人还让我有点非分之想，嘿!嘿!我的疼痛顿时减少了许多。没一会医生就把我搞掂了，他们告诉我如果效果不理想，半月以后我还要再来一次。她爸爸这时候问我有什么要求。我看着他有点不太顺眼的脸，真想问问他：你姑娘如果好了，能不能让我……可是我不敢!那样老天爷是不会原谅我的，我悄悄地一个人活动活动心眼就足矣了!
我理直气壮地对她爸爸说：“我不多要，也不少要，你给我三十块钱，我打个车回去就行了。”
他爸爸潇洒地给了我一张一百的，他显然是不想让我拒绝他。这也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我收下了。我们国家现在每年有四百万的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在这等待期间每年有80万人死亡。深圳市［中华骨髓库］是我国唯一的骨髓库，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其骨髓配对成功率较高。骨髓库建立近几年来，有六万名志愿者通过捐血为骨髓库捐献了造血干细胞，并有几十名患者受惠。但骨髓库资料仍太少!太少!医学界人士说，如能扩充到1600万份以上可初步适应国内临床的需要。而美国骨髓库的志愿者是27万人，台湾骨髓库的志愿者是14万人，我们的六万人志愿者实在是太少了!
资金不足是导致骨髓库建设缓慢的重要原因。目前，每增加一个捐献者，仅做一个HLA型检测试剂费用就需500元；建立一个储有100万份资料的骨髓库，检测试剂费用竟达5亿元之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要求那些有爱心的人，捐完了骨髓还让人家再捐500块的检测费。
有一个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大家都没有认识到，那就是有白血病患者的家庭，他们完全可以组织起来自救!我想在我们四百万患者的家庭中，从每家的七大姑八大姨里，找出四个志愿者应当不成问题，让每个家庭负担2000元的检测费用，也不成问题。四乘以四就是1600万人呀，那时候我们的中华骨髓库不仅可以满足我们国内白血病患者的治疗需要，而且还可以成为全世界的骨髓交换中心。
当外国人求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愿意无偿捐献的就无偿捐献，愿意有偿捐献的我们还可以卖钱……我没有权，没有号召力，我的能力只能是从我自己做起!难呀!尤其是许多人都把我当成了坏人看待，我的愿望能实现吗?社会上有多少问题是我所爱莫能助无法解决的呀?这几天广州的天气热起来了，我的房间里没有空调。白天我热的受不了，就跑到商场里去逛悠，要不就呆在白云山上凉快。我最有效的降温方法就是冲个冷水浴，晚上睡不着我就不停地呼哒着以前的房客给我留下的那把烂芭蕉扇。我清理房间的时候，曾经想把这把烂扇子扔了。可是我闻了闻扇子的把手，发现它很香，就想这肯定是一个长得不错的小姐用过的，要不然她怎么会搬出三元里呢?我摇着它说不上我那天就摇发了……我一边摇，一边幻想着我站起来以后要干的那些事情……
机会来了，芳燕儿给我搞来了一本台湾刚出版的书《天涯亡命路》，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台湾退休的资深警官，我看了以后不由得拍案叫绝。书中把近年来两岸三地所发生的大案要案逐件地进行了剖析，它的角度非常独特，把追捕反追捕、跟踪与反跟踪、犯罪心理与警察心理、侦破与反侦破的手段和心理活动，描写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这简直就是一部教唆犯罪分子如何逃避惩罚的教科书啊!我说芳燕儿怎么能喜欢上这本书呢!
它在分析张子强‘掉脚’的原因时，认为张子强太不拿村长当干部了。李嘉诚既是香港富豪也是我们政协的副主席呀!连这样的人他也敢动。他不死谁死?李嘉诚是华人首富，他能赚那么多钱他怎么也是个神呐!张子强再有本事他也是个鬼呀，鬼怎么能斗过神呢？张子强绑着炸药去李嘉诚家淡判去了，还和李嘉诚大谈人生观。李嘉诚虽然神态自若地听着，人家心里说不定想着什么呢?
张子强以为他没有杀人就没有死罪，可是香港没有大陆有啊。人家李嘉诚也没有把他斩尽杀绝呀，既没有收拾他老婆，也没有让他退钱，甚至都没有报案就把他办了，而且此前他还给了张子强远走高飞的机会。可是张子强自以为是，并不把领导放在眼里，还号称要绑遍香港所有的富豪。对这么狂的人，领导能不生气吗?领导能不为民除害吗?
出这个书对社会有一定的危害性，但是我不出别人也肯定要出，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世界上有畅销的书出版，中文的在港台上市一个星期内，外文的在国外上市一个月内，保证就有盗版书在市场上出现，而且会有三个以上不同的版本。黑书比的是质量，拼的是速度，如果在市场上早发一个小时，晚发一个小时，都是生死攸关的!
如果我的这本书搞好了，手里的二十万就会变成四十万，这种机会可是我盼了好几年的，尤其我现在已经渴成了这个样子，马上就变成了一个红了眼的赌徒，我还能管得了良心吗?我风风火火地审完了这本书，发现没有政治问题就兴奋了。于是我来不及净手上香，就捧着这本书扑通一下，跪在邓小平的像前说：
“老爷子呀!我又要干坏事了，我无奈呀!我要活呀!卖火柴小女孩的七根火柴，已经灭了六根啦。现在就剩这一根了，可别让它灭了呀!我不干别人也得干呐，与其这样这钱还不如让我赚了。我多少比他们好点呀，我还想为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呐!”
我从地上爬起来不敢怠慢，直向制版公司跑去。他们连排带校带出片流水作业，八个小时就搞掂了。就在我筋疲力尽的时候杨波约我去玩，我告诉他我在做要紧事，快撑不住了，赶紧给我搞点“冰”来提提神。他不仅给我送来了一包“冰”，还给我带来了一包新出的“K仔”，他神秘地告诉我如果我发财了，就把这个吃下去感觉一下。
印刷厂的人就等在附近，片子出来一半我就拿出去让他们回去拼版，等我这里全部搞掂以后，印刷厂不仅把封面印完了，连内文都开机啦。十六个小时以后，也就是第二天的早晨八点五十分，我的首批五万册《亡命天涯路》已经一万册在广州上市啦。
怪不得余秋雨说我们这些搞黑书的本事大，我自己都自豪啊，我出的是三十多万字的书，可不是报纸呀!余秋雨虽然大道理讲得一套一套的，但是他不懂江湖上的规矩，他的一本新书还没有出版，就不知深浅地在网上炒作。我不知道是让哪个书贩子给扒下来了，反正不是我干的，人家可不管你写没写完，能卖钱人家就给出了。
结果气得大师对媒体表示：‘这些家伙本事真大，眨眼间就把我的盗版书发遍了全国，我以后再也不写书了。’果然大师封笔了，他跑到电视台给唱歌地当评委去了。这不是大材小用吗!大师停了几天又深沉不住了，最近听说他又要出个‘什么十五年’的东西。
余大师虽然什么都会写，可是他写不出我这个味道的东西，因为他没有我这个经历。也不可能像我这样刨析自己，如果他要是能放下架子像我这样写，他的故事肯定比我的还好玩……如果要让我达到他那样高的造诣，可能让我重新活一次也不灵!因此我不想当作家，我也永远当不上他那样的作家。
下午，何大爷打电话告诉我，书已经卖完了，他还要追加一万套。我初战告捷，赶紧通知工厂送货，并又加印了五万册……我快两天没有睡觉了，胜利在望我去中央酒店开了间房，准备睡上一个不热的好觉。
我睡到第二天上午，何大爷又把我吵醒了。他还要加一万，我听了心里这个舒服呀!我赶紧了解工厂的进度，工厂告诉我现在已经装订出两万多了，晚上七点以前就全部齐了。我想给芳燕儿打电话让她分享我胜利的喜悦。可是打了她所有的电话我怎么也联系不上她，我又试着打了他老公的手机，也是关机。顿时一种不祥之兆让我打了个激灵!
我顾不得许多，急忙跑到街上用磁卡电话打到了她澳门的家里。电话是她儿子接的电话，她儿子来广州我带他玩过。他听出了我的声音后告诉我，他爸爸和妈妈让澳门的警察带走了。他奶奶不让他乱讲就接过了电话，她不认识我自然不会和我多说什么。我只好挂了电话。芳燕儿和她老公的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不过他们掉在了澳门让我多少有些安慰，因为我知道他老公的本事……
第二天印刷厂的厂长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你有没有时间晚上咱们一起喝酒?”我听了“一起”两个字以后，不由得心惊肉跳!这是我和他早就规定好的暗语，如果谁在电话里说出“一起”两个字，就意味着他出大事了，让对方赶紧逃命。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谁也不敢拿这个开玩笑!我虽然心惊可嘴里还是若无其事对他说：“有啊，我正想找你呐，我有个哥们正好有点活。晚上七点我们一起到工会的‘食为先’吧。”
放下电话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两点多。我分析了一下应当在晚上七点以前我是安全的，我并没有急于退房，因为这个房间是我用一个拣来的身份证开的，我还有个不真不假可以上飞机的身份证。我没有用房间的电话和任何人联系过，这里应当是安全的。我看着手里的这个手机想，这个电话是不保险了，但是我还不能关机。这样容易打草惊蛇。事发广州何大爷是个关键人物，我认为及时地通知他并摸摸他的底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