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史

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
  在蒙古人造成的废墟上，通过了蒙古人的道路。
  不幸于一个世纪以后，这条道路又被帖木儿兰所阻塞，这是对旭烈兀和忽必烈这些人的生动对照。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八节 迁移还是侵入？
  一直说到这里，我似乎毫不分别迁移还是侵入。但是这一种分别还是很有必要。由上亚细亚出发的真正可称为迁移的要比人们一般所相信的少得多。公元第四世纪，匈人的侵入并没有改变中国北方的人种和方言的形态， 因为侵入的正如上面所说，是一些零星小部落，即边境的匈人和河套的守卫者，他们人数很少，很快就被稠密的中国人民群众所吸收进去。另一个也是有特别意义的事实，成吉思汗一系人的征服虽然使鄂尔多斯和察哈尔的先民最终居住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方边境上，但是没有成功地做到使这三个省的一部分蒙古化。因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范围过于广大，不能在人种上发生有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来的后果。蒙古各部落，因为草原荒寒而时常徙移，本来足够分散的了，忽然忙于补充在中国、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罗斯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他们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完全被隐没了。我们只要推想一下拉施特所说，在蒙古人所占领的一部分俄国，即钦察汗国中，只有四千左右真正的蒙古人，其余属于拔都的和贝儿克军队的都由突厥战士组成。就是在“蒙古斯坦”，在由从前哈刺契丹帝国之地而变成的察合台封地里面，种族基本上也还是突厥种。[1]
  在波斯的情形与此相同，虽然突厥人屡次往服这个种族的密度相当单薄的地方，也并不能将它非伊兰化，因为征服者从来只是一些人数不多的突厥蛮部族。十一世纪时候，塞尔柱突厥人差不多是被土著吸收进去，或者至少是很深透地伊兰化了。如果在某些地方，有过部分的半突厥化，例如在阿哲儿拜占，这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草地-平原比剌夷、亦思法杭或设拉子的园林更为适宜于留驻畜群。事实上，最后的塞尔柱人和成吉思汗系的伊儿汗们正是居留在阿哲儿拜占。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地方的部分突厥化，由于突厥-蒙古的重要朝代在政治上的征服无疑比较少于因为有迟缓的、不易觉察到的和长期看不见的一些氏族的渗入，这些氏族的情况不明，常常连名称都没有，带着黑色帐幕前进，人们至今还可以看到他们这样从设拉子往蔑扯德移牧。
  关于这个问题可注意的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征服无疑他们将这个征服保持得最牢固，并没有造成任何突厥化。伊朗还是伊朗人的，叙利亚还是阿拉伯人的。相反地，似乎是由于难以逆料的命运，除伊朗的桥梁之外，希腊的或希腊-亚美尼亚的故土，即安那托尼亚变成了突厥蛮。人们在这里可以分别出来什么是征服，什么是殖民。然而突厥人在安那托尼亚的殖民大概仅仅因为这个高原其整个中央部分本来已是天赋的突厥斯坦草原。
  如果就改变种族和语言形态来说迁移，在上亚细亚真正可称为移迁的， 实际上并不是游牧人的侵入定居国家，而在于此一游牧人民与彼一游牧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举例来说，如公元前二世纪之初，甘肃的月氏人移向河中； 公元四世纪，……哒的匈人也下趋向这个河中；十七世纪时候，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移向伏尔加河方面，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又移回准噶尔。又如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的情形，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经常能够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互相转变，尤其是当公元七世纪时候，我们看到突厥人称霸于现今的蒙古利亚，而在这个时候属于原始的蒙古人类型的民族，如……哒人和阿瓦尔人刚刚在或继续在突厥斯坦和多瑙河的草原上占着统治地位。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九节 迁移不如说是统治
  于上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还要不受那些树立在古老帝国草原上面忽而突厥，忽而蒙古的旗帜所蒙骗。公元前后的匈奴帝国似乎是一个原始突厥人的帝国，但包括在内的也有许多原始蒙古人，就象在欧洲的阿提拉的匈人帝国， 包括在内的有许多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一样。与此相反，五世纪的蠕蠕（柔然）帝国无疑是一个原始蒙古人的帝国，而包括在内的大多数是原始的突厥人民族。第六至第八世纪的“突厥” 帝国，以及第八至第九世纪的回纥帝国，显然是突厥人的统治而对于原始蒙古人的各部落发号施令。成吉思汗的帝国起而代之——我们相信已曾说明— —是一个高悬蒙古旗帜的帝国，而聚集了四分之三的突厥、突厥蛮和通古斯民族。
  总之，上述各种情形都是关于政权的彼此更迭，关于某一个统治部落的轮流出现，有时是突厥种，有时是蒙古种，并不能因此说有大群人口的移动。大多数场合，领土上的变迁似乎只限于上鄂尔浑地区是由哪个统治人民来占领，这是在哈剌-八剌哈孙和哈剌和林的周围，建立帝国的佳地，匈奴的单于们大多在这里驻扎，而突厥的、回纥的和成吉思汗系的合罕们也驻扎于此地。为了结束这里所说诸端，我们可以举一个突出的虚假“迁移”例子，这就是当公元1120 年之际从北京到达突厥斯坦的哈剌契丹人。这里所谓一部分人民的迁移，其实不过是耶律大石带着一百人左右的轻率举动。丝毫没有人民的波动。这只是个人的业绩卓著的冒险行动。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十节 残破地方的再繁殖
  这是不是说上亚细亚的政治波澜一点都不变更中国北方、突厥斯坦和西亚细亚的人口分布呢？这样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德库朗热虽然主张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并没有怎样更改高卢-罗马的演变途程，但是他从来不否认五世纪时候高卢的东北方有日耳曼人渗入。同样可以确定，中国的皇帝们当势力达到高峰时期和在内战时期，好几次在北方诸省，诸如陕西、河北等地，建置许多突厥-蒙古人的垦田，为的是补满由内战或由外族侵掠而挖成的一些空隙，这种事实在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时候特别明显，当无疑属于突厥种的塔拔哈失人或拓跋人统治这个整个地方，最初是直达黄河，嗣后是直达扬子江流域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置身是这样的持久，和成吉思汗系人以及满洲人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被驱逐出去，他们结果是完全中国化并混融在中国群众里面。他们被别称为远东的法兰克人，因为他们的榜样使人联想到我们在高卢的法兰克祖先。从查理曼大帝的时候起，在纽斯特里亚无疑是再也分别不出一个高卢-罗马人和一个法兰克人。同样情形，在唐朝的中国，只有当我们看到一个军官的名字例如冠以慕容的族姓时候，这是从前原始蒙古氏族鲜卑人氏族的特征，才能据此料想这个中国贵人是鞑靼人的后裔。
  当四世纪时候，西方的各个大规模入侵，至少是由佛兰芒人开端，曾鲜明地变更了语言的分界线。而在中国，人们似乎完全不能看出这种情形，说中国话的地方和说阿尔泰系语言的地方沿着长城分界无疑和汉代曾经存在的情形并无二致。但是这并不阻碍中国的北方人在形体上因为不断吸收突厥- 蒙古以及通古斯的成份而多少有所改变。就象纽斯特里亚人在形体上曾经因为北方的移民而改变，在今天，讲法语的人民中还普遍存在这种情形。
  突厥-蒙古的侵入者在中国终于同化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定居者。游牧人变成了定居者之后就不会再回到游牧的生涯。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突厥-畏吾儿人。从八世纪中叶迄于九世纪中叶，这个民族曾占有草原帝国，以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八剌哈孙地区为其中心。在九世纪中叶，他们被乞儿吉思人从这里驱逐出去后，移居中国的甘肃，后来又移至中戈壁的绿洲别失八里（济木萨）、哈喇沙尔和库车，在这些地方，他们采取了定居生活。
  当十世纪时候，契丹人于把乞儿吉思人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向畏吾儿人建议再回返蒙古高原，但是畏吾儿人辞不接受这个礼物。已变成为定居者， 生活于丝绸商队经过的绿洲，他们不想再去大北方重过草原的冒险生涯。同样的理由，忽必烈的子孙子十四世纪末被明朝人从中国驱逐出去之后，重操荒疏已久的旧业时是如此拙劣，如此不知所措。他们对游牧生活方式已经不复了解了。不能再适应于祖先的草原，他们只是于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 在达延汗和阿勒坛汗时候，才在鄂尔多斯和在察哈尔地区恢复了一点这样的生活，这是在中国的边沿和邻境，他们对于中国常常怀抱乡土之思。
  草原可能通过移垦者的入侵而造成定居的农耕人，但是定居国家的人民从来不会变为游牧者。这种转变的方向是单方面的，从来没有变化的可逆性。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第十一节 中国农人的侵入草莽之原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不过都是草原人侵入务农国家，随着他们的行动， 农田变为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