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工程思想

我离开西电数年后，余威尚在。可惜我和周老师相处不到一年，他便调到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然而师恩的厚薄不在于时间长短，好的老师会让人想念、感激一辈子。
  在上大学的前三个学期，学习如同表演，有趣而且轻松。自从第四学期学习了计算机课程，我就有了新的追求，我多么渴望拥有一台计算机，可以天天编程。如果挨一个巴掌能换取一分钟上机时间的话，我愿意每天挨1440个巴掌。如果非得加上一个期限不可，我希望是一万年。
   我本科的专业是半导体物理，一二年级由系里负责教学，三四年级由微电子所负责教学。在第四学期末，我央求系里把我推荐到微电子所参加科研，贾新章教授“收留”了我。我踏进微电子所的那一脚，让我从纯粹学习转向了科研，从“高分低能”转向了“低分高能”。
   我终于有了一台286电脑，那个暑假我就睡在实验室里，时时刻刻守着它，深夜里我一个人冲着它发笑，一会儿盖上布，一会儿掀开布，一会儿摸摸它的“脸”，一会儿理理它的“辨子”。我很快地完成了任务——设计一个“立方运算”的模拟电路，并且学会了C语言。
  西电有个好传统，每年冬季举办一次全校性的“星火杯”学生科技作品竞赛。每届都有六七百件作品展示，低年级的学生看后无不热血沸腾，跃跃欲试。我很希望能独立开发一套软件，参加本届“星火杯”竞赛。贾新章老师是研究集成电路可靠性的，见我如此热切，就让我开发“集成电路可靠性分析软件”。
  我开始一边研究数值算法，一边设计软件。从炎热的8月份到发冷的十一月，几乎天天通宵编程，程序很快增长到一万多行。在离竞赛还剩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出现了大量的问题。不仅程序老是出错误，而且发现原先的算法并不有效。此时已经没人能够“救”我。贾老师不会编程，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程序上还是出在算法上（实质上两者都有问题）。而那些懂软件开发的年青教师，实在看不明白我的上万行程序是如何组织的。他们只能悲伤地看着我挣扎。由于我经常逃课，好学生变成了坏学生。系里意见极大，贾老师十分为难。不少老师和同学劝我赶紧“改邪归正”，放弃项目，不值得因小失大。
  当时我有个无法动摇的心念：如果放弃一次，那么碰到下一个挫折时我就会继续放弃；如果坚持而成功，那么碰到下一个挑战时我会激励自己再取成功。
  在压力面前，我依然坚挺。每当略有进展时，心里一阵狂喜，但很快又会碰到新的困难，有时一坐就是20个小时。每天在喜悦的颠峰与苦恼的深渊之间反复折腾。在竞赛前二天，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软件研发，结果获得软件与论文两个二等奖。这个荣誉本身不值得一提，并且我付出很重的代价——对物理专业失去兴趣而彻底抛弃了它。但那时我才19岁，在极限状态下，我磨练了意志，使我日后充满激情。
  在本科四年级，我认识了微电子所的郝跃老师。他是数学博士，是微电子所最有才华、最潇洒、最有领导风范的青年学者。我常去向他请教数学问题，他讲得意气风发，我听得如痴如醉。我俩一个月的“交流量”很多硕士化一年时间也得不到。有一天，郝老师说：“你做我的学生吧。”我就毫不迟疑地从贾老师门下“跳槽”到郝老师门下。郝老师后来是我的硕士生导师，他高兴时喜欢说：“好，很好，非常好！”我看着他升教授，升博导，升副校长，师生两人分别在各自的阶层中名声显赫。
  在三四年级，我的专业课程没有一门及格过。但由于微电子所的老师们已经认可了我，就把我的卷面成绩作为及格线，我对同学们的帮助莫大于此！如果要我考研究生，我绝对考不上。系主任安毓英觉得我将来很有前途，于是不顾别人反对，一锤定音让我免试读硕士研究生。
  读硕士研究生后，我的科研条件相当好。导师十分开明，任我自由发展。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设计图形用户界面和开发数据可视化软件。图形程序的最大魅力是即便它毫无用处，你也可以自我欣赏。总有人担心“花很多精力、物力让界面那么漂亮，图形那么逼真是否值得？”这种问题不能强求别人与你一致。我当时赞美女孩子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她和我的图形程序相提并论。
  我喜欢设计用户界面是因为自己有相当好的美感。在读本科时我模仿过六七个流行软件的界面，常常向同学演示、卖弄。觉得还不过瘾，就写了一篇名为“用户界面设计美学”的短文。凡是路过我实验室的同学都被我逮住，被迫听完我得意之极的朗读，茫然者与痛苦者居多。不久我的朗读便所向披糜，闻声者逃之夭夭。
  我的研究工作基本上以集成电路的数值计算为主，数值计算产生的一堆堆数据常把我搞得晕头转向。我发现用图形来表征、解释数据可以让自己不再迷糊下去，那感觉就象刚睡醒时冲凉水一样。我硕士学位论文中的软件就是用图形来仿真集成电路生产过程中“缺陷”对成品率的影响。我并不是在看了学术论文后才开始研究可视化技术的，我是在做了工作后才发现那些好玩的技术叫做“可视化”。由于我肚子里头的确有货，在硕士一年级，我没有使用“剪刀”与“浆糊”（这是很多人写书的法宝），只化了三个月时间就写完第一本著作《微机科学可视化系统设计》。
  我在读硕士期间的工作强度与本科时的相当，但工作方式有很大不同。我有了明确的目标：（1）开发自主版权的软件产品；（2）培养做领导的才能。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团队工作，参加全国性大学生科技竞赛而实现。
  我在西电成立了“可视创意软件小组”，马佩军、戴玉宏、马晓宇是我的主要技术伙伴，帮手很多（有几个漂亮的女生负责宣传）。办公室里贴满了标语，如“创造性的事业要靠激情来推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让春天消失”。还有大幅的“作战图”，倒计时牌。每个伙伴写了一张“军令状”放在机器上，我迄今还记录着那些纯真、活泼、充满激情的文字。那是多么艰苦而幸福的日子，夜里放震耳欲聋的音乐、咬尖辣椒提神，有伙伴累得蹲在厕所里睡着了。
  在1994年和1995年的冬季，我们的软件作品分别获中国大学生应用科技发明大奖赛二等奖和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二等奖，在西北地区，我们是“老大”。我成了西电学生的榜样。如果你是西电学生，你可以不认识校领导（有名字的人并不见得就有名），但你不能不认识我，否则你就不是个好学生。仰慕我的学生有一大批，我刚到浙大读博士学位时，收到一个西电计算机系学生的信，他说：“你走了，我呆在西电没有意思，我准备考浙大的硕士，你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在硕士毕业前，我在鉴定表上这样写道：“我热爱科技事业，如同热爱生命一样。近5年的科研工作带给我最充实的生活，也寄托着我美好的向往。可我同时也感到了痛苦，因为5年来我耳闻目睹科研中太多的弄虚作假。我发誓：做一名真实、正直、优秀的科技人员，以正身自勉。”
  我在西电度过了幸福的6年半，最让我牵肠挂肚的是“吃”、“友情”和“爱情”。
  当我第一次吃红红的和青青的辣椒时，“感动”得满脸是泪，那滋味让我觉得前17年白活了。我在读硕士时已经能自力更生，我开发的软件不仅竞赛获奖挣了名气，而且还挣了钱（卖了二十多份软件，平均每份挣500元）。写书得稿费7000元，那时我简直就是富翁。这些钱的小部分用来给女孩子买礼物，大部分用于和与哥儿们吃香的喝辣的。
  我相信自己已经尝遍了西安的小吃，并且发现了一个真理：最好吃的东西都在地摊上，最香的东西一定是辣的，最辣的东西一定是香的。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在浙大的三年里很少再吃辣椒，因为怕它沾污我心目中的辣椒。
在我小时候，我爸很讨厌土豆，他竟然因此不让我吃土豆。我哪敢跟他论理，于是忍啊忍，一直忍到我上大学“远走高飞”。如果说辣椒是我新交的女朋友，那么土豆就是我天生的命（迄今尚未发现能让我不要命的食物）。我在西电经常用电炉（从来都没被抓住过）做“以土豆为核心”的菜，天长日久，朋友们干脆叫我“土豆”。
我吃饱土豆和辣椒后不免深思而感叹，人要是认认真真地吃，真的花不了多少钱，那些贪官究竟是怎么吃掉巨款的？我将来怎么吃得掉自己挣来的钱？
  我在读中学与本科时，满头白发，脑袋可以当白帜灯泡用。当我硕士毕业再照镜子时，吓了一跳，白头发不见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种食物起的作用（估计是辣椒）。那些早生白发的小伙子们，你们就到西安上学吧。
  马佩军是我最早的朋友。刚入学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他象国民党兵盘问良家妇女那样上下打量我，问：“喜欢干啥？”
  我怯生生地回答：“打乒乓球。”
  他再问：“什么风格。”
  我答：“快球。”
  他突然象阎锡山那样怪笑，拍拍我的肩膀说，“好！我喜欢，以后你就是我的朋友。我是陕西人，农民，会开拖拉机和卡车。这里是我的家，以后你有啥事，就对我吱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