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的就是心跳

警察还找了他和吴胖子查问我的去向，他们一概都回答不知道，警察好像知道的事不少。还问了那对新人和一个女的显然是指李江云。他们把那对新人的情况讲了一些，对李江云没说什么光说不认识。我非常担心警察顺着李江云控着我。我相信警察一直在用一种巧妙的方式监视着我，我甚至怀疑这个仪表堂堂的处长，虽然他并不知道我的底细。
他和刘会元聊了会儿，拿过我带去的照片看了片刻，又打量了我一下问我：“你找她干吗？”
我把我编好的一套伪托他人的完全无害的谎话说了几句：“一个朋友要评职称，想找她要回放在她那儿的毕业证，当时他们住在一起。”“没其它意思。”刘会元帮我说，“没恶意，时间过去太长，人的变化太大，老地址已经找不着这人了。”
“这人现在住哪儿我也说不清了。”李奎东说，“我跟她分手也很多年了。我认识她后她就住在我家，所以别看我们有段时间很熟，要说她住在哪儿我也说不上来。”
“你们是哪年认识的？在哪儿？当时她是干什么的？
“当时……”李奎东停下来。“你问这些干嘛？”
“我看你还是跟他说了吧？”刘会元对我说，“要不谈起来也不方便。”“好吧。”我把第二套谎话端出来。“她是我姐姐。十年动乱中我父母双亡，我给寄送到外地的一个亲戚家，姐姐去东北农村插队，从此失去联系。这些年我一直在找她一点音信也没有。只剩下这张照片不知道是哪年照的。要不是这张照片我连她模样也记不住了。我想她这些年一定很苦，一个女孩子无依无靠四处飘泊，天下哪有那么多好人。一想起这些我就心酸。”“够惨的。”刘会元说，“我们这哥们儿自个也够惨的，所以我说这事无论如何我得帮他。”
“嗯，”我擤擤鼻涕对李奎东说，“我这不是要找谁算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说句官话，帐全记在‘四人帮’头上，我现在只想找着我姐姐，别的像你这种收留过我姐姐的人我只能说感激。”“我们认识也得有十年了。”李奎东眨着眼儿不知所措地说，“当时我也刚从兵团回来，没有工作，成天在家闲着。离我家不远是红塔礼堂，那会儿那儿老演外国片，没事我就去那儿等票。那好像是春天，天还挺冷，还得穿大衣。那天红塔礼堂演什么片子我忘了，好象是《勇士的奇遇》。我在门口等票，电影都开演了。拿票的人全进去了，礼堂门口台阶上稀拉拉没几个人，我正想走，那个女的——你姐姐来了。穿着件军大衣，手揣在兜里从我身边过，我问她有富余票吗？她瞧了我了眼点点头说有，也没有把票给我一起交给把门的撕了副券把我带了进去。我说给她钱她也不要，这样我们俩就一起看了场电影。看电影时我们胳膊肘挨在一起，散场后我问她有没有事，她反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没事我们一起去吃饭，她想了想就答应了……”
“后来呢？”见李奎东中断了，我问，“就这么简单？”
“后来我们就认识了。”李奎东有些焦躁地说，我想他对一个不摸底的人讲述这些很不情愿。
“每次分手我们都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经过一个不长不短的过程，她就住在我家去了。她对我说，她也是刚从兵团回来家里已无人，从我对兵团生活的了解看她的确在兵团干过。我从没怀疑过她，也没道理怀疑。她是那种饱经风霜的人，对一切变化都采取泰然自若的态度，一切都不需要明说，一个眼色一个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都会使她立刻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对方的意图。她从不执拗他人，也不使他人为难，很温顺很平和，和她相处我很松弛，因此得出错误的印象认为她是个凄恻寡言的活动木偶。她很爱说爱笑也很风趣，在人多的场合从不怯场总能落落大方应何自如，这点刘会元可能知道。她没有小家子自怜自爱的忸倔作态，同天真未琢的不同的是，她欢快并不恣肆，雍容并不轻浮。任何调笑撩逗一旦变味变得狎邪变得不尊重，她就立刻感觉出来。我不是说她就立刻形于色，她感觉得出来但含而不露。所以我说她饱经风霜，有一种超然物外的镇定与从容，皮衷已锈但污无妨，当她垂下眼皮时你哪怕将她拥入怀中甚至浸入身体你也会感到她神飘天外与你距离遥远。”
“她和人在一起时，用的名字是叫刘炎么？”
“是的。我也一直怀疑这不是她的原名。就在我和她最熟识的阶段我也总觉着她是个陌生人，一个隐姓埋名的女子，你知道吗，她给我的不可捉摸的感觉太强了。”
“就为这和她分的手？”
“不，我不是非彻底了解一个人才能和他共处，有些事我倒觉得不知道为好。像我现在当着这么个小官，居于一些人之上，我更觉得保持距离的必要，均匀分布才能稳定和谐——
是为这个。”李奎东吸起一支烟，吸了两口掐灭，看着我说：
“她说谎，这点我不能容忍她，我一而再、再而三终于忍无可忍。我不知道她出于什么心理，她完全没必要跟我撒谎，我从来没对她这个人之外的东西感兴趣——她主动骗我。我只能认为这是她的一种习惯。她从来也没有像一般骗子那样撒谎是有目的并想通过期骗取得什么，也不像一般女人撒句谎是出于防范，也完全是无端的，下意识的这点比较可气。你要说你有什么难于启齿甚至有什么目的我还好理解点譬如我们走过路边一排楼时她就指着其中一幢说她家就住在这儿，什么门牌多少号，家里有几间房，什么摆设养了狗啊猫的。有一次我就按她说的门牌去找她，我没别的意思只是想让她惊喜一下，结果敲开门住在里边的人是我的一个仇人，更完全没有关系听都没听说过她，这实在太捉弄人了。我质问她，她却完全茫然忘了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一次她对我说，她养了一条亲密的小狗，如何如何可爱，毛如何如何长垂下来盖住眼睛，常得用剪子绞才能看清道。她还领着它逛公园，警察叱她，她对小狗说，“跟叔叔说‘对不起’，小狗就‘汪汪’叫两声，说的有鼻子有眼。我叫她带来给我瞧瞧，她老说常带老不带。后来搬到我家住时煞有介事地拎着个提包说小狗装在里边，打开一看是一只玩具狗。”
我笑：“这人倒挺有意思。”
李奎东疑惑地看看我：“天天跟你来这么一套你就有悄起来了。我就跟她说：‘你老这样骗我怎么知道你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她说‘我改’，接着没两天又跟我说她的一个朋友要叫她去聚聚，一帮朋友等着要见她，我说那你就去吧，好，到时间她走了，我正好有事要去西单跟着也出去了。路过木樨地时，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街边花园逗小孩呢，她其实没朋友，我跟她认识这么长时间除了我的朋友没见她有过一个朋友。她每次说去朋友那儿都是在街上瞎逛，可她隔一阵儿总要出去一趟说看朋友。“大概就是第二年。说实话，这点我不想隐瞒，我也没打算和她——和你姐姐结婚。大概她也看出这点，一天她走后就没再回来，我等了她很长时间，有段时间，每当门响我就以为是她回来了，可每次都不是，后来时间长了也就淡了，人总得结婚。我就和现在的妻子结了婚，你要是不来我就把她忘了。”李奎东又抽起烟。
“后来你没再见过她？”
“见过一次。”李奎东说，“一年夏天是在王大人胡同还是磊王八胡同我忘了。我和媳妇骑车路过，看见她和一个男的穿着拖鞋从胡同走出来，她没看见我，我也没喊她。就那走过去了。我听一个朋友说过，他有次在个舞会上见过，还把她带回家过了几夜，那人是个酒色之徒，总吹自己和多少女人睡过。他的话我不太信，不过也没准——王匡林认识吗？”李奎东问刘会元。“不认识。”刘会元说，“想不起来。”
“你有这人地址吗？给我写一份。”
“有的。”李奎东说，“你们要找他别说我叫你们找的。”
“不会的。”我看着李奎东给我写下地处，把纸揣进兜里，“那我们就走了，以后你要还听到刘炎的什么消息劳驾告诉我一声。”“我到哪儿找你？”“你找刘会元就找到我了。”
“你姐姐绝对气质好。”李奎东似乎聊得上瘾，还想多谈谈刘炎，“样样出色，舞跳得好冰也滑得好。如果滑冰有业余段，她一定是高段。每次一下冰场绝对醒目高出其他人一筹，提刀旋转玩似的，像是长期生活在冰天雪地的女人。”
十一
“什么弟弟寻找姐姐？别逗了，现在国泰民安哪还有这种人间悲剧？哥们儿我见过你，你什么时候蹦出个姐姐？你姐姐早让你爸甩墙上了。”王匡林是个相貌猥琐的瘸子，穿着笔挺的深色西服，两只小皮鞋擦得雪亮。一只跟高一只跟矮原地站着十分威武。我和刘会元找到他时，他正在楼下存车棚的公用电话处给人打电话。听到我们问存车老太太“知不知道王匡林去哪儿了？”拿着电话筒探出头来喊：“到这儿来到这儿来，王匡林在这儿。”气派十足地吩咐我们：“你们先站这儿等会儿，我打完电话再跟你们说话。”然后伏在电话机的窗台上没完没了地说：“你们该动动了。巴黎银行那七百万美元已经汇进了瑞士银行，汇票我都见着了。巴拉万先生已经很不高兴了。这么大笔款子在欧洲调来调去下不了崽儿净听故事我都不好意思再跟人家见面了。你们唬弄别的洋鬼子我不管，巴拉万先生不合适；人家那么热爱中国，要‘拨了奶子’汽车人家也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