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公子

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出了。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潮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为。
大家都知道，光绪最痛恨的是袁世凯。常常在纸上画一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将纸撕碎。又以写有袁世凯字样的纸悬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种近乎童的举动，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我以为光绪之恨袁世凯，不在他告密，而在诬赖他有“密诏”付袁世凯要包围颐和园。而此“密诏”，可能出于荣禄伪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则袁世凯亦为替人受过，只是受过的代价很不小，袁世凯应无所憾。
其次，光绪恨的是荣禄。两宫一起召见大臣时，光绪几乎从不理荣禄。但荣禄却常存补过之心。废立一事，论者多归功于张季直为刘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笔力足以回天。其实若无荣禄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内外相维的默契，刘坤一不敢贸然上折，即上亦未见得能发生有力的效果。主张废立者，实以“蒙古状元”崇绮为首，而徐桐力赞。崇绮自其女嘉顺皇后殉帝，闲废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复起；徐桐则以不通的翰林，自以为卫道的重任，实在是两为帝师，声光权势先不逮李鸿藻，后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将大阿哥溥仪炮制成一个如同治之亲李、光绪之昵翁，可以由他摆布的皇帝。说起来都是私心。
光绪之倒楣，在于荣禄、袁世凯、崇绮、徐桐，还有康有为，都拿他当作反面的政治资本，好比一张“人头支票”，可借以诈欺搪债。所不同者，荣、袁、崇、徐，人尽皆知其为后党。而康有为则打着保皇的鲜明旗帜。而最讽刺者，则后党与保皇党，都诬赖光绪想以武装夺母之权。北方谓某人害惨了某人，辄谓之“送了他的忤逆”。荣禄与康有为都送了光绪的忤逆，而光绪实非忤逆。康有为不特不为之辩，且推波助澜，证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为拿光绪这张“人头支票”行骗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钱，故必须号召忠义之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梁启超改谭嗣同的诗、改林旭的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梁启超改林旭之诗，不如改谭嗣同之诗之甚。但小动手脚，意思却大有出入。先说第一句：青蒲饮泣知何补（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陈。今以林旭受光绪特达之知，凡有谏奏，只要办得到，无不嘉纳，根本无须泣谏，更不会无补于事。然则近臣密陈，“青蒲饮泣”的对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为“伏蒲泣血”，不过大廷苦谏，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为，并不能表现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显示泣谏的对象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评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论”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我完全同意这个说法，所谓“酬圣主”之语见梁启超所撰《谭嗣同传》：（八月）初六日，变遂发。时余方访君寓，对坐榻上，有所擘划，而抄捕南海馆之报忽至。旋闻垂帘之谕，君从容语余曰：“昔欲救皇上，既无可救，今欲救先生，亦无可救，吾已无事可办，惟待死期耳！虽然，天下事知其不可为之。足下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馆，君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则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馆，与余相见，劝东游，且携所著书及诗文词稿本数册，家书一箧托焉。曰：“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别。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侠士谋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捕。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东游。君不听，再三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
第三章狱中壁诗（1 ）
以下即记谭嗣同狱中壁诗。六君子在狱中情形，只有间接传闻，如唐恒的八十韵长诗所记，今参以汪精卫所言，足证唐恒所记为实录。汪虽亦为间接传闻，但身在狱中，所得较唐更真切，故益可信。
汪精卫银锭桥刺摄政王载沣事败，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与立宪派暗中有往还，汪得不死，系刑部狱。凡入刑部狱者，均为钦命要犯，软称“诏狱”，俗名“天牢”。清朝的刑部，系就前明锦衣卫改建，其下有镇抚司，原掌本卫刑名。永乐时增置北镇抚司，凡特殊事件，得由北镇抚司任意处理，为明朝暗无天日的特务组织之滥觞。
记狱南北两监，北监即北镇抚司旧地，有参天老槐，乃杨椒山手植。狱屋阴森凄黯，墙上每多黑紫晕迹，乃忠臣烈士的碧血。狱卒谈往事，虽前明佚史，历历可证。汪在狱中，与一老狱卒刘一鸣相善，会作一文记其人，题目甚隽雅，名为“故人故事”。刘一鸣尝看守戊戌六君子，所以汪精卫所言与梁启超所作为宣传用的传记，颇有异词，黄秋岳的《花随人圣摭忆》，谓之为“字字实录”。今据黄秋岳所记，条录如下：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曰：“作诗耳！”可惜刘不文，不然可为之笔录，必不止“望门投止思张俭”一绝而已也。
林旭，秀美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
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甚。
刘光第曾在刑部，习故事，慰之曰：“此乃提审，非就刑。毋哭！”既而自西角门牵出，刘知故事，缚赴市曹处斩者，始出西角门，乃大愕！既而骂曰：“未提审，未定罪，即杀头耶？何昏愦乃尔！”
同死者尚有杨深秀、杨锐，无所闻。
谭嗣同题壁之诗，取煤屑书于粉壁上，自是不久即湮没，墨迹不存，无可印证，所以梁启超得以大改特改。观其“终日绕行室中”，苦吟不已，则知谭以自分必死，欲于此极有限的余生中，表明心迹，一句一字皆自肺腑中出，留待后世论定其真面。是故梁启超改他的诗，即是抹煞他的苦心，谭嗣同地下应有余憾。
至于康广仁，据梁启超为他所作的传说：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钱惟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
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
据此，则康广仁则是慷慨成仁，从容就义，兼而有之。汪精卫所闻，却又是如此茸窝囊，直如两人。平心而论，汪精卫述谭、林的态度，既已可以证明真实不误，则转述康广仁的神态语言，亦自可信。我们找不出汪精卫对广仁有何嫌隙，即绝不能武断汪精卫在厚诬康广仁。
当然，康广仁死得冤枉。据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全归咎于文悌，其言如此：政变之狱，一以文悌之折为案据。先是四月大阅，吾与幼博出西直门视之，还游极乐寺，入西直门，经文悌之宅，吾顺为幼博访之，后文悌直入室，来视吾疾，幼博陪之，舆论变科举数言，文悌劾吾，竟牵及幼博名，自是京师无不知幼博者，谣谤之兴，乃至谓幼博出入内廷，曾有乾清宫门遇之者，辗转传述，或信为真，故旧党泄愤，遂及大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