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

 
  我知道这两件事情没什么太大的可比性，在主持人大婶眼中，清洁工的地位肯定没有足球裁判高。我甚至可以为大婶提供证据——一个清洁工，即使她想贪污受贿，也不大可能有机会。但是由此认为清洁工一定就比主持人或者裁判要高尚，也不尽然，不过都是一个职业，收入有不小的差距而已，大家都一样。我们知道，社会上的人基本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行当，任何一个行当都有存在的价值和基础，同样，每个行当都有可能产生些背离职业精神的人。有裁判受贿，有主持人卖淫，当然也有清洁工不认真工作，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整个行业的人，甚至否定整个行业的必要性，或者否定某一类人的存在价值因而要消灭他们的存在可能。 
  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就有这个趋势，比如,娱乐记者或者足球记者，在一些人眼里就是编造新闻者的代名词。前不久,青岛某报甚至建议在公共汽车上设立民工的专门座位以使他们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我很想在公共汽车上设立专座提供给这个报纸的主编以利于大家歧视。我怀疑的是假如生在上上世纪的美国，这位主编大人到底有没有可能在林肯的废奴宣言上签字。 
  说到足球裁判，龚建平老师已经被公安机关拘捕，个人认为，差不多了，剩下的事情让警察和检察官们操心吧。现在事情的发展已经出乎了我的意料，裁判已经不叫裁判叫黑哨了，以至于某个裁判稍有失误，“黑哨”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了。 
  阿维兰热说过：裁判的失误是足球魅力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连失误都不能够忍受的话，还是取缔足球这项运动算了。 
  我现在也有了霍顿一样的怀疑：为什么会有人愿意做裁判这种职业呢？现在的事情很明显，这个行业已经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前一阵子有人在反“学术腐败”，但针对的是整个学术界而不仅仅是业内那些犯规的学者，似乎洪峒县里无好人。我的疑惑是：如果学术界里都真的如那些人所说从头到尾烂透了的话，我们还有什么指望呢？你可以告诉我某些人很操蛋，但是千万别让我对所有的知识分子失去信心，那实在太可怕了。 
  谁是黑哨？公安机关已经介入了，正常的话，不久应该让检察机关插手了，法律框架内的“说法”我们很快就会知道，而在这之前，我们所要做的还是应该相信那些依然在场上执法的裁判。 
  做爱做的事，但更应该做该做的事。 
  见裁判就喊黑哨伤害的绝不仅仅是裁判自己。除非，我们不需要足球裁判，或者真的不需要足球了。   
  不忍心去回忆   
  现在能记住华志明这个人的不会太多了，他曾经是一篇著名的足球报告文学作品《519长镜头》里主人公的原型，在报告文学里，作者刘心武把他的名字变成了滑志明。 
  滑，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字。 
  华志明是中国第一个比赛后被拘留的球迷，因为他参与了烧南斯拉夫大使馆汽车的行动 
  。 
  说起来还颇有渊源，那辆被烧的汽车修理后辗转被卖到了当时我父亲所在的单位，成为了父亲同事们的话题。我也正是在那前后开始关注足球的。 
  作家理由另有一篇报告文学，叫《倾斜的球场》，和《519长镜头》一样，记录了1985年5月19日那个令人悲伤的夜晚。 
  当时的解说员是孙正平，在李辉乱军之中一脚捅射攻入香港队一球将比分扳平时，他激动地喊了一声“好”，但随后接到了“上级”的电话，让他冷静点儿。 
  1985年，已经不错了啊，据老球迷说，1981年上级还不准工人体育场的观众喊加油呢。这不像是看球，倒真的像是给中国足球送葬了。 
  这次米卢带队获得的成功，其实早就应该到来，我们并不是没有好的球员，缺少的只是一个好的机制和一个能画龙点睛的教练。 
  职业联赛之前的那些球员都到了哪里去了呢？那个曾经和巴斯腾克林斯曼在世青赛上同时被评为“希望之星”的李华均呢？那个曾经是亚洲最好守门员的张惠康呢？ 
  张惠康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比赛是1987年在日本东京国立体育场，那时，日本必须战胜中国队才能出现在1988年韩国奥运会的比赛场上，但是，张惠康挡出了日本人的所有射门。结果，中国队凭借柳海光和唐尧东的两个进球第一次走进了奥运会的舞台。1991年，张惠康在一次比赛中，头部撞在了门柱上……一个后来去寻找张惠康的记者这样写道：“５月。上海城沉浸在温润的阳光里，车水马龙从钢筋水泥的阴影中穿梭而过。曹杨新村。一位衣着褴褛的中年男子拘谨地坐在太阳伞下，神情木然地守着破旧的小摊位。‘喂，买彩票。’一名手挎菜篮的妇女冲他嚷，中年男子像从梦中惊醒，缓缓扬起一张臃肿而迟滞的脸。” 
  这张拥有“臃肿而迟滞的脸”的，就是当年在汉城挡克林斯曼的如子弹般射门的那个张惠康吗？ 
  其实，和张惠康比起来，另外一些人更为不幸，比如入选国家队的原辽宁队边锋黄崇，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现在经常能在精神科大夫面前看到他了…… 
  广东球员古广明曾经在一场比赛中被一名北京球员踢断了腿。一个传说：一次，某记者到北京，下了飞机，一坐上出租车就打电话，让朋友帮着查一下历史资料，想知道那名北京球员是谁。 
  朋友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所以然来，这个时候，出租车司机说话了：“不用查了，我告诉你吧，踢古广明的就是我，我姓王……”   
  谁不喜欢马拉多纳   
  不喜欢马拉多纳的人很多，其中最值得原谅的是他在国家队的老队友，后来做过阿根廷主教练的帕萨雷拉。梅诺蒂掌权的时候，帕萨雷拉是阿根廷国家队的队长；到了比拉尔多年代，马拉多纳才成了阿根廷“永远的10号”。足球比赛本身是残酷的，但更残酷的是场下的竞争。中国年轻的守门员安琦说：“我不能给任何人机会。”我很理解这句话，给其他人机会意味着自己的努力付诸东流——当然，如果你不努力的话，机会是其他人的。 
  帕萨雷拉的屁股坐在阿根廷队主教练的位置上后，出台了一个奇怪的规定：阿根廷国家队队员不准留长发。巴蒂斯图塔屈服了，马拉多纳的好友卡尼吉亚和雷东多则退出了那支队伍。阿根廷对趾点上的许多中国球迷在当时表达对了卡尼吉亚的愤怒，认为卡尼吉亚为了保全自己的头发而放弃为国效力的机会是可耻的。但似乎没人想到，帕萨雷拉是为了赶走卡尼吉亚而采取了不光明的手段，以报复当年败给马拉多纳的“耻辱”。我赞成卡尼吉亚的作为，非战争期间，为国争光也不能以牺牲个性为前提。 
  帕萨雷拉之所以可以原谅，是因为他不过是个斤斤计较的小心眼，不值得不原谅。 
  其他不喜欢马拉多纳的人呢？ 
  比如当时巴赛罗纳俱乐部的主席努涅斯，他那么剧烈地伤害马拉多纳不过是为了金钱，这种人你怎么能去原谅他呢？不要说什么在商言商，赚钱是不应该以损害他人利益为前提的，在这个局中，球员不过是一个个“卒子”，只能拼命向前，成“后”的机会微乎其微。 
  阿维兰热不会喜欢马拉多纳，在他眼里，马拉多纳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刺头。1994年美国世界杯上，他居然当着全世界的面，剥夺了马拉多纳继续踢球的机会。 
  在一些球迷眼里，马拉多纳是神的化身，但是在老板们那里，他什么都不是。 
  马拉多纳一度十分渴望去法国马赛队踢球。1989年4月，在联盟杯客场对拜仁慕尼黑比赛前，那不勒斯主席费尔拉依诺告诉马拉多纳：如果能赢得联盟杯的冠军，我就答应放你去马赛……但马拉多纳正双手高举奖杯的时候，费尔拉依诺凑了过来要求继续他们的合同，“不，不，不……我不卖你，我说那话只是为了激励你。”骗子的嘴脸大致如斯。 
  马拉多纳只能代表平民经过奋斗取得的最高成就，永远只能成为富人手中的玩偶。所以马拉多纳成立球员工会，为博斯曼打抱不平等等都只能以失败告终，甚至他不得不偏激地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为伍。这一切，按照刁德一老师的话说，是这个天才的平民性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我坚持认为，如果马拉多纳出生在达官贵人的家里，以他的天分和可能接受到的良好教育，现在应该是阿根廷的总统了，阿根廷说不定因此可以躲过这次的经济危机呢。 
  当然，这都是无法证实的猜测罢了，马拉多纳只是马拉多纳，虽然他是没有话语权的穷人精神上的一道盛筵，然而只是富人餐桌上的一道早餐，而已。   
  把快乐还给足球   
  最让人赏心悦目的足球是什么？是马拉多纳连过五人的惊天一射，还是范·巴斯腾的倒挂金钩？要我看，这些固然美妙，但远远比不上草地上那几个围绕着一只小小足球的孩童，以及他们的母亲投射过来的那种慈爱的目光。 
  足球应该是大众的，而现在足球只属于少数“精英”。 
  作为球迷，我们无从知道国际足联的操作手段，无从知道世界杯后那些“无形的手”，而如果只拖着办公室里劳累过度的疲惫身体坐在球场的看台上或者电视机旁，那我们离足球就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