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

    崇祯十五年夏秋之交，久经战乱的蜀地即将迎来一个平静的丰收季节。m.
    这种平静，既不是疯狂之后的平复，也不是过去时光的延续。那是一种压抑中的激情，一种束缚下的活力，一种被厚实铁壳包裹在中心正在猛烈膨胀的炸药。
    肆虐蜀地多年的土暴子突然消失了，毫无影踪地消失在了茫茫巴山里；高高在上的书生们也消失了，毫无声息地隐藏在了茫茫的人海中。
    所有人们过去熟悉的东西统统让开了道，新的让人疯狂的东西占据了所有的信息窗口。眼耳口鼻，能看见的、能听见的、能尝到的、能闻到的，只有两样东西：
    上面的，或称官方的，是外层的铁壳，是护国安民、天下太平，是对逆反分子和土豪劣绅的无情镇压，是蜀地官府机构的大调整、大融合。
    下面的，或称民间的，是铁壳包裹下的炸药，是漫天飞舞的银钞，是即将举行的蜀考。
    ……
    崇祯十五年夏天，刚刚剿灭巴山土暴子的蜀世子朱平槿，在军队、农民和部分新旧官僚宗室及新兴工商业士绅的支持下，借助剿匪之战中积累的赫赫声威，对蜀地上下来了一次毫不留情的乾坤涤荡。
    那些筹划政变的宗室亲贵、反对新政的官吏书生、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被早有准备的专政铁拳瞬间砸得粉碎。
    转眼数月过去，经历大镇反运动内外洗涤的蜀地已经与过往大有不同。一句话总结，叫做“风气大变”。
    整个社会感受最明显的领域，当属运动整治的重点之一：舆论界。
    蜀地的舆论界，大致可以分为主流媒体或称官方媒体、民间媒体以及无处不在的街谈巷议。
    目前蜀地的主流媒体主要由三份报纸构成。发行量排名第一的当然是资格最老的复兴报，其次是刚刚创刊发行的小型时政期刊《大明正论》，再次则是工商界的喉舌《蜀都商报》。
    非官方媒体，以民间各家书坊自行印制的大量出版物居多，包括时文、诗歌、、游记、野史、言情、志怪、专论、揭帖、书画等等，形式多样，受众广泛，不一而论。
    由于主流媒体数量少，控制严密。街谈巷议，则有如朱平槿前世的网络评论一样，形形色色五彩斑斓，既难管也堵不住，因此大镇反运动中突出整顿了民间媒体。
    整顿民间媒体的手法，用实际主导者朱平槿的说法，叫做“三个一”工程，即：
    一根红线，标明了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不听招呼的，出头就挨打；
    一个方向，点明了统治者对舆论宣传的几个原则。喜欢唱反调的，揪住就掌嘴；
    一条路径，规划了舆论产品面世的唯一渠道，即必须通过出版审查。报纸送清样，书刊报样书。内有不敬不法不宜的，统统删除开天窗。
    在抓人杀人的血腥高压之下，历来桀骜不驯的民间媒体立即老实了。即便街谈巷议也不是防空洞、避弹所。管不住也得管，堵不住也要堵，因为这是政府的职责。
    四川产茶嗜茶，成都有大小茶馆三百五十余家，遍及于城内大街小巷。
    有茶馆，便有茶馆文化。
    中高档的茶馆，往往会聘请说书先生、评弹小曲等节目来回转场表演，并因此形成了茶馆间不同的竞争特色。
    新近成立的舆论综合治理办公室，简称舆论综治办，并没有放过那些说书先生和卖唱小妹。蜀世子所划定的红线、指出的方向和标明的路径，同样适用于这些在民间影响巨大街头艺人。
    端礼门大逆事件后，一名在成都府红遍半边天号称“李铁嘴”的知名说书先生很快被捕，不久便出现在第二批铳决人犯名单中。
    究其原因，就是李铁嘴接收了某些逆反分子的打赏和赞助，在他掌控的三尺舞台上，利用他自己的不幸身世和茶客们的普遍同情，对蜀子及其未婚妻进行了含沙射影的恶毒人身攻击。他的铁嘴过了瘾，却不料台下茶客中便有舆论综治办的密探。
    暂时清除了敌对势力，还要及时用自己的势力去占领思想高地。
    舆论综治办结合近期的热点，主推了几个专题，引起了社会普遍热议。
    一是蜀世子有关百姓“温饱”的重要论述。
    掌握文字的专家们不断地从各个方面阐述他们对此的解读，而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百姓则通过接受官媒采访表达他们对温饱早日实现的热切期盼。
    为了应对汹涌而来的民意，有非权威人士的调侃文章已经为普遍“温饱”定出了一个具体小目标：
    三年以内，在蜀地初步实现成人每月谷四十斤，鸡鸭一只、肉五斤。男人外加一斤酒，女人外加五尺布。七岁以上小孩有书读，七旬以上老人有医看。
    此消息一出，迅速在蜀地的弱势群体中掀起巨大的波澜。
    “大干快上，为早日实现普遍温饱而努力奋斗！”立即成为了成都街面上最容易看见的红底黑字标语之一。
    二是资本市场与工商业的大发展大结合。
    商业贸易，尤其是茶马边贸对榷，是蜀地经济迅速摆脱崇祯十四年初除五蠹运动留下的烂摊子之第一**宝，这是蜀地工商业者基本共识。
    随后与土暴子的战争，装备与农产品加工的巨大需求，又使火器局、机器局、钢铁局、纺织局、顺风镖局、雅州企业群等一批蜀府记明星企业赫然登场。这些企业为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战争装备、为城乡提供了大量的生产装备，也极大丰富了消费品市场。
    再之后的汇通钱庄开业，使蜀地彻底结束了币制混乱的局面。
    银钞的发行，使蜀地的财政效率和工商业效率大幅领先于大明各省直；财富的精确量化与快捷流动，更使蜀地沉睡的财富变成了市场的主体要素资本。以汇通钱庄成立为标志的金融业整合；以银钞发行为标志的新货币政策以及龙王庙野股市场的自发形成，赫然成为了蜀地工商业发展的第三波浪潮。
    但是，对于股市这种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东西，人就像在赌博一样，本能上既会兴奋，又会恐惧。
    蜀地的百姓看到了在股市一夜暴富的机会，却在股灾中哀鸿遍野；工商业者看到了股市筹资做大做强的好处，但在股灾中被迫出清股票，沦为钱庄的打工者。
    反对声浪最高的，还是学者们。
    学者们在股市中看到了人的“性恶”与“非礼”，却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性善”与“守礼”。学者们看到了股市的巨大力量不受控制地释放，当然恐惧于这种力量对既有社会体系的猛烈冲击。
    因此，在股票交易所在城南新址重新开业之际，《蜀都商报》推出资本市场与工商业的大发展大结合这个应景的话题，立即吸引了蜀地上上下下的关注。
    部分学者猛烈抨击了股市对教化万民的恶化作用，却被社会舆论潮水一般的唾沫淹没；
    学者们为股灾的受害者呐喊助威，却遭到股灾受益者与受害者异口同声地咒骂受益者固然要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受害者也需要这个市场来翻本。
    没有了这个市场，输家就永远地输了。
    官员们也站在了学者们的对立面，因为千分之一的股票交易税早已定案，就等着城南股票交易所的正式开张！
    三是首届四川“护国安民、天下太平”参议会的隆重成立。
    “护国安民、天下太平”参议会，简称太平参议会。参议员，又称太平绅士。每届任期五年，可连选连任两届。
    首任太平参议会参议长，德高望重的四川布政左使张法孔在复兴报头版上发表署名文章，对太平参议会的伟大意义做了意味深长发人深省的解读。
    张法孔写道，通过设立太平参议会，进而实现天下为公，帝王与士绅百姓共治共享，这是自三皇五帝以来华夏先进政治文明的革命性回归，是历代先贤圣人如孔子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是大明先君以仁为政国策的具体落实，是蜀世子朱平槿光耀千秋、永载青史的伟大历史功绩。
    太平参议会从省、府、州、县层层设立，广泛吸收川内各地各阶层代表，官员、士绅、地主、商家、军人、百姓、农民、佃户乃至于蛮夷中的优秀者，皆可能成为代表民意的“太平绅士”。
    这样便把各地方各界别的利益和诉求集中起来，把各地方各界别中的人才吸收上来，共同参政议政，共同为“护国安民、天下太平”出力，这才是实现“天下为公”唯一的可以实现的途径。
    四川太平参议会的正式成立，虽然在实际效果方面还有待于历史的检验。但它至少说明，四川在蜀世子朱平槿的英明领导下，已经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迈出了最关键的第一步。
    四川太平参议会的正式成立，也说明蜀地在“以仁治国”方面，已经远远将大明朝的其他地方抛在了身后。
    文章最后，张法孔语不惊人死不休：
    从此以后，“华夏之正宗在我，儒学之本源亦在我。天下视我为上国，我视天下为蛮夷！”
    “天下视我为上国，我视天下为蛮夷！”，张法孔这个惊人的论断一出，立即在川内政坛学界引发了八级地震。
    舆论综治办立即发现了这个热点，并开始有计划地在官方色彩较淡的时政期刊《大明正论》上组织正反辩论。
    什么“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等正论，什么“西夷边陲、夜郎自大”的反论，在《大明正论》上激烈交锋，吸引了无数的眼珠子。
    但无论正反两方的输赢，一个事实已经确认了，那就是太平参议会已经成为川内关注的焦点。
    有些嗅觉灵敏的士绅发现了机会，开始跃跃欲试，试图在一个新的政治平台上，展示他们的影响力，争取或者捍卫自身的利益，实现他们治国平天下的个人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