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

第4章


这时我们还没有安下身,说不定马上还要转移,现在吃,是最大的浪费!“喂,伙计们!咱们大概就住在这儿。”“营业部主任”在一扇破窗户前面探头探脑。他总交好运道,就在于他心里从来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总要钻天觅缝地找点小自由。譬如现在,在我们几个人都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早已把周围的环境观察好了。
“这不是场部,”他说,“这不过是这个农场的一个队。你们看,这他妈的就是咱们的宿舍。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火炕。”我们从没有玻璃的窗口朝里望去:泥地上均匀地铺着刚拉来的干草,除此之外,别无它物;暗黄的土墙泥面也剥落了,露出一片片草秸。是的,这宿舍可真不怎么样!
“我一看这就是个穷地方!”从兰州来的报社编辑说,“和我过去到过的定西农村一个样!”
“好地方轮得着你我?”过去的辎重团中尉,上过朝鲜战场的英雄骂骂咧咧的。他虽然也被劳改了三年,还是认为自己应该受到特殊的礼遇。“这他妈的不过是从十八层地狱到了十七层!”“算了吧,大家少说两句。”上海来的银行会计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谁也在这里呆不长,能忍则忍吧……”转而,几个人稍稍地有了兴致,谈论起各自的家属给他们联系工作的情况。是的,他们不会在这里呆长的。他们的家在上海、西安、兰州……这样的大城市,他们的老婆都在活动着把他们办到那里郊区的农场去;“营业部主任”也不例外,他不久也能回到这个省城的郊区。他们有老婆孩子,他们要回去团圆,这是国家政策允许的。“和定西农村一样穷”也好,“十七层地狱”也好,对他们来说不过是个过渡,他们很快就能上天堂。只有我,是注定要在这里呆到全然不可预测的未来,也许直呆到老、到死的。我母亲是北京街道上一个穷老婆子,毫无办法;我那官僚兼资本家的大家庭,被日本人的炮火摧毁后即一蹶不振,树倒猢狲散,经过八年离乱,正如《红楼梦》里写的,“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了。我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畅谈美好的前景,独自蹲在一旁想心思。今天,我获得自由的第一天,种种好兆头(除了没有拣着黄萝卜之外)鼓舞了我。我既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就一定能够活下去。死而复生的人,会把今后的日子全看作是残生。或许我还能活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甚至五十年、六十年,但那全是残生了——多么长的残生啊!而只要认为自己早已死去,现在肉体尚未腐烂,尚能活动,尚能看见太阳,听到歌声,不过是自己的侥幸,是自己白拣来的便宜,就什么困苦贫穷都不在话下了。家庭是“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我本人也成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所以尽管我有点失望,倒并不特别不满。我已学会了忍耐和不发牢骚。
大约过了半小时,我们看到村子外面的田野上有许多人扛着铁锹往回走,前排房子也响起了人声。收工了。一个瘸腿的中年汉子拐过房角向我们走来。
“来啦?”他并不看谁,低着头从手中的一串钥匙中挑出一把,开开门,顺口问了一句,算是跟我们打了招呼。随即转身又走了。“喂,队长呢?”中尉在他背后叫,“咱们总得办手续、报到哇!”他一出劳改农场就续接上在部队的习惯。习惯,真是难以改变的东西。“队长歇歇就来。”瘸子头也不回地说。
没有什么可等的。既然要活下去,就要会生活。我第一个爬上大车,把放在最上面的烂棉花网套取了下来——这就是我的全部财产。我用胳膊一夹,排闼而入,先把干草尽量往墙根踢拢,使墙根的干草堆得厚厚的,又用眼角瞟瞟旁边:也不能让旁边的干草太薄。狼孩也有狼孩的道德;我活,也要让别人活。然后,我把烂网套往墙根一撂:这个地方是我的了!
“喂,喂!你们干啥?你们干啥?队长还没有来分铺哩!……”“营业部主任”气急败坏地嚷嚷。如果他占据了墙根,他是不会这样叫的。他虽然不断瞅空子搞小自由,但一旦小自由的利益被别人获取,他就宁愿舍弃自由而去找领导:我没有得到,也不能让你得到!今天早晨,他因为怕自己的行李放在大车的最上层会在路上颠下来,第一个搬出行李,放在大车的车底盘上。现在,等他搬进自己的铺盖,三面墙根都让别人占了。对不起,你睡在门边上喝西北风吧!
不理他!你活,也要让我活。他被子褥子齐全,还有一件老羊皮袄,按平均主义的原则,他也应该睡在门口。我打开我的烂网套,把哲学讲师送我的《资本论》第一卷塞在网套下当枕头,旁若无人地、直挺挺地在我的“床”上躺下了。
墙根,这是多么美好的地方!“在家靠娘,出门靠墙”,这句谚语真是没有一点杂质的智慧。在集体宿舍里,你占据了墙根,你就获得了一半的自由,少了一半的干扰;对我这样连纸箱子也没有的人,墙根就更为重要了。要是有点小家当,针头线脑、破鞋烂袜之类,或是“祖宗有灵”,搞到了一点吃食,只有贮藏在墙根的干草下面。如果财产更多一点,还有一面墙供你利用。你可以把东西捆扎起来挂在墙上。更妙的是,你要看点书,写封家信,抑或心灵中那秘密的一角要展开活动,你就干脆面朝着墙,那么,现实世界的一切都会远远地离开你,你能够去苦思冥想。睡了四年号子,我才懂得悟道的高僧为什么都要经过一番“面壁”。是的,墙壁会用永恒的沉默告诉你很多道理。

我们刚把自己的铺位铺好,干草的烟尘还在土房里飞扬的时候,那个瘸子又来了,他说队长叫他领我们吃饭去。
好极了!吃饭!村子里有了活气。冬天的夕阳在西南方向放射着金色的光辉,黄色的土墙上和七拼八凑的玻璃窗上,都映得光灿灿的。小土房上小小的烟囱,一个个冒出袅娜的轻烟,村子里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蒿草的香气。这种与劳改农场迥然不同的、如风俗小说里描写的村居情景,使我莫名地兴奋起来:贫穷也罢,困苦也罢,我毕竟又回到了正常的环境中!
伙房很小,看起来没有几个人在伙房搭伙。这使我有点担心:搭伙的人越少,每个人被炊事员剥削的量就越大。不过所幸的是,我们现在是工人了,我们可以进入伙房里面去打饭了。在瘸子——现在我知道他是队上的保管员兼管理员——向炊事员嘀嘀咕咕地交待给我们按多少定量打饭的时候,我的近视眼迅速地在伙房里睃巡了一遍:扔在案板上的笼屉布,沾着许多馍馍渣!其实,像“营业部主任”这类人真蠢。他们不断地用最哀切的言词向家中勒索,搞得家里人惶恐不宁,扎紧裤腰带来支援他们。我呢,既然不忍心盘剥老母亲,就要发挥自己的智能。而我凭智能在目前的生活圈子里搞到的吃食,并不比从外面给他们寄来的邮包少。
每人四两:一个稗子面馍馍,再加一碗已经冷却的咸菜汤。我磨蹭着最后一个打饭。我笑着对炊事员说:“我不要稗子面馍馍,你让我刮那笼屉布吧。”
“行,”炊事员诧异地看了我一眼,递给我一把饭铲,“你要刮你就刮吧。”我仔仔细细地把笼屉布刮得比水洗的还干净,足足刮了一罐头筒馍馍渣。按分量说,至少有一斤!
“祖宗有灵!”虽然有股蒸锅水味,还是很好吃!
只有自由的人才能进伙房刮馍馍渣。自由真好!
吃完了饭,队长给我们提着一盏马灯来了。
“大家都来啦?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他在身上摸索着火柴。我马上走过去,帮他提着马灯,点上火,然后接过马灯挂在我的头顶上——这盏马灯有一半归我用了!没有外援的劳改生活锻炼出了我的机灵,依靠外援活下来的“营业部主任”之流只能靠他们的后盾。
“队长,咱们就这么随便睡哇?”躺在门口的“营业部主任”想改变现状。“随便睡,随便睡,睡哪儿都行……”队长一屁股坐下来,在他的草铺上盘起腿,没有领会他的意图。
“队长,有没有好一点的房子?”上过朝鲜战场的中尉不满地说:“这房子连炕也没有。”
“凑和住吧,家嘛,在人收拾。”队长有点不悦了。他是个干瘦的中年汉子,自我介绍说姓谢。在马灯昏黄的灯光下只看见他一脸胡茬,神色疲惫,穿一件补满补丁的棉干部服。他说:“想睡炕,就得脱炕面子。这大冬天的,脱下的炕面子也不结实。等开春再说吧。”
这就是说,我们要到春天才能睡上炕。而到春天,没有炕睡也行了。几个人向谢队长打听怎么往这儿写信?场部在哪里?人保科什么时候办公?迁移户口的事应该找谁?谢队长很快就知道了这几个人是不准备在这里干长的。他把目光向我转来。我坐在马灯底座下面的阴影里。他眯缝着眼睛问:
“喂,小尕子,你叫啥名字?”
“章永璘。”我欠了欠身子,干草在我屁股下作响。他把手中的一张纸就着灯光吃力地看了看。
“你家在北京□?才二十五岁?”
“在北京。是的,刚满二十五岁。”
“你们几个就你年轻。咋?你也要回吗?”
“我不回。”“好,不回就在这达儿好好干。”谢队长高兴了,脸朝着我和蔼地说,“这达儿也不坏,总比你们原来呆的地方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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