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

黄信介等以“中坜事件”为例，误以为国府未逮捕许信良，自然也不敢逮捕他们黄、姚等人，犯了估计的错误。
三天后的凌晨，当局下令全面逮捕出席高雄人权会的人士，共捕一百五十二人，后陆续释放次要分子。军法审判的结果，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判十四年，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陈菊、吕秀莲、林弘宣各十二年。
被陈鼓应称为“高雄之冬”的“《美丽岛》事件”，就国民党言，是应付内外危机不得不尔的镇压行动。如果国府再让步，星火燎原，这一群众运动，将蔓延扩人到使国民党政权覆亡的地步。不如及时扑灭，通过司法程序，将为首分子，判处重刑，俾收杀鸡警猴之效。
一月三日，蒋经国总统，在国民党的一项会议中，作出下列指示：
“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付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
经国先生这段话，不论是否出于他的内心，抑受环境所迫发出来的呼应。他对民主法治的肯定与认同，比蒋先生在世时，已显示出巨大的进展。
随着经济体制的升级转型，文化关系的蜕变演进，未来台湾政局，将更快速地进入全面革新、多元体系的关键时刻。那末，现在的步伐，必须加快，报禁、党禁，应该放弃，戒严法，亦应顺从民意，予以解除。
注释：[1]《蒋总统秘录》中译本，14册，第202页。
[2]同[1]。
[3]《总统蒋公哀思实录》,台北《中央日报》，一九七五年五月。
[4]同[3]，第26-27页。
[5]阮大仁著《台湾内部的几件大事及台局动向》，香港《明报月刊》第115期，第40－41页，一九七五年七月。
[6]同[5]。
[7]同[5]。
[8]陈鼓应著《台湾新生代的改革运动》（上）、（中）（下），香港《中报月刊》，一九八二年六、七、八月。
[9]同[8]。
[10]林正杰、张富忠合著《选举万岁》，美国《台湾言论》社出版，第242页。
[11]同[10]，第254页。
[12]同[10]，第277页。
[13]沈剑虹著《使美八年记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第197页。
[14]同[13]，第199页。
[15]同[13]，第200页。
[16]同[13]，第212－213页。
[17]同[13]，第213页。
[18]同[8]。
----
25渐隐
本书截稿前夕，国民大会正式选出蒋经国为国府第七届总统，得票一千零十二票，较六年前的一千一百八十四票，短少一百七十二票，扣除十张废票，等于说国大的人数，过去六年中，亡故一百六十余人。法统的延续，愈来愈难，决非危言耸听之词。
经国由被提名而最高票当选，得票率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虽说明“众望所归”，未尝不是“台湾民主政治”的绝大讽刺，一党专政下的必然结果。
纵使经国有意谦让，谁能挑得起这付沉重的担子？而能成为台湾继续安定繁荣的中流砥柱，实非易事。因此，“巩固领导中心”这句老口一号，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二中全会举行前，一度曾有经国是否退居第二线的悬疑和什么人膺选副职的臆测。主要现年七十四岁的蒋总统受长期糖尿病的困扰，健康欠佳，可能不堪繁剧。
一度传说，孙运璇将受青睐，但为蒋身体状况的好转，予以否定。另一传说，孙将被提名为副总统，事实上，蒋虽有心，碍难照办，副总统必须为台籍，乃大势所趋。
台籍政要中，以谢东闵、邱创焕、林洋港、李登辉呼声最高。
如果，谢年事稍轻，蝉联为理所当然，谢自己亦颇雄心勃勃，胜利在望，然修于落选。
林洋港、邱创焕的能力，行政经验，稍胜李登辉，特别是林，头脑敏捷，处事果断，原是接班的最佳人选，不幸名落孙山。
经国作此抉择，一与其个性有关，一为台湾未来政局发展的方向所决定。
李登辉出身技术官僚，且自美康奈尔大学取得高级学位，容易取得华盛顿的好感。其次，李具严家淦的长处，唯唯诺诺，便于蒋过世后，集体领导和新权力架构的推行。
李获八百七十三票当选，较当年严家淦更顺利过关，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国代们曲承现实，接受经国台湾“台湾化”的不变方针。
未来六年，经国任重道远，一连串的迫切问题，均需非凡的勇气智慧去筹谋应付，诸如国会重组，调整地方自治，开放党禁、报禁，取消戒严法，以及政治制度化等等。国民党内的元老，相继凋谢，固有助经国迈步前进的动力，但他自己的身体，同样来日无多，更有急迫之感。
上届总统任内，如果我们为他开一成绩单，应是经济A+，政治B。过去六年，台湾经历了战后世界最大的经济萧条。开发中国家如墨西哥、巴西等，个个挣扎垂危，面临崩溃边缘，唯有台湾轻舟强渡。一旦回升，锐不可当，去年的双边贸易达四百亿美元，打破台湾外贸的历史巅峰，这一点上，经国与有荣焉。
正因为生活安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始能在去年年终增补选中央级民意代表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得票率超过百分之七十）。
经济飞跃，连带推动政治方面的开明与进步，若干举措，从西方民主的角度，微不足道，从台湾一贯严苛的极权统治以观之，代表着大幅度的改革，譬如：
—以放逐代替监禁。国民党对付离心分子的一贯手法，是奉送一顶红帽子，由“内调局”或“警总”罗织一些自白式的罪状，交军法审判，判处十至十五年的徒刑，送新店或绿岛入狱、感化。雷震、柏杨、李敖等，即是人尽皆知的近例。但高雄事件后，已一改常态，故陈鼓应、许信良、陈婉真之辈，获流放的机会。此举不能说非中国政治史上一大突破。
—释放系狱三十年的政治犯。这些人失去自由逾三十五载，个个七十衰翁，身心疲惫，无论从法律精神、人道观点，早该开释。现在让他们重见天日，家人团聚，经国恢宏的气度和宽恕的雅量，我们自当予以击节称赏。
—放宽出入境限制。国民党多年使用的杀手铜，是限制一切他不喜欢的人行动自由，出入境管理处，掌握详细的黑名单，凡有幸金榜题名，一律剥夺其宪法规定的迁移和旅行的权利。这条法令，初订于陈诚任东南军政长官的时代。情治单位，承继发扬，拒不摒弃，完全是一种“整人为快乐之本”的心理，殷海光教授已患癌症，当局仍严拒出境。经国掌权，略予放宽，所以殷海光夫人、柏杨、陈映真、杨逵……等，才相继展翅，遨游海外。
—言论尺度放宽。当年台北《经济日报》为了登载记者阮大方所撰关于琉球问题的四篇特写，蒋先生一怒，下令停刊，经羿川人王惕吾挽黄少谷等多方缓颊，始予宽免。经国当政，无复前朝的严厉，《台湾日报》无理取闹，不过下令强迫收买而已。
杂志书籍，查禁停刊的事，虽不绝如缕，“警总”滥用权力，藐视法律的事例，不胜枚举，但言论的尺度，和过去的确有天壤之别，否则李敖的《千秋评论》，今天《给宋长志上一课》，明天《给秦孝仪上一课》，早为当局查禁矣！
—较公平地办理选举。历年公职选举，因国民党党工于部许多不名誉的做法，一直民怨沸腾，秽声四起，政府的威信，固大为跌落，党外的攻击，亦达于顶点。“中坜事件”后，益见改善，这种进步的倾向，半归功于党外人士的争取促进，半得力于国民党人的知过能改的工作作风。
—向极端分子开刀。前总政治部主任王升，四十年追随经国，受宠信之专，环顾左右，不作第二人想，他自己亦俨然以接班人自许，公开场合，表示“‘共匪’最痛恨的是经国总统和我”，可见其狂妄之一斑。
王升利用刘少康小组的名义，结党营私，专横拔扈，成为国民党的“中央文革小组”，经国因病，未予觉察，了解实情后，一纸命令，将其铲除。
王升削权，且流放南美，说明经国的魄力和当机立断的决心。因王去，内部得以和谐团结，经国的声望，更是猛升数倍。从政治的角度观察，经国不愿在他身后，出现全斗焕式的强人政治。未来道路，正是今天的延伸，或许更宽广、更平直。
我们了解国民党政权的本质和经国的政治哲学基础，一个蒋经国的时代，和他父亲的时代，本质相同，手段方法大相径庭，哪怕上面所举的小事，蒋先生在世，绝难想象，进步再小，总是进步。
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成长的环境、后天的训练，是分不开的，经国先生是狂热的马列主义信徒，后来蜕变为国民党党员，主义的内容迥异，统治方式，却有很多共同点。蒋先生口头遵从民主宪政，形式门面上的事，也尽力而为，内心里，行动上所表现的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以及信念，其实交的是白卷。
经国呢？和蒋先生一脉相承，如果说有所区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之差。
他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详见其与美国记者的谈话。他对美式民主私下颇不以为然。无论外面如何批评，他仍是坚持他自已的思想模式，诸如五十年代的“以思想对思想，以组织对组织”的观念和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