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年代-刘墉儿子作品

 
  老爸对了! 我们哈佛的图书馆，全用拼音系统。上中文课，全用拼音辅助。写历史论文，中国的人名、地名，全根据拼音系统翻译。读的大陆书籍，全用简体字写成。 
  中文科主任说:“繁体、简体都得会，否则中文再好，也只是半懂!” 
  中文是奶奶的 虽然，我现在对自己读写中文的能力十分自豪，但是，提到学中文的往事，真是噩梦一场。 
  我恨死中文!恨死老爸和老妈。 
  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都忙不完，老爸却隔天要我交一篇中文作文。 
  我得默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些老爸摇头摆脑、爱得要死的古文。 
  我得每个星期六去法拉盛区的“至善中文学校”，上中文。 
  当窗子外面邻居小孩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居然得一笔一画地写这种麻烦透顶的东西。 
  很多从中国移民来的同学，都说中国字最笨，从右写到左，一边写，手一边会碰到刚写完的字，弄得脏兮兮!而且你不能边写边看前面写的东西，因为手正好遮在中间。 
  “最先发明从右向左写的人，一定是左撇子!”我想。 
  “古人悬腕，没这顾忌!”老爸说。 
  不管怎么样，我那些老同学，多半都不再写中文。英文多方便!?一个角度，一条线连下去，不知比中文字省多少力气! 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听的、想的、看的，全是英文。即使在中文学校，下课之后，也用英语交谈。   
  好惨的中文课(2)   
  英语，是我们的话。中文，是老爸、老妈和奶奶的! 谢老师出招 老爸很毒，他看清了这一点，说“一人教之，十人咻之”，效果太差。 
  他居然不再让我上中文学校，把我送到了谢老师家。跟我一起倒霉的，还有老爸的国画学生敦育蕾和黄嘉宁。 
  谢济群老师，是老妈在中山女高的同事，当年在台湾就是名牌的国文老师。她人不高，戴着眼镜，说话总是慢慢的，好像从来不会生气的样子。 
  但是，她的课并不好混。她自己很努力，拼命为学生收集资料，使我们不用功都不成。 
  好老师就是这样，使你觉得念不好，是对不起她。 
  谢老师教得很广，从五四运动到老子、庄子。 
  从苏东坡的《定风波》，到郑愁予的《七月》。 
  从《世界日报》的中文剪报，到《纽约时报》的专题。 
  甚至蔡志忠的漫画书，也成了教材。 
  她会要我们先把英文报上的文章翻成中文，再看中文报上的转载。比比看，谁翻得好。 
  她也跟我们谈历史、谈中国、谈中国人。 
  她跟我老爸、老妈很像，骂中国，又至死自认是中国人。在美国十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被西方淹没，甚至还有点中国文化的自大。 
  “韩国华侨子弟，都会中文;东南亚的华侨，虽然受到当地政府的压制，还是有不错的侨教。至于日本华侨的下一代就很难说。美国更甭提了!”老爸常说，“父母一心想变成蓝眼睛、金头发，就算嘴巴不崇洋，小孩也能感觉到。这种家庭，中文怎么可能保存得好?所以中文教育的成败，跟民族自尊心有很大的关系。” 
  学中文可以赢钱 感谢上帝!自从谢老师接手，老爸就很少再管我中文。 
  只是，在跑步到树林和湖边的时候，他常要我用中文形容风景。 
  什么“粼粼”“涟漪”“潋滟”……都是这么学的。 
  有一次坐在车上，他大发高论，提到一群人“瞎扯淡”，突然灵机一动，说: “‘che dan’赌你一定不会写，写出来输你一百块!” 
  他输了! 从此，每次他要赌，出了题目之后，会先盯着我的脸。看我不会的样子，可能叫价五十;看我面有喜色，就只出五块。 
  我更诈，愈有把握，愈抓耳挠腮，装作不知道，等着他叫高价钱。 
  我终于开始尝到学中文的好处―――赢钱! 我是推销员 记得小时候，学校每年都会给我们糖。一长条、一长条的巧克力，要多少有多少。 
  我最爱吃巧克力了。手上拿着好几盒，口水直流，自己却不能享用。别人想吃可以，一条一块钱! 老师告诉我们，最好的方法是去敲人家大门，然后把盒子举得高高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从附近的天主教小学来。你想要吃一块糖吗?请支持我们的学校!” 
  卖得好的同学，受老师的赞赏。卖到十五盒以上，校长会亲自颁发小奖品。 
  老爸老妈不准我出去卖，说外面太危险。他们总是给我十五块钱，买一盒意思意思。老爸说，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于是，我从来没拿过奖品，也没受到老师的赞赏。惟一的好处是―――糖进了我肚子。   
  性，很美!(1)   
  “孩子们!”他把书“刷”地一下举起来，“这些图片色不色?” 
  ・ “当然色!”他砰一声把书摔下，“但是有主在我们心中，这些图片便不色!”他擦着汗说，“它们很美!” 
  冲浪 教堂赌场 奶奶说，上天主教学校真好，天天穿同样的，不用总是出去买衣服 
  、赶时髦、伤脑筋。 
  但是你知道我们穿什么制服吗?绿裤子，黄衬衫。男生的领带和女生的裙子，则是黄绿格子的，走在街上想躲都躲不掉。 
  我现在回想，这么做是为了显眼呢，还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我们不同，我们是环境好、上得起私立学校的优生儿? 有些日子，校长会大发慈悲，宣布一个Dress Down Day。那天我们可以穿T恤和牛仔裤，而且不用带饭，因为学校有比萨卖。 
  但我总觉得奇怪，爸妈交那么多学费，学校却老是在募捐。卖巧克力糖，为的是使我们能从附近公立小学租辆校车。公立小学天天给免费的营养午餐，我们的比萨却要两块五毛钱一片。有一次学校拿所有“比萨日（Pizza Day）”赚的钱搞来一架天文机器，大家兴奋了好几天。后来我才发现，它是从公立小学租来的。 
  一年也有一次，学校派专人设起扑克牌桌、轮盘、吃角子老虎，把教堂地下室布置成拉斯维加斯（Las Vegas）赌场一样。晚上，家长纷纷穿着西服拥到，由神父们发牌，大家痛快玩，还可以支持教会。我想这也应该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吧! 一年也有一次，专为学生办募款游园会。其中最受欢迎的，是一架机器，上面有个椅子，下面有一池冷水。老师们轮流坐在椅子上，再由同学们花钱买球，对准椅子下面的一个目标扔。 
  命中时，椅子会掉下来，使老师成为落汤鸡。最受欢迎的是修女校长，当她坐上去，学生的队伍可以一直排到教堂外面。 
  神父香 神父们来班上拜访，常常人还在门外，我们已经闻到了他搽的古龙水。 
  我非常佩服神父。不但那么厚一本《圣经》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他们口齿伶俐，每句话讲出来都充满信心。我甚至觉得他们的一身黑衣服很“酷”。 
  修女则完全不同。从头到脚，一身的严肃。她们穿着布鞋，走路没有声音。我们闯祸时抬头一看，常发现她们已经站在身边，眼睛里闪着上帝的愤怒。她们一句话都不必说，就可以把一整班的吵闹小孩化为一片死寂。我们尿急时必须举手说:“对不起，Sister，我能不能用厕所?”她们点头，我们才敢动。妈妈说，那是我在美国学会的第一句英语。 
  有一次，我帮修女搬东西到她们的宿舍，发现里面惊人的朴素。一人住一个小小的房间，墙上空空的，梳妆台上没有化妆品，只有一张教皇举手祝福的照片。提到他的名字，众修女都会做出祈祷状，眼睛朝着天上喃喃地说:“啊，我们圣洁的父亲!” 
  亚当夏娃进化论 修女和神父，最擅长英文与数学。在他们监督下，我们的算数题都写得漂漂亮亮;我们的英文则像美国人常说的:“每个‘i’都打个点，每个‘t’都加一横。” 
  但是这么多年来，有一堂课我从来没见修女或神父教过，那就是科学。其实这也可以了解，上一堂课刚讲到亚当夏娃，下一堂怎么谈进化论? 当然，天主教学校一定有宗教课。我不是天主教徒，却也得跟着上。有一天我们讲到，小孩生下来不久，就必须接受洗礼。有同学问: “如果小孩还没洗礼之前就死了，会不会下地狱?” 
  修女便解说，如果大人发现小孩快死了，可以赶快找个水龙头，把孩子放在下面，自行洗礼。这时我问: “修女，我还未接受洗礼。如果今天我死去，会不会下地狱?” 
  修女说:“大概不会，因为你认识耶稣。” 
  “但是，”我说，“像那些住在中国深山里的民族，他们信佛，但从没听过耶稣。他们虽然一生行善，死后也会下地狱吗?” 
  修女结巴了很久。班上很尴尬，同学都瞪我。   
  性，很美!(2)   
  性，很美! 八年级有一天，学校慎重地发函给家长，然后告诉全班，我们将是校史上第一班上性教育的。 
  大家纷纷站起来欢呼。 
  可惜，这么好玩的课，竟交给了一位神父!每个礼拜，大家在课堂上打哈欠。 
  我们的老师叫Brother Bartholomew，哈佛神学院毕业，高高瘦瘦，一副很有学问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