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圆兵法

1928年6月15日，张学良举行就职仪式，就任奉天督办。20日，张学良就奉天军备督办发表任职通电，提出五项举措：其一为罢兵言和，反对内战；其二为交邻亲善，讲求外交；其三为整饬戎政，实行兵农政策；其四为提倡实业，改革政治；其五为采取众意，归于公决。但此时的张学良基础本不牢固，他明智地末就东北的军政大权问题提出意见。6月21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上，张学良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吉林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坚辞不就，并推张学良就任此职。随后，张作相回锦州为母奔丧，从而使张学良拥有了主持东北大局的机会。
7月2日，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再度召开，张作相请求辞职并于会上通过，同时，他还极力推荐张学良。正午2时，联席选举表决，同意张学良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保安司令。7月14日，张学良宣誓就职。7月19日，东北临时保安委员会成立，张学良为委员长，统理东北各省区所有内政外交的重大问题。至此，张学良完成了其父死后面临的权力过渡的困境，掌握了东三省的军政大权。接着便开始与蒋介石派去的代表接洽。
其实早在张作霖死讯刚外传不久，蒋介石便已着手展开拉拢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鉴于当时自己尚未掌握军政大权，而且风向也没有确定，所以就没有贸然答应。但是，他对劳民伤财的内战早已深恶痛绝，主张中国统一，实现富国强兵。他知道凭自己的兵力和智力恐怕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便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通过与蒋介石所派代表的短暂接触，张学良摆脱日本人的干扰，克服内部意见的不统一，于1928年12月29日实现改旗易帜。
 蒋介石的难产日
1930年春，蒋介石借口消弱各个军阀的势力，结果引发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三派联手，与蒋介石展开的中原大战。双方力量均等，战况惨烈，死尸堆迭，血流成河。而旁观的张学良既不希望这场内战爆发，又不想成为战争的参战方。于是，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便成了各派都要极力争取的机动力量。
在这方面，蒋介石又走在了各派的前面。他的代表首先到达沈阳，对张学良陈述利弊，并且给张学良以巨大的经济支持。而冯、阎派去的代表则两手空空，无话可说。风风光光的舞台完全让给了蒋介石派去的代表。
但是，张学良并不想如此早地介入其中，虽然蒋介石多次请求他出兵“勤政”。一直僵持了好几个月，犹豫不决的张学良才无奈地出兵关内，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对张学良感激涕零。
不过，感激归感激，蒋介石可不想让这笔人情债成为自己的绊脚石，该忘的就得忘，而且归依自己的张学良已经成为一个自己不得不时刻小心的政敌。
一箭双雕之计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侵略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要求抵抗，但蒋介石却抱准不抵抗政策，票张学良遵照执行。于是，东北三省迅速陷落，东北军撤退关内，张学良虽对外界婉言解释，但仍然成为舆论攻击的焦点。他不得不引咎辞职，而主谋蒋介石则高枕无忧。张学良这个黑锅背得很有点无奈。
随后，在1935年夏天，蒋介石调张学良率东北军开赴西北去剿共，实际却是他思虑已久的阴谋。通过西北剿共，一方面可以消灭共产党的兵力；另一方面又可以消耗张学良东北军的实力；第三还能使东北军与原来驻守的扬虎城的西北军产生矛盾，张杨相争，而蒋介石则坐收渔人之利。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蒋介石甚至唆使人挑拨离间，指使西安的军统、中统特务摘破坏活动。但他的如意算盘却打错了。张、杨二人屡屡剿共失败，损失惨重，而蒋介石却丝毫不给给养，不准扩充兵力。共同的挫折，共同的利益，使得原先各存敌意的张、杨二人开始惺惺相惜。而后合作，消极剿共。蒋介石多次电令无效，送亲自飞往西安督战，结果自陷笼中，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成功。
卿本佳人，无奈偏逢薄幸郎
身陷囹圄的蒋介石对于自己一手“提拔”上来的张学良的背后行为颇为气恼，跳着脚地骂张学良忘恩负义。但当看到张、杨二人态度坚决时，狡猾的蒋介石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委屈求全，答应了二人的兵谏。脱逃西安之后不久，他便把自己的信誓旦旦忘得一干二净，先把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军队肢解得七零八落，四处分散，而后把张、杨二人分别囚禁起来。在逃往台湾之前，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拒绝了一些人释放张学良的要求。风流惆傥的少帅张学良已经结束了能与蒋介石称兄道弟的时代，等待他的是绵延无期的软禁生活。
一人得势，几人遭殃
其实，伴随着蒋介石政治上春风得意、飞黄腾达而走向历史的没落舞台的又何止是张学良一个人，胡汉民、廖仲他、汪精卫等人都是国民党的元老，却悉数栽在了蒋介石手上。
胡汉民，字展堂，1879年生于广东番禹。1905年加入同盟会，随后追随孙中山先生，办报宣传民主思想，筹措资金并参与策划大事，对于民主革命贡献颇多，尤其是在理论上对三民主义常有精辟独到的旨要阐发，是当时颇有影响的理论家和宣传家。在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论战中，胡与汪精卫被人合称为革命队伍中的“双壁”。时人把孙、胡、江三人关系称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和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胡汉民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信任，孙中山生前曾命胡汉民三次代行其职，而且多次赞赏胡汉民能力非凡，即使是位总统也绰绰有余。
与胡汉民相比，汪精卫的资历和能力似乎也毫不逊色。汪1905年参加成立同盟会的筹备工作，为会章起草人之一。同盟会成立之初，主持三部（评议、执行、司法）之一的评议部，任评议长。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时，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参与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工作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兼实业部部长。同年，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成立，汪为其中成员。
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国民党最高统治阶层出现权力真空，究竟由谁来继承这个“肥缺”，成为当时国民党内最重要，也最引人注目的问题。当时有资格人主其中的只胡汉民、汪精卫、廖仲他三个人。蒋介石虽然颇受生前孙中山的赏识和提拔，但当时也只不过是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和黄埔军校校长，既没有获得最高权力的资格，也没有人认为他有取得最高统治权的可能。但是，蒋介石是一个最善于把握机会的人，见缝插针使手段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及时参加了这场你死我活的权力之争中，并最终成为胜利者。
自从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实行三大政策之日起，国民党内部就开始分成了左、中、右三派。在国民党内，真正的左派，多属中下层，上层人物除中共交叉成员外，属于右派和居中偏右的占多数，左派之中的廖仲恺在促进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孙中山死后，这种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当时的廖仲恺身兼国民党中执委，财政部长等要职，而且他所领导的机构中还多任用共产党员为骨于力量。胡汉民属于右派人物，他一开始就不太赞同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只是慑于孙中山的威望，不敢公开表示反对。孙中山逝世后，胡汉民便开始积极反共。汪精卫起初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也有怀疑，但国民党改组后，汪精卫又采取了积极拥护的态度，高喊“革命者向左转”，一直到1927年武汉政府实行分共反共为止，汪精卫都是以左派面孔出现的。实际上，开始的权力争夺是围绕这三个人展开的。但是，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汪精卫却被任命为无足轻重的外交部长。右派当然心有不甘，他们认为汪精卫的上台有赖于左派和共产党的支持。于是便迁怒于廖仲恺。国民党左右派矛盾开始进一步激化。
后院着火
此时的蒋介石正率黄埔军东征旧军阀阵陈炯明。身在广州的滇军将领杨希闵、桂军将领刘震寰，勾结军阀许崇智，企图搞掉蒋介石，推翻革命政府。蒋介石急忙回师，一举平定刘杨叛乱。东征和平定刘杨叛乱，使原先几乎是不名一文的蒋介石的地位和声望瞬间陡增，一跃成为仅次于汪、胡、廖的第四号人物。于是，蒋介石便有点昏昏然地得意忘形，甚至公然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四处招摇过市。1926年6月下旬，蒋介石公然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要求选举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要求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后，蒋介石又向会议提出一套议案，逼迫各中央执行委员通过。同时宣布戒严，向会议大耍流氓淫威。国民党诸要人见成压当头，不得不应允。但是，蒋介石的这种无赖行径却激起国民党要人及元老的极大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蒋介石，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一时之间，蒋介石陷入窘境，极为狼狈。但是。好源历史故意要成全他，要让他在中国旧历史舞台上风光一回。就在蒋介石似乎已经穷途末路的时候，廖仲恺被刺，左派舆论力量强大的广州反响巨大，而蒋介石却趁机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