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城记

这就使得武汉在中国城市序列中总是处于一种十分委屈的地位，也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
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成为“首善之区”的。
  一 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武汉的地理特征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其中，“一线”即京广线，“两江”即长江、汉水，“三镇”即汉口、汉阳、武昌，“五方杂处”则指“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汉口竹枝词》）的武汉市民构成。其余几句，大体上是说武汉地处国中，交通便捷，人文荟萃，具有文化上的特殊优势云云。
具有这样地理文化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迁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惟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优势。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在这里可以遥控东北，兼顾大漠，独开南面，以朝万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确实是理想的帝都。
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当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而武汉也曾经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选。南京的落选自不难理解，而北京的当选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顺应民心的。至于定都北京后的种种不便，则为当时人们始料所不及。现在，这种种不便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明显。于是，迁都的问题，也就开始不断地被人提起。
武汉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汉的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真正的“国之中”。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陕西，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此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甚至甘肃，距离亦都不远，则“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何况，武汉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占尽了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人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蟠，却也龟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 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矿的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引滦入京”的大工程。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射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分裂”？此为大不吉利。再说，三镇一起来当首都，怎么安排 似乎也不好摆平。
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首都就是首都，不承担别的任务，不具备别的功能，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相重叠，或者既是政治中心，同时又是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国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能进能退，可分可合，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干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决非那些干巴巴光秃秃的工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登黄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荡，大地葱宠，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这样地灵人杰的地方，不是正好做首都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从历史和地域两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精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叉渗透交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部队和北方文化“南下”的先开之门。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精英延揽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北方人听得懂，南方人也听得懂；北方人容易学，南方人也容易学。除不太好听外，并无明显缺陷，定为普通话，也就没有什么不妥。
这就是武汉 它是“七星高照”的地理中心，“九省通矿的交通枢纽，文化上“四海呼应”，军事上“六路齐观”，经济上“八面玲珑”，和全国各地都“十指连心”。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按照多少可以给武汉人一点面子的说法，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当时东吴的孙权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其实是湖北鄂城，而不是现在武汉三镇中的那个武昌。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