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和经营谋略

他蒙受刘备知遇和托孤之恩，执掌蜀国军政大权，年复一年惨淡经营，以冀完成统一大业。而对手又是强大的魏国。大概就是这种在严峻形势下的超常报效心和责任心，使得他在自己的事业面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怕有失，过于小心谨慎，他的事必亲躬与此也有关系。至于说他平生如此，也并不准确。在他事业的前半生，他先是孤身入吴，继而取西川、夺汉中都表现了大智大勇。他的过于小心，从时向上看是在刘备死后，从事业上说，表现在历次北伐之上。即使这时，他也还是有隙必乘，有利必取，进则使敌不敢战，退则使敌不敢追，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 
  现代的经营者，也常常失落在种种局限之中。面对着风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敢于冲刺。不管客观上的原因有多少，思想上的弱点是导致保守经营的根本原因。冒险难免遭受失败，冒险的成功率有多少谁也不能断定，但“你若失掉了勇敢，你就一切都失掉了！”(歌德语)心存杂念胆必怯。只有执着追求事业而又不过于计较成败得失，才能有敢于冒险的英雄主义精神。
  冒险和科学
  冒险需要勇气，但仅此还很不够。一个人既要敢于冒险。又要善于冒险。冒险不等于蛮干，冒险不等于否定科学。只有讲究科学，才可以提高冒险的成功率。魏延对第一次北伐路线的建议，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各种因素比较切合实际的分析上。邓艾的奇袭，也是抓住了蜀国防守上的漏洞。
  冒险不等于意气用事。刘备为了报自己兄弟的私仇，一定要出兵伐吴，进行了战略上的一次大冒险，结果惨败。在这里，是感情的潮水摧毁了他理智的思维。它提醒后人，决策者要首先战胜自己！在重大问题上，决不能凭自己一时的感情冲动而贸然行动。为了一时之气“拔剑而起”，“挺身而斗”，乃匹夫之勇。真正的大英雄， 应该是“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 
  在企业之间激烈的竞争中，有时可能落后，有时甚至遭受失败。是为了争面子、睹意气而不顾一切去冒险? 还是冷静思考，找出原因，采取措施，超过和战胜对方? 明智的管理者，必然选择后者。须记住莎土比亚的一句话：“人的感情和炭相同，烧起来，得想办法叫它冷却。”4、“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的再思考
  ——高层次的管理者要有民主作风 
  “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从用人角度讲，表现孙氏家族信赖和善用人才；从素质上讲，表现了孙氏家族高度的民主作风。
  高层次的管理者之所以要有民主作风，是因为他对全局和长远负有重大责任。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他才能充分发挥“外脑”或叫智囊人物(或机构)的作用，从而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所谓“外脑”，就是决策者本人之外的，协助决策者进行决策的个人或团体。他们通过主动建议或接受咨询，将其知识、智慧和经验应用于决策过程之中，用输出智力成果的形式为决策者提供服务，帮助决策者做好决策工作。
  决策者利用“外脑”，就等于延伸了自己的神经，扩大了自己的头脑。这样，第一，可以拓宽专业领域和知识范围。决策的对象不论是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需要广博的知识。作为个人，竭尽毕生精力，也不能成为真正的“通才”，严格地讲，只能成为相对广博的“偏才”。而许多人的综合，却能够弥补个人知识的不足，为正确进行决策打下良好的基础。第二，有利于掌握和加工信息。决策需要掌 握大量信息。如果这些信息都靠决策者自己去搜集、整理，贮存，记忆、处理，无论怎样精力充沛和博闻强记的人，都是不能胜任的。这就要求一个决策者善于利用“外脑”扩大自己对信息的贮存量，并通过“外脑”对信息进行初步加工，自己最后再做出决断。第三，作为“外脑”，大多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利用“外脑”，可以大大弥补个人能力的不足，堵塞思维的漏洞。决策需要考虑诸多方面，需要处理诸多联系，需要安排好各个环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一贯正确的领导者是不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外脑”可以补漏，可以矫枉，可以纠错。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利用“外脑”特别要注意听取和运用他们的反面意见，是十分重要的。有句格言说得好：“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层，只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民主作风，是一个高层次管理者真假聪明的试金石。我国古代有所谓“文死谏；武死战”之说，正是把敢于直言君主的错误作为智囊人物的职业道德。同时，我国古代还有“从谏如顺流”的说法，把纳谏作为衡量君主是否贤明的重要标准，要求一个决策者有闻过则喜，闻争则喜，从善如流的好品质。
  利用“外脑”帮助决策，古今中外同此一理。横看魏、蜀、吴，都罗致和集中了大批智囊人物：魏国先后有郭嘉、荀彧、荀攸、程昱、刘晔、贾诩，司马懿等。蜀国先后有诸葛亮、庞统、马良、蒋琬、姜维、董允、费祎等，吴国先后有周瑜、鲁肃、张昭、顾雍、吕蒙、陆逊等。综读《三国演义》，利用“外脑”，做出高质量的决策而取得胜利的，俯拾皆是；不纳良言，压制和迫害智囊人物从而导致决策错误，遭致失效的，不胜枚举。东吴的孙策临死之前嘱咐：“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刘备得诸葛亮，自比“犹鱼之得水”，提出“智赖孔明”，言必听，计必从。可见他们对“外脑”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
 
 5、“三杀”、“三气”之类的启示
  ——高层次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创新能力 
  一部《三国演义》，描写了无数次大小事件和大小战争，计谋各有千秋，取胜彼此不同，摇曳多姿，不落窠臼。比如在赤壁大战中周瑜对诸葛亮有“三杀”，在荆州的争夺中诸葛亮对周瑜有“三气”，以及后来诸葛亮的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六次撤退，姜维的九伐中原等，写得各有特色，毫不雷同，充分反映了决策制胜必须有创新能力。 
  诸葛亮其人尽管后期决策定计过于谨慎，但总的来说并不循规蹈矩，因常袭故。书中描写，他在茅庐之中，便经常笑谈风月，抱膝长吟，自比管仲、乐毅，那姿态，那言谈，真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即使现代的中国国民，又有多少敢如此“狂妄”?！他不拘于儒学经典，鄙睨那经学博士，痛斥小人之儒，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是标新立异，离经叛道，他决策和导演的“草船借箭”、“空城计”、“死诸葛能走生仲达”(即司马懿)等等妙戏，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千古绝作，是在特定环境中匠心独运的艺术创造! 
  我们赞赏和推祟诸葛亮等人的创造能力，因为这种能力是一个高层次管理者必需具备的重要能力。 
  创新是大树之秧，创新是鲜花之蕾 
  生物就是在新陈代谢中成长，企业只能在除旧创新中前进。创新才能领先，创新才能取胜，创新才能大步发展。对一个企业来说，产品需要不断更新，技术需要不断更新，管理方法要新，职工的知识要新，经营思想、经营领域、经营方法都不能囿于旧习。管理的决策正是为了达到这些新的目标。它是在特定环境中通过对未来的预测做出来的，它要解决的是将要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它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未来性。它虽有共同的规律可循，但总是面对特殊，面对未来，没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抄袭照搬。在这里，普遍适用的方案是不存在的，固定不变的方案是解决不了具体问题的。因此，决策是一种创造性活动。这就要求，决策者要有解决新问题、拿出新办法的使命感，敢于冒险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创造和开拓的强烈意识，冲破旧框框、走出新路子的勇气。
  作为一个管理者，要创新，要改革，就得不唯上，不唯书，独立思考，大胆探索，在别人不敢走的路上走出一条路来。
  不唯上 
  诸葛亮臣服了西南后方的孟获等部落后，准备北上进取中原，但鉴于镇守雍、凉二州的司马懿深有谋略，成为难以对付的劲敌，便派人到魏城洛阳等地散布流言，声言司马懿欲反，魏主曹睿果然中了“反间”计，起了疑心，司马懿被收回兵权，削职为民，闲居宛城。于是诸葛亮率三十万大军，兵出祁山，一路上屡获胜利，夏侯楙、曹真先后被他击败，蜀军直指长安。曹睿不得不一面派人星夜到宛城召回司马懿，一面“御驾亲征”。这时，镇守魏国西南金城等地的原蜀将孟达和诸葛亮暗中取得了联系，准备乘曹睿不在洛阳之际起事，攻下洛阳。这个消息恰巧被司马懿获知。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鉴于往日魏主对父亲的猜忌，主张先写表章到长安奏明魏主，请到圣旨后再采取行动。司马懿认为：“孟达一举，两京休矣”，形势十分危急，时间刻不容缓，“若等圣旨，往复一月之间，事无及矣，正中诸葛亮之计”。于是不避嫌疑，果断决策，星夜起兵，并且要求部队“一日要行二日路”。正当孟达庆幸“吾大事成矣”之际，司马父子的大军如自天而降，孟达措手不及，城破被杀。
  不待圣旨而先动，这在《三国演义》中是破天荒的事情，可以说是司马氏的一大创举。它说明，一个优秀的决策者，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进退，一味消极地迎合和等待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