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新星陨落-国殇

此刻，北京城万家灯火，鞭炮齐鸣，家家团圆，普天同庆，而在数学家张广厚的寒寓里，夫妻两人这才想起来吃一点儿前天的残汤剩饭。只有广厚和他的妻子知道，那顿“年饭”吃得多香!   
  那时，他已经“成名”了。   
  再看看这儿吧，这是张广厚现在的家。位于“科学城”中的数学所宿舍楼，给了他三间，真不容易。但乔迁新居已是一九八三年了，比成名时间晚得多!   
  在新居里他当年那张裂着大缝的旧两屉桌还显眼地留到今天，仍在“物尽其用”，只不过已经摆在女儿的房里了。女儿不忍心让爸爸再在这张破桌子上演算，广厚终于有了一张写字台，他可以从倚枕苦思的境况中解脱了，伏案挥笔，通宵达旦，次日早晨留下满满的一碟烟蒂……   
  我们曾经为镭之父比埃尔?居里至死没有得到一间实验室而遗憾，我们当然应该为数学家张广厚生前总算有了一间书房而欣慰。然而，这却来得太晚了。就在张广厚搬入新居的一九八三年，他病倒了，而且一病就是三年，他那顽强的生命最终没有战胜病魔!   
  杨乐说：“张广厚患病期间，组织上不惜财力、物力挽救他的生命……”是的，谁也不会怀疑那里的领导会为“挽救”这位数学尖子而吝惜钱财，但是人们仍然不可理解：张广厚患的并非不治之症，而只是寻常的乙型肝炎，为什么偌大京城、诸多医院却对此无能为力呢?   
  医院也有难言之苦。北京市中关村医院，地处“科学城”，担负着这个地区一百二十五个单位共十七万人的医疗保健任务，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有一千一百人，知名科技人材二百多人，平均每天门诊量两千一百人次，但是，这个医院的副主任医师仅有七人，主治医师四十八人，医师六十六人，医士十四人。医院的医疗设备条件差，化验室的多数仪器都是五十年代购进的，化验增控指标不准确，与临床结果不符。病床少，住院病人多，拥挤不堪，供应室年久失修，漏雨，无菌消毒难以保证……一九八七年卫生部责成海淀区几大医院对口检查，结论是：这个医院还不如公社卫生院!   
  要知道，这可是在“科学城”为那些科技界的“尖子”们看病的医院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人们在指责医务人员时未必知道这一切!   
  张广厚的病使唐山人不安。你是矿工的儿子，是唐山的骄傲，在北京治不好就到家乡来吧，住咱工人的医院，喝咱家乡的水，吃咱家乡的饭，补补你的身子吧!我们一定把你的病治好，让你养得棒棒的，再送回北京去，给咱唐山、咱中国争取更光彩的脸面!唐山的父母官和乡亲们心心尽力地疼爱这个偏心儿子，组织了专门的“治疗小组”，并且把牛奶、瘦肉、海参、对虾、花生仁、核桃仁、蜂王浆……恨不能一口都给他灌下去，巴望着他的病快好，巴望着他胖起来。   
  故乡的温情使张广厚热泪盈眶。他感到身上有力气了，肝不太疼了，他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急于要工作。他不能白白地吃家乡的偏食，不能愧对父老乡亲啊!可是，回到北京一检查，各项指标都高得惊人，他的肝病没有好，反而加重了，突击性的“大补”给他那虚弱的肝脏增加了负担。难以承受了!“营养价值再高的食品也已无法弥补他二十几年来身体的亏损了。”与他并肩战斗、一起成名的杨乐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张广厚在病魔缠身的最后岁月，才猛然醒悟：“现在大家都在竞争，谁的身体好，谁就能胜利!”也只有到这时候，才更加意识到时间的可贵!躺在病床上，他没有真正休息一天，而是拼上最后的力气，争分夺秒地整理和完成应科学出版社之约、展示他的科研成果的书稿。是的，他的时间太少了。成名之后，他光荣地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新长征突击手，并且担任了北京市科协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京区直属党委委员、数学所党委副书记、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和党组成员……很少有人能赢得他这么多光荣，但这些光荣却是以牺牲科学家的时间——生命为代价的，成为“名人之累”!各种各样的会议，没完没了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行政事务诸如分房子、查卫生、提职调资……和他的函数理论有什么关系?下了班还有人追到家里来，他还必须耐心地倾听这一切，处理这一切。客人走后，时间才属于他，却已是半夜了。还有那些数不清的“报告”，从大、中、小学到团体机关，都想请这位名人讲一讲，不是讲他的函数理论，而是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他又是那么认真，每篇讲稿，他都得像作文章一样去想、去写、去反复修改，对一个数学家来说，这比写学术论文还麻烦，太难为他了。这个“抛弃一切，只要数学”的人，这个在青年时代连谈恋爱都嫌耽误时间、嘱咐未婚妻“少来信”的人终于病倒了。推开了这一切，时间才属于自己。他写着书，还在想着以后要写的论文，说起码还要写出十篇中等水平以上的文章；他还在想着培养博士研究生的计划，要把已经开创的这项事业继续下去……   
  但是，他突然去了!抛下这一切永远地去了!   
  花丛中躺着他那高大却又虚弱的身躯，他的枕边摆着平生仅有的一部著作：《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理论——亏值、渐近值和奇异方向》，二十五万字，出版于他去世前一个月。短短的一生，他只留下这一本书，本来，他还可以再写好多本!   
  面对他的遗体，任凭人们痛哭也罢，饮粒也罢，哀叹也罢，感慨也罢，对于他都已经毫无意义了。告别仪式的规模、治丧委员会的规格……这些都是给活人看的，他并不需要这样的“哀荣”，他只需要继续活下去，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地、无后顾之忧地从事他视如生命的数学研究，却永远也不可能了!活着的、为他送葬的人们哪，如果你们手中确有权力做到这些而并没有做到，那么，面对他的遗体不感到愧疚么?   
  张广厚英年早逝的消息震动了海内外。一九八七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在美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我国著名数学家钟家庆在《华侨日报》上看到了这一噩耗，感到“不啻是轰雷式的震击”!   
  钟家庆和张广厚是北大同学，又同是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三十多年来，同窗挚友，情义笃深。钟家庆也非等闲之辈，他曾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研究生，专攻多复变函数论，在华罗庚、陆启铿两位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工作中既富有创见又有精湛的技巧，显示了高度的才华。他在科技大和清华度过“十年”劫难之后，于一九七八年重返数学所，明知多复变函数的现代研究需要分析、几何、代数的很多知识和工具，国际上发展十分迅速，而自己又丧失了多年宝贵的光阴，仍决心追赶数学主流，致力于研究复几何的一些基本问题。经过多年辛苦，终于在复变函数论和微分几何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赞扬。其中代表性的工作是关于“紧致黎曼流形上拉普拉斯算子的第一特征值”，获得了最佳估计。他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莫敦明教授合作，证明了全纯双截曲率非负的紧凯勒——爱因斯坦流形必为厄尔密对称空间。他三次赴美，先后在史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工作，进行首次学术合作与交流，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在新设立的“陈省身数学奖”的首次评选中，以高分获奖，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钟家庆出国之前，家中有两位亲人接连故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心情抑郁，面容憔悴。但是原定合作不便更改，他忍痛节哀，勉力远行。岂料在美国又得到好友辞世的凶讯!他含着悲痛的泪水写信给张广厚的妻子，“没想到去年九月底的一别竟是最后的诀别!我引以为憾的是他临终时刻我竟远在异国，未能临床致慰。夏初回国时，一定登门吊唁……”   
  夏天到了，但是钟家庆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诺言。就在他圆满完成国际交流任务，即将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之际，四月十二日凌晨，心脏病突发，猝然辞世，年仅四十九岁!   
  又一个英杰倒下了，与张广厚之死相距不到三个月!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在中科院系统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从张广厚算起，钟家庆已是第七个死者!   
  张广厚死了，钟家庆死了，一些有成就的中年知识分子接二连三地相继离去，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张广厚早在大学时期就曾在家书中说过：“为了向科学进军，我甚至想抱独身主义。我愿自己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使我在年老的时候，能够说我为国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心灵上不受责备。”而他却不知道，他和他同命运的人根本没有晚年!   
  也许他们在冥冥之中还在“自责”吧?这些死不瞑目的中年人!   
  其实，他们也应该瞑目了，他们已经为国尽力，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和血!生命虽然短暂，但他们在生前总算已经被伯乐问津，比起那些默默无闻、困顿乏死的千里马，还算是幸运的!   
  学者的品格和屈原的诗篇；“伯乐葬马”的悲剧和“马找伯乐”的怪事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北京。   
  清晨七时许，颐和园南边不远的郊区公路上，横躺着一个停止了呼吸的男人，大约五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穿一件浅咖啡色风衣和一身半旧的蓝涤卡军便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