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子和刀子

我就将它反手握紧了，笼在袖子里，朝着自己的家走回去。   
  第九章 哪一幢楼是鼓楼？（二）   
  我有时把刀子带在身上，有时则不带。带刀子的念头，往往是临时才产生的。比如要出门了，觉得书包太轻了，没有分量，我就放一把刀子进去压书包。反正刀子就在枕头底下，要取是太方便。报纸上老在批评学生的书包太重了，我的书包太轻，岂不是怪怪的？ 
  街上有风，还飘着小雨，老槐树的细叶子像雪花似地飞个不停。我把几个口袋都掏了一遍，只凑够了二元三毛五分钱。我想，我只有这些钱了，我无法打的。妈妈已经走了二十多 
  天了，她留给我的康师傅120在三天前就已经吃完了，她留给我的钱也就这二元三毛五分了。我估计妈妈快要回来了，她说这一次的生意做成了，我们就有一大笔钱了，就成了有钱人了。谁知道呢，妈妈就是这么说的。可我现在得一步步地走回东郊的跃进坊。从鼓楼南街步行到十三根泡桐树需要十分钟，公交车从十三根泡桐树行驶到跃进坊需要半小时。我把衣领竖起来，很有耐心地走回去。虽然冷风在吹着，我却走得越来越暖和，捏着刀把的手还出了毛毛汗。我在心里回忆着麦麦德，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去想陶陶。有一回麦麦德打了败仗，在沙漠边缘走了三天三夜也没有死。他的朋友找到他，他说，瞧，我成了一匹骆驼了。 
  沙漠中的骆驼是不死的。这可怜的麦麦德。   
  第十章 放开我的耳朵（一）   
  任主任的侄儿重返讲台，又给我们高二·一班上课了。他留在现场的那一句傻话，被我的一句话给冲刷干净了。全城观众都在电视里看到了我为小任做的辩护，包京生稳操胜算的态势就被瓦解了。当然，我没有看到电视，因为我基本上不看电视。也只有我才没有弄明白，包京生的失败，也连带着蒋副校长和宋小豆的失算。这都是后话了，我是后来才晓得的。 
  我看着小任重新出现在讲台上，我想这一回我总算吃准了，他千真万确是应该姓任的， 
  他长得虽然不像他姑妈，可他也有着一副宽阔的、有派头的下巴啊。过去我们除了宋小豆，很少管老师姓什么，就跟我们不管他讲些什么一样。老师在台上，我们在台下，我们之间就这么点关系。现在，我弄清了这个倒霉的家伙是姓任的，而不仅仅是小人。可他真是白长了那副有派头的下巴了，甚至他那点儿肝火也让包京生给完全弄没了，他变成了一个好心肠的小男人。关于包京生打他的事情他只字不提，对于他近期的去向不明，也没有作任何的解释，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他在课本上随便翻到一个地方，拿椒盐普通话朗读一通，zi/zhi不分，e/wo通用，就叽哩咕哝地讲解开了。好在他讲的什么，我们也不大明白，反正我们一般都是不听讲的。小任背对着一块前边的黑板，眼望着后边的一块黑板，就像他是被夹在两块黑板中间的小狗熊，在自言自语呢。 
  后边的黑板是我们高二·一班的墙报，上边有朱朱带人从什么鬼地方抄来的文章，标题大得吓人：《人有七种尴尬，狗有八种味道》、《和平号空间站发现老鼠屎》、《母猪的全身都是宝》！我问朱朱，你怎么就对这些狗屁东西感兴趣呢？朱朱说，我热爱动物，因为动物知恩必报，而人都是没心没肺的东西。我就笑得想拧她的脸，这可怜的朱朱啊。 
  伊娃在《大印象》中透露说，任老师年方23岁，西南师大中文系肄业，现在在泡中执教尚属试用阶段。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就去请教伊娃什么是肄业？伊娃耸耸肩膀，她说，怎么跟你说呢，就是没有驾照却在开车，没有厨师资格却在炒菜，没穿警服却在抓人，没有钢枪却在保家卫国…… 
  我听得似懂非懂，可还是不明白肄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恰好陶陶就坐在伊娃边上翻她的《大印象》，我从没见过他这么专注地阅读什么东西，时而把眉头拧紧了，时而又在傻乎乎地笑。我就问，陶陶，你给我说说什么叫肄业？我叫了三遍他才大吃一惊，就跟偷情突然被抓住了似的。他的眼睛都瞪圆了，他的样子充满了愤怒，冲着我吼道：肄业个×！他肄业干你屁事！ 
  可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么做，他这么做就对了，我想要的，就是他还能像从前那样朝我大发雷霆。你瞧，女孩子是多么的可怜啊，就连我这样“侠骨柔肠”的东西，都生怕自己喜欢的男孩子不朝我大吼大叫的。是的，他只是冷冷地看了看我，他只是用眼睛把那些话说了出来，然后又埋头读起了《大印象》。我看看伊娃，伊娃对我笑笑，跟那个吃冰棍的女记者一样，耸耸肩膀，摊开双手，似乎是无奈，同情，或者是抱歉，但更像是春风得意呢。 
  我的心慢慢变得毒辣了，是啊，伊娃为什么要对我抱歉呢？陶陶就坐在她的身边，明明是一个魁梧雄壮的大男孩，却偏偏小鸟依人似的，崇拜她，依赖她，用她的《大印象》为自己一点点地减肥，减成一个倒男不女的狗屁东西。我不知道从哪里涌起一股无名怒火，我说： 
  谢谢你，你这个鹰勾鼻子！我明白了肄业就是跟你一样，明明是他妈的瘸子，却没有去残疾人的学校！ 
  我说完这话，就居高临下地盯着伊娃，盯着她的鹰钩鼻子、鼻子两边的雀斑和豆子大的眼睛，我要看她能不能朝我跳起来，啐我，咬我，把我活生生地吃下去？不过，可怜的伊娃当然是跳不起来的，因为她千真万确是一个瘸子啊。她也死死地盯着我，眼睛活像是两把小刀子。先是仇恨，然后变成轻蔑，但我的眼睛迎着她的眼睛，一点也没有退让。于是她的眼睛最终就挤成了一条缝，成了一个贵妇人怜悯一条狗似的微笑，她说，可怜的何风啊，何风…… 
  然而我什么也不说，还是那么死死地盯着她。我记得，有一次英雄麦麦德被官军捕获，他就是这么一言不发地盯着对手的。他说过一句话，勇敢的人他的眼睛也成了刀子，怯懦的人他的刀子也成了狗屎。伊娃就好象听到了我的心声一样，她终于埋了头，用双手捧住自己的脸，哇哇地哭了起来。她哭得又丑又难听，就像屋顶上的一只笨猫在哇哇乱叫。 
  我暗暗惊诧，我从没有想到，一个聪明绝伦的女孩会用这种猫腔来哭泣。 
  有好多人都围了上来劝慰伊娃，哄她，夸奖她，拍她的肩膀，并且用谴责的眼光看着我。我把双手抱在胸前，依然沉默着。伊娃还在抽抽搭搭，泪水从她的指缝间滑下来，如同清鼻涕挂在老太婆的鼻尖上。 
  朱朱捏住我的胳膊，她说，给伊娃道个歉吧，道个歉就什么都算了。 
  我一掌把朱朱掀开，桌椅跟关节折断似地喀喀作响，朱朱倒在丢满纸屑的走道上。我依然把双手抱在胸前，我想，现在是该陶陶跳起来了。但是，陶陶没有跳起来，而朱朱也没有哭。事后我想起，如果陶陶跳起来，如果朱朱嚎啕大哭，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陶陶煽我的耳光，我会豁出命跟他打吗？如果朱朱大哭，我立刻就会成了人人喊打的老鼠，几十个拳头打过来，我又该如何？好在这一切都没有发生。阿利把朱朱从地上拉起来，朱朱笑笑，说，这疯子又犯毛病了。朱朱用更温和的方式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拉走了。 
  但是，当上课铃声再次响起的时候，陶陶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从此就留在了伊娃的身边。伊娃从前的同桌乖乖地和陶陶交换了场地。下午放学，伊娃坐在了捷安特的后座上。陶陶的嘴里在哼一支歌。我向朱朱发誓说，过去从没有听到陶陶哼过歌，他是一搭腔就要跑调的。现在他居然哼起歌来了！ 
  朱朱细声细气地对我说，陶陶爱上伊娃了。 
  我呸了一口，我说，陶陶是太过分了。可怜的伊娃，她不知道陶陶是在耍她，他想看到我为他掉眼泪呢。 
  朱朱说，为什么陶陶就不能爱伊娃呢？ 
  我哼了一声，反问她，陶陶会去爱一个瘸子吗？ 
  但朱朱也哼了一声，轻轻地，像是善意的微笑，就跟和我商量什么问题似的，她说，也许，陶陶爱的就是那根瘸腿吧？ 
  我觉得朱朱才真的是疯了。   
  第十章 放开我的耳朵（二）   
  第二天，包京生也来上学了。他背着一只假冒伪劣的阿迪达斯大口袋，跟个地质学家似的，看起来健康，红润，而且红中带着阳光照射的黧黑，一点不像是从医院出来的，更像是去海南或者云南的野外度了一个长假。在校服的外边，他披了一件据说在北京大院里正时兴的对襟褂，脚上套着一对老布鞋，这使他巨大的身躯显得有点头重脚轻了，成语里怎么说的？是巍巍高耸、也是危如累卵吧？ 
  上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天上正在下雨，是那种春末夏初黑黢黢的小雨，裹着灰尘和泥浆，寒冷又阴暗。因为下雨，体育课改成了自习课。操场上空无一人，泥浆从树叶上滴下来，脏得有点儿刺鼻。黄泥跑道成了绵渍渍的乡间小路，几只瘪了气的足球撂在路上无人过问。从高二·一班的三楼教室望下去，学校就像是一座荒凉的村庄。有些同学跑到楼道里跳绳、打羽毛球、下克琅棋，或者就是打情骂俏。包京生留在教室里，真跟变戏法似地，从书包里掏出了一大堆芒果，连声请同学们，吃吧吃吧都吃点吧……他显得慷慨、侠义，乐善好施，也绝口不提老师打学生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