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游记

》节,原刊《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2期,收入《元史三论》第109～113页.
〔13〕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元史》及开明书店据清殿版二十五史之《元史》俱误作"宣慰使",冯译《马可波罗行纪·序》第3页亦误作"宣慰使".
〔14〕同注释〔12〕.
〔15〕见《邵循正先生蒙元史论著四篇》,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1辑.
〔16〕见《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12期,1941年12月重庆出版,收入《元史三论》第89～96页;《关于马可波罗的研究》,原载《南开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收入《元史三论》第97～104页;向达:《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原载《旅行家》1956年第4期,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3～14页.
〔17〕彭海:《关于马可波罗在扬州的时间》,《历史研究》1980年第2期.
〔18〕该文收入《马可波罗介绍与研究》第287～297页.
〔19〕见南京大学历史系元史研究室编《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6年第10期.
百年来我国对《马可波罗游记》的介绍与研究（下）
（本文作者:杨志玖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
（四）地名勘同问题
马可波罗旅程遍及中亚、中国大陆、南海诸国及印度海岸诸地,所列地名甚多,由于年代更迭、地名变迁,特别是他不懂汉语,所记中国地名除少数用蒙古语或波斯语外,对汉语地名多拼读不清,兼之各种版本拼写不尽相同,这就给识辨其汉语原名造成一定困难,也使汉译《游记》诸版本的所译汉名不尽一致.对此,我国学者在地名考证勘同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
早在1915年,我国史地学者丁谦即撰有《元代客卿马哥博罗游记地理补注》,1917～1918年又撰写《马哥博罗游记补注改订》长文,针对魏易汉译第一本《游记》的译文及注解的错误作了纠正,除地名外,兼及史实考订.限于时代及对外国学者研究成果的不了解,不免有些讹误,但对魏易之直译汉语地名的错误作了不少纠正,仍有贡献.他指责魏易以《元史》之枢密副使孛罗为马可波罗之误,谓《元史》之孛罗（博罗）系蒙古人,与屠寄所见相同,亦颇有见地〔1〕.
此外,李长傅先生在1942年撰《马哥波罗游记海南诸国新注》一文,从占婆国开始至班卒为止,先引张星烺新译之《游记》原文,后加注解,多用西方学者成说,亦便应用〔2〕.
关于马可波罗云南之行,方国瑜教授《马可波罗行纪笺证》就冯承钧译《行纪》逐章作了细致的考释.对《建都州》一章,认为:"建都即《元史地理志》之建蒂.建蒂本人名,用以称其所属之地,狭义称落兰部,广义称罗罗斯";"波罗所谓建都州,即包有罗罗斯全境".此章所言"不里郁思"大河（Brius）,方教授以为即《元史·速哥传》与《脱力世官传》之不鲁思河,即金沙江.不里郁思为冯承钧译音,张星烺译为白流斯.
对《哈剌章州》一章,方教授同意伯希和在《交广印度两道考》的说法,即哈剌章有作广义,指云南全省,有作狭义,指大理一区;《元史》中所见,亦有广义狭义之不同.马可所指亦同.此章之哈剌章指广义,即云南省,下章《重言哈剌章州》则为狭义之大理.
关于《阿木州》章,冯译本作Amu,沙海昂注引其它版本作Aniu、Anyn或Anin,玉尔本正文即作Anin,张星烺新译本亦作Anin,汉译"安宁"（第261页）.沙海昂以为即《元史地理志》之阿僰部,方氏认为Amu应在阿僰西南之因远部,该部附近之落恐、思陀、溪处之主要民族为阿泥,元初有阿（或作禾）泥路,疑Amu之名作Anin为是,但其地不应作阿宁或安宁之解释.
关于《秃落蛮州》章,方氏同意沙海昂注所释即《元史》之秃刺蛮、秃老蛮、土老蛮、土獠,指出乌蒙（今云南昭通、会泽一带）至叙州（今四川宜宾市）一带,元初为土獠蛮散居之地,尤以高州、筠连州（今四川县）最多.
方文于释地名之外,并对波罗所述各地物产风俗、轶事详加解释,甚为完备〔3〕.
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在其《马可波罗游记铨释》中对《游记》中的中国地名有许多独到的考证,但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1980年,南京大学青年教师王颋先生在《马可波罗游记中的几个地名》一文〔4〕中,对伯希和及其他学者勘同的三个中国地名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游记》在Tigiu（泰州）章中,叙及有一城名Tingiu,谓"此城大而富庶,产盐可供全省食用".Tingiu是何地,冯译沙海昂本正文作Tinguy,汉译真州,"（注二）"说,此地名,颇节本作Tinguy,而地学会本及剌木学本均作Cingui,应以后一写法为是,盖指真州,即今仪征.伯希和则据《永乐大典》"从泰州至海州是三站"与波罗说从Tigiu到Tingiu有三天之程相合,认为Tingiu是海州,即海门.王文认为二说皆误,因真州（今仪征）在长江边,史书上无产盐记载,长江水也不能煮盐.至于海门,元时只是一县,从未称州,《永乐大典》中的海州当是海门之误.他认为颇节本作Tingiu是对的,即"通州"之对音,至元十五年为通州路总管府,二十一年复为州,隶扬州路,领二县:静海、海门.其地在元代是一主要产盐区,即今江苏南通市.
笔者认为,王文释Tingiu为通州,即今南通,极为准确,玉尔在注释中亦持此说〔5〕.张星烺《游记》新译本第287页原文此地作Chinju,汉译"静州",下有注云:"此节似为静海之讹.宋元之间有静海县,即今通州",则是歪打正着,偶尔相合.至于伯希和注中引《永乐大典》"泰州、如皋、通州、海〔－州〕"最后原文本只一字即"海",其下应补"门"字,因《永乐大典》卷19422《站赤》第9页上在"泰州水站、如皋水站、通州水站"下即记有"海门站",伯氏加"州"字是错的,认为Tingiu指海州即海门亦误.
2.王文引穆尔本《寰宇记》第147章说:"从Saianfu出发,向东南行十五哩,到一城名Singiu,城非特别大,但商业繁盛……它是一个港口."冯译本第146章（中册第554页）译Saianfu为襄阳府,Singiu为新州;沙海昂本"注二"谓Singiu为"荆湖"之转音（冯译本第555页）.伯希和则认为此章之Saianfu应是Yangiu（扬州）之误,因而Singiu应是真州即现在的仪征.王文认为,Saianfu仍应是襄阳府,而Singiu是荆州的对音,即今之江陵.但江陵非港口,则马可所指,应是江陵东南的港口沙市,而文中之Saianfu"东南行十五哩"应为"东南行五日"之误.
3.《游记》"福州国"一章（《寰宇记》第155章,冯译本第154章）中说,有一地名Vuguen,此地盛产蔗糖,又说,"离开Vuguen城再前行十五哩,即到一王国的都城福州".Vuguen是何地?冯译《行纪》音译为"武干",其"注七"认为是福建的尤溪;菲力卜思（Geo.Phillips）认为是永春;伯希和认为是延平（今南平）,他说:"延平在宋、元时叫"南剑",波罗的原稿中可能作Namguem,Vuguen可能讹自Naguem"（原文为"theoutcomeof",无"讹自"意,似译为"出自"较妥——笔者）.但他也承认与书中所言"十五哩至福州"不合,因之认为仅系推测之说.王氏认为三说皆不妥.Vuguen应是"侯官"的对音,侯官在元为两附郭县之一,离福州十五哩,其地有甘蔗洲,在今闽侯县新县城,盛产甘蔗制糖,与波罗所说正合.
王颋先生对以上三地名的考证有独到见解,可备一说.但对第二地名即"Singin为沙市"说,却引起了怀疑和争论.前引陈得芝教授《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文中说,波罗在叙述了扬州之后忽然插叙了南京（今开封）和襄阳的情况,接着他又回到正题,讲述"从扬州东南行十五哩至一名为Singiu之城".陈教授说,由于有些本子作"从Saianfu（襄阳府）东南行……",以致Singiu一名应指何地引起了争论,"我以为前一个地名无疑应如地理学会本作yangiu（扬州）,因为波罗在讲述南京和襄阳之前有一段话,明显是说他将离开主线讲一讲西面的两个大区……可见南京和襄阳显然是两段插曲……至于Singiu城,我无保留地支持伯希和的意见,应是真州（今仪征）."因为"波罗所述此城商业之盛,附近江面之宽,过往船舶之多,都和真州情况相符合".
看来,这里涉及版本问题.可注意的是,王、陈二君用的版本都是穆尔（陈译穆勒）、伯希和英译《马可波罗寰宇记》,查原书第320页147章,这里确实是Yangiu（扬州）而非襄阳府.该页"注1"还列举了几种异名,除扬州外,还有angiu,Saianfu（襄阳府）等,他们不采用后名,当有考虑.冯译作襄阳府（第554页）,张译作扬州城（第293页）,李季译（第228页）、陈开俊译（第170页）俱作襄阳府,Singui则定为九江市,皆不恰当,录以备考.
陈教授在该文中也提出一些与伯希和不同的看法.如波罗说他在离开京兆府后,西行三日,至多山之Cuncun地区,此名冯译本作"关中"（中册第435页）,张译本作"汉中"（第226页）.陈文认为"此名颇难勘同",因京兆府亦在关中之内,何必西行三日始至其地.伯希和认为此名似可复原为Cancion,即"汉中",但非汉水上游的汉中,而是指凤翔府地,是元代陕西汉中道肃政廉访司的治所.陈文认为"此说有些勉强,不仅Cancion的写法不见于波罗书的各种版本,而且汉中作为地区名称只指秦岭以南汉水上游地区."他说:"当然,波罗过京兆赴云南,必经凤翔府……所谓多山地区无疑是指秦岭."
波罗说,从此多山地区骑行20里,到达蛮子国边境首府之城阿黑八里（突厥语,意为白城）.伯希和认为无疑是汉中（元属兴元路）的突厥语名.陈文不同意此说.他说:"但汉中（兴元）并不在从京兆至成都驿道上,波罗不可能不走径直的驿路而绕道至此城.我以为阿黑八里应为利州（广元）.""蒙古攻占利州后,宪宗三年（1253）,令汪德臣修筑此城,屯驻重兵,且屯田,为取蜀基地……汪氏系雍古（一称汪古）人,故此地又有一个突厥语名称.元代从京兆至成都的驿道正是经过广元（利州）,波罗所述的地理形势也很符合".
笔者认为,陈氏对阿黑八里的勘同很精当.应指出,沙海昂对此城也有利州（广元）的说法（冯泽中册第437～438页"注一"）,但未说明何以有此突厥名称之由.
从上可知,对《游记》中地名的考释工作,也非易事,有些地名所指,还有争论和疑问.《永乐大典》中所收录元代《经世大典》中的《站赤》一书中,载有元代全国交通的驿站系统,伯希和、陈得芝学者曾据以考释波罗书中的一些地名,颇有所得.《游记》与《站赤》对照研读,仍不失为解开《游记》地名之谜的终南捷径.
（五）《游记》的真实性问题
《游记》问世后,由于书中所记中国的富庶、文明和东方的奇风异俗为当时西方人所少见寡闻,而被认为荒诞不经,以致他的友人在他临终之际劝他改正并收回其书中与事实不符之处,但马可回答说:"我还没有写下我所见到的一半."经过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证明马可波罗所说与元代情况大致相合,且有可以补充元史之处,当然也有记忆不确、传闻失实或自我吹嘘之嫌.遗憾的是,《游记》所记中国事虽大部分在中国史志上得到印证,但关于马可个人的活动却很难在元代史籍上找到痕迹.阿合马被刺时马可说他正在中国,所记事实也与《元史》相符,但他不是枢密副使孛罗（见前）;他说他曾在扬州任官三年,但扬州方志上没有他的名字.这就给怀疑马可波罗曾到中国的人一个借口,他们可以说,《游记》中与元代情况相符的事物,焉知不是从旁人耳闻或从其它书上抄袭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