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传

  1950年6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召开，林徽因被特邀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在毛主席提议下，全体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过了由梁思成、林徽因主持并设计的国徽图案。
  当掌声在大厅里回荡的时候，林徽因激动得热泪盈眶，她病弱的身体，已无力从座位上站立起来答谢了。
  政协会议之后，他们又对国徽细部作了一些技术上的修改，由高庄把平面国徽雕塑成立体模型。
  1950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发出了公布国徽图案的命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该图案的说明，业经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公布之。
  此令。
  主席毛泽东1950年9月20日这一年，林徽因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
  开国后的第二个国庆日，病骨支离的林徽因，由梁思成、莫宗江陪同来到天安门金水桥头。仰望着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国徽，林徽因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那枚金红色的朝暾在她眼前飞升、幻化，她仿佛正沿着一条光的道路，进入虹的拱门，她倾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从历史的方阵上空传来，她的内心渗出这声音的光芒。
  没有拥有，只有这光的召示，此刻她脚下的位置，便是世界的全部。
  这是她用自己的骄傲捧出的辉煌。
景泰蓝之恋
  海王村古文化市场又恢复了往日的喧闹。
  进海王村公园的拱门，四周搭满了出售古旧书籍和珍品玉器的小摊。有的扯起布棚，有的露天而设，琳琅满目，五光十色。
  旧书摊以书架作围，从南数是荣华堂孙氏、长兴书局孙氏、九经阁谷氏、养拙斋李氏、群玉斋张氏、久安堂李氏，都是小书摊。
  书籍插函装架，井井有条，经史子集，分门别类，细心的文化人，总能在这书海里淘出二三珍本。
  古董摊大都设在棚子里，所售都是珍玩玉器、古老佛像、金银首饰之类。那些面具摊、香烛摊、筝摊，还有那些卖兔爷、卖鸡毛掸子、卖空竹的小贩，是进不了海王村这个大院的，便在门外设摊，红火热闹地摆到厂甸。
  海王村是清代烧制琉瓦的土窑，又名琉璃厂。乾隆年间，发掘出辽代柱国李内贞的墓碑，才知道是辽代的村地。
  这里从明、清两代便是书市萃集之所，《四库全书》总目协勘官程鱼门有诗称：“势家歇马评珍玩，估客摊前买旧书。”
  林徽因、梁思成是这里的常客。早在二三十年代就经常同张奚若、徐志摩、沈从文等一班朋友到这里光顾。
  这一天，她又由梁思成陪着来到了海王村。在一个旧古玩摊上，一只景泰蓝花瓶吸引住了她，这只花瓶几乎同她小时候在上海爷爷家看到的那只一模一样，她拿在手里仔细观赏着。摊主是一位老人，见林徽因很喜欢这只花瓶，便说：“二位先生还是有眼力的，这是正宗老天利的景泰蓝，别处你见不到了。就是老天利这家大字号，也撑不住，快关张了，北京的景泰蓝热闹了几百年，到这会儿算绝根儿了。”
  林徽因买下这只花瓶后，老人还告诉她：北京景泰蓝以老天利和中兴二厂为最大，都是清康熙的老厂，现在已经办不下去了。致于德兴成、天瑞堂、全兴城那几家小厂，就更加难以为继。
  回到家里，林徽因总是想着老人的话，不禁为这种传统工艺的命运担忧起来。她与梁思成再三商量，决定在清华营建系成立一个美术组，抢救濒于灭绝的景泰蓝。这个美术组除了原国徽组高庄、莫宗江两名主将，还有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三个小姑娘。
  如今常莎娜担任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钱美华担任了北京珐琅厂总设计师，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景泰蓝专家之一。她们现在还经常回忆起与林徽因一起抢救景泰蓝那段难忘的日子。
  在美术小组第一次会上，林徽因拿出这只花瓶让大家传看。这三个姑娘都感到很惊奇，这是她们第一次欣赏到景泰蓝。
  梁思成说：“包豪斯曾倡导过，艺术不是一种专门的职业，艺术家和工艺师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区别。建筑、雕塑、绘画应该构成‘三位一体’的环境艺术，三者都应该转向与工艺的结合。”
  林徽因给大家讲起了景泰蓝的历史和工艺特点。
  景泰蓝也叫铜胎掐丝珐琅，是北京著名的特种工艺品，最早始于唐代，而以明朝景泰年间最为流传，因其主体颜色多为孔雀蓝豚釉料，故名景泰蓝。这种工艺素以造型美、花纹细、色彩绚丽而闻名中外。它雍容华贵、庄重的艺术风格，早就独树一帜，为世界所称道。
  林徽因接着说：“景泰蓝是国宝，不能在新中国失传。”
  为了调查景泰蓝的生产状况，林徽因、莫宗江与常莎娜、钱美华、孙君莲一起，跑了一整天，才找到了几家不显眼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都是一副破败凄凉之象，有的只有三五个老师傅，几副小炉灶，产量很低，而且产品也销不出去。
  一个老师傅听林徽因说他们是为恢复景泰蓝工艺做调查的，激动得老泪纵横，握着林徽因的手说：“你们救救景泰蓝吧！”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他们基本摸清了北京仅存的几家作坊和景泰蓝生产情况。这些厂子大都处于倒闭边缘，新老艺人青黄不接，几百年来一直是作坊式操作，图案单调，缺乏对整个工艺市场的刺激，因而没有竞争能力，产量低，也销不出去。
  要拯救这一濒临灭绝的民族艺术，最关键是调整生产结构，全面更新设计，才能起死回生。
  林徽因找出了珍藏的历代装饰图案，让大家分析研究。用于景泰蓝的图案只有荷花、牡丹那么几种，几百年来一直没有变化，而中国的装饰图案始终是在千变万化中发展着。
  林徽因把那些图案指点给大家看：“中国的传统图案是这样表现它的象征意义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也都有着自己的象征体系。中国的吉祥图案就是一例，它源于商周，始于秦汉，成熟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吉祥图案以传统的装饰纹样，通过自然现象的寓义、谐音或附加文字等形式，来表现人们的愿望和追求。吉祥图案的内容大都是福禄喜庆、长寿安康。题材是动物、植物、器物、神人、符图等。这些装饰图案有着浓重的民族色彩，至今，它的民族底色不仅没有全然褪去，而且愈磨愈亮，显示了一个古老的民族传统。然而，任何事物有变化才能有发展。景泰蓝的图样设计很少有变化，这也是它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景泰蓝这种民族工艺，要体现多方面的艺术特色，才能走出困境。我们应该编一部中国的历代图案集，推陈出新，闯一条新的路子。让王逊写文，小常、小钱、小孙你们几个画图，很快就能搞出来。”
  林徽因兴奋起来，面颊泛出了红晕。梁思成走过来说：“你又激动了！”
  林徽因这才觉得已经很累了，疲倦地靠在枕头上。
  他们又多次到景泰蓝作坊调查研究，从掐丝、点蓝、烧蓝、磨光、镀金，一道工序一道工序跟着老工人干活，熟悉每一个工艺流程。
  在调查过程中，他们看到老师傅把一条细扁铜丝，蘸上白芨汁，圈成各种各样花纹，然后用焊药烧一下，固定在坯胎上，这就完成了“掐丝”的过程。然后，在花纹的空隙中添上各种彩釉，这是一种细活，要求做到不串色，浓淡有层次，填好彩釉后，把它放在通风处阴干，“点蓝”的工艺就完成了。“烧蓝”的火候最重要，釉料在烧结过程中有收缩现象，需填补釉料，再次烧结，反复四五次，才能烧成。烧结以后，铜丝与釉料已与胎骨熔合，然后施以错工，打平毛刺，再细研磨，这就叫“磨光”，一件绚丽的成品就此诞生，豪华的还要施以“镀金”，那就更漂亮了。
  林徽因发动大家为景泰蓝设计新的图案，要求每人画若干幅。林徽因已病得不能动笔，她的创作构想就由莫宗江来完成。
  景泰蓝厂的老师傅见林徽因病成这个样子，不忍心让她拖着病体一趟趟往厂里跑，他们就主动到林徽因家里切磋。这样，一批又一批新产品试制出来了。
  这年春天，常书鸿在故宫午门城楼上举办了敦煌艺术展。林徽因得到消息，马上组织大家去观摩。常书鸿1936年从法国回来，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时，梁思成曾多次鼓励他去敦煌。1942年秋季，梁思成又问常书鸿愿不愿担任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1943年3月，常书鸿在敦煌建立了第一个敦煌研究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了终生敦煌研究的事业。这几年，梁思成给他帮了不少忙，曾为研究所的经费等问题多方奔走。
  常书鸿破釜沉舟，在敦煌一扎数年，这个展览是他发掘敦煌艺术的全部成果。
  林徽因由莫宗江搀扶，很艰难地登上了午门城楼。面对着精彩的敦煌壁画摹本，她被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她紧紧握住常书鸿的手说：“老常，感谢你给我带回了个敦煌。”
  常书鸿也激动地说：“还不全靠梁先生的鼓励和支持。”
  常书鸿的临摹壁画，把她带人一个久远的年代。她看了北魏时期的《狩猎图》，看了隋代的《供养人与牛车》，还看了唐代的《飞天》和反弹琵琶的《乐伎》等，这些不同时期的壁画，透过佛教的色彩，感受到了当时生动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