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上海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上海人的精明。更何况上海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齐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也就是说，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 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上海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上海人其实比外地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上海人的“自私” 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图二十一）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确实不太“自私”。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请参看拙著《闲话中国人》，也就无“私”可“自”。传统中国是“乡上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家”，国同样也是“家”。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 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交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上海人的飞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上海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1分钱买1根针还要找两张草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爽和大公无私？
当然，上海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上海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公共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 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上海人与上海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件或“小气”，在上海人看来则是“大家清爽”，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上海人当中，也有喜欢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全国各地一样的，非特上海人如此。不过，上海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上海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上海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枪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上海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干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上海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上海话，或者显得很精明，上海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公共汽车上乘客已满，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上海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上海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上海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上海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北京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 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 北京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 我还不想走呢！等警察吧！警察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 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北京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上海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 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北京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上海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上海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身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挺身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乱时，就会有上海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乱，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上海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公共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上海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公共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上海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入内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一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守，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上海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上海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上海小市民的毛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干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上海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身：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公共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唇鼓舌，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 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上海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