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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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葬的仪仗队于是首途往蒙古。志费尼和拉施特证实，从甘肃到客鲁涟河的路上，蒙古人将所有遇见的人都杀死，为的是使汗的逝世消息，在一切必要布置还没有做好以前，不会传播出去。
  尸体到达客鲁涟河源附近的大斡耳朵时候，才将死讯公开。陆续陈尸于死者的诸主要后妃帐幕之中，各亲王和各统兵将领都允准进帐表示哀悼。诸将统兵在外者有的须三个月路程才能来到客鲁涟河，所以这个“哀悼”需要很长期间。哀悼结束，葬成吉思汗于他自己所选择的地点，靠近不儿罕山与斡难河、客鲁涟河和土拉河的河源。“有一天在这里狩猎，成吉思汗休息于一棵孤立的大树之下，默思一时，宜称将来欲葬此地。”葬后任青草丛生坟上，无从辨别其准确地位。
  这是史书的记载。但是蒙古的口传故事，在四个世纪之后首先由《阿勒坛一帖卜赤》（约在1604 年编），继由《萨囊彻辰书》（约在1662 年）采集，在细节上又丰富了许多。合汗的尸体，以车载赴出生地方。在民众悲哭声中，一个蒙古将军，在《阿勒坛一帖卜赤》中称之为克勒古台而《萨囊彻辰书》称之为吉鲁根[4]巴图尔的，呼唤死者说：“我君其如鹰飏而高飞乎？ 我君岂以长辈污秽而升迁乎？我君果遗弃妻子乎？我君果抛置仆从乎？我君如鹰鹘之搏击而去乎，我君如纤草之因风飘荡乎？我君享年六十六岁，岂临涖九色人等而逍遥以往乎？”[5]
  《萨囊彻辰书》中接着说，在这种哀悼声中，车子开始移动，然而车轮忽然陷入泥淖。就是用最强壮的马和在场群众的努力，要想举之出于泥淖， 竟不可能；车子不能前进一步。于是吉鲁根巴图尔再呼成吉思汗的灵魂说： “永承天命，生此人主，今遗弃大统及仆从人等，圣主（博格达）其超生长往乎？君原配之福晋，所治之统驭，所立之政事，所都之国邑，俱在彼处。天命之福晋，金阙殿宇，纯备之制统，收集之人众，与习居之地，沐浴之水， 统属仆从，蒙古人等九乌尔鲁克（指部下）众官员等，游牧之鄂嫩（斡难河） 德里衮布勒塔干（迭里温孛勒答黑）等处。枣骝马鬃所制之神位（指大纛之神），[6]聚积各种适意中节之鼓、铜锣、画角、唢呐、金亭，登基之克鲁伦（客鲁涟）地方，亦在彼处。发祥之先，所遇之布尔德福晋（李尔帖夫人） 哈屯，有福之布尔噶图汗，所宠眷之博郭尔济（博尔术）、莫和赉（木华黎） 二人，并极盛之政统，亦在彼处。蒙神幸遇之和兰（忽兰）哈屯福晋，及胡笳、胡琴诸般乐器，汗之德美济苏济苏凯二福晋（指也遂和也速千）并金亭华屋，亦在彼处。岂以哈尔固纳汗山融暖，以唐古特（唐兀）人等众多，以怀蓄恶念之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美丽，反将昔日之属众蒙古等弃掷乎？今万金之躯虽不能保，但请将如宝玉灵奇之枢，使大福晋布尔德（孛儿帖）哈屯一见，以慰属众之望。”[7]
  说过上述的话之后，一直不动的车子活动起来了，取途前往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草原。（《萨囊彻辰书》，107—108）
  成吉思汗之死将要提出若干严重问题，这是一些涉及到游牧征服者如何适应远东和上亚细亚的定居生活的问题，但是在他死后约三十年之后一切人方能明瞭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关于这些问题，就是成吉思汗本人也只能有模糊的意识。而他关于这种情形的概念还是单纯游牧人的本色。拉施特所提到的例子可以为证。这位波斯史家说，成吉思汗有一天问忠心耿耿的博尔术， 照他的意见，人生何事为最快乐，博尔术答道：“春天骑骏马，擎鹰鹘在手， 看它搏取猎物。”成吉思汗再问博尔忽和其它那颜，所说相同。于是成吉思汗说：“不然，人生最快乐的事是战胜敌人，追逐他们，抢夺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他们所亲爱的人以泪洗面，骑他们的马，臂挟他们的妻女。”
  这是自从十五个世纪以来——如果可以这样说——一切匈人游牧部落的首领们的“理想”，他们驰骋于文明地方的边沿，从中国的长城至于多淄河。但是成吉思汗本人隐约地意识到，他的继承人们一且居住在金国皇帝或伊斯兰教算端的宫殿里面，不可能保留这种原始的概念。他预先为此感叹而流露出伤感的情绪，这也见于《拉施特书》记载。这位波斯史家记述成吉思汗的话说：“我的子孙们将穿绣金的衣，食佳肴，乘骏马，拥美妇，而不想这些享受是什么人给他们的。”
  
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变迁
  第一节 窝阔台的统治
  上面提到，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系孛儿帖所生：（一）拙赤，先于成吉思汗死去，他有封地在西伯利亚-突厥斯坦的草原，即现今塞米巴拉金斯克、阿克摩林斯克、图尔盖和乌拉尔斯克。当1227 年时候，拙赤系的代表人是他的儿子拔都；（二）察合台，其封地在原则上包括旧哈刺契丹国家、伊犁草原、伊塞克库尔（热海），楚河和塔拉斯（怛逻斯）；（三）窝阔台，其封地包括黑也儿的石和叶密立的牧地，这个地区在塔尔巴哈台的周围的大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之间，从前乃蛮国家的西南部分[1]；（四）拖雷，因为是少子（斡惕赤斤），有保守老家的责任，被付与客鲁涟河、斡难河和土拉河河源的故土。然而这些封地或兀鲁思的建立，使每一个藩王都有一片草原足以放牧他的畜群和供养他所分得的一群营帐，并不妨害帝国的统一。[2]至少在开始时期，有一种比欧洲加洛林王朝的“封地联合”（concordiafratrum） 更为统一得多的制度。一方面，一切内部事宜的领导权操于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独揽发动战争之权和管理帝国周围的从中国北方、河中及伊朗这些定居国家取得的领土的权力。蒙古帝国的中央集权时期至少存在至于大汗蒙哥之死，即公元1259 年。
  依照蒙古的惯例，成吉思汗死后，由他的最幼儿子拖雷摄政。
  正是拖雷，于1229 年的春天，在客鲁涟河边的阔迭额阿刺勒（“荒岛”） 地方召集全体大会以推选大汗。[3]
  成吉思汗，我们知道——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采信由《拉施特书》所证实了的《秘史》所提供的证据——曾指定窝阔台做他的继承人。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拉施特所说，许多人归心拖雷，为了避免不幸的分裂，必需由耶律楚材，成吉思汗的契丹人顾问，置身其间参预其事。耶律楚材向拖雷陈言， 窝阔台是他们的父亲所选择，所以他拖雷，不但必需尊重这个选择，而且必需拿出自己力量来使它胜利。拖雷听从了这一劝告，宣布了成吉思汗的以窝阔台继登大位的临终遗命。
  在人们得称之为大会的幕后所发生的一切是颇难知晓的。先是因为举行丧礼，继则因为准备大会，几乎需要两年的时间（从1227 年夏至1229 年春）， 皇位虚悬而由拖雷监国，如此情况令人怀疑，这样拖延时间是不是由于暗中布置。尽管窝阔台曾被他父亲指定为继承人，而蒙古惯例留在少子手里的， 不但有监国之权，还有斡难河、客鲁涟河和土拉河上游的祖宗遗产和军队的大多数。
  一个王子受到这样优待，会不会试图一逞呢？《拉施特书》的记述， 使人猜想有这种情形。此外，《拉施特书》和《元史》一样，波斯史家和中国史家一样，都是为拖雷努力寻找根据。收藏在忽必烈宫廷和旭烈兀宫廷的档案，流传到我们的，都是有利于拖雷的说法。我们应否寻究，中国和波斯的史源有没有企图将行为好的一面留给拖雷并且同时替他的后嗣布置未来的权利呢？依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法，窝阔台的确是由于拖雷的帮助而即位，由于拖雷放弃竞争并推举窝阔台。在这里面或者可以允许我们窥测蒙哥和忽必烈所作所为的事先根据。
  不管怎样，亲王们在拖雷的推举之下，请窝阔台接受帝位。窝阔台避让很久，他说拖雷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父亲，比较更了解他们父亲的一切计划， 以拖雷继承更为适当。用了四十天的时间才使他不再坚持。窝阔台终于由他哥哥察合台和叔父帖木格斡惕赤斤引导就位。拖雷献上酒盏，在场的人都脱去帽子，将腰带解下置于肩上，以表示服从，行九跪之礼，奉窝阔台以合罕的称号，即最高的汗的尊号。
  根据中国史源，窝阔台的正式即位日期是在1229 年9 月13 日。
  或者可以再问一下，由于编写时候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史源有没有对我们提出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秘史》原文在后面有作者自注，是编写于鼠年，这个日期——至少是一般的意见——以为是指公元1240 年，当窝阔台在位的时候。因此，如果《秘史》着重指出选举的性质是合法的，成吉思汗本人曾指定窝阔台继位，这就不足为奇了。相反地，有如我们在上面刚刚提到的，拉施特编写他的书是在帝位已经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的政变以后， 而且他供职在拖雷的子孙，即波斯诸汗的宫廷里面。人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坚持说与会的人多数归心拖雷，以及是拖雷推举窝阔台，正是纯粹出于他的谦让，才使窝阔台最后被举。
  窝阔台的被举，如果我们相信波斯史家所言，一部分是得力于耶律楚材的有效影响。当窝阔台在位的整个时期，耶律楚材在政府里面操有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