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廖飞：暴雪公路

    “除非把这个女人扔下车去。”张芹盯着冯碧垚说。
    她笃定的眼神，就好像真的听见了收音机中“女声”的话语。
    但实际上，女声在说出“除非”两个字后，就在收音机中隐去了。
    只剩下一阵短促的噪音。
    如果没有大伙的阻拦与劝说，愤怒的冯碧垚和狂躁的张芹肯定会第二次大打出手。
    张芹似乎认准了，冯碧垚就是这一连串不幸事件的源头。
    究竟是根深蒂固的迷信思想作祟？还是想为压抑不堪的心情找个发泄口？
    廖飞也猜不透张芹的真实想法。
    毕竟人心隔肚皮。
    余光楠并未选择离开客车，理智在躁动冷却后重新上位，他也只好并不坦然地接受自己无法走出暴风雪的事实。
    风雪难捱，罐头难吃。
    廖飞一门心思都在琢磨朱记者的死，他没想到鹿淇突然向大伙说了一个出乎意料的提议。
    “大伙们，我们玩个游戏吧？”鹿淇说。
    在气氛如此压抑的车厢里，“玩游戏”显然是个无比唐突的提议。
    但更奇怪的是，大家却都没有拒绝她的意思。
    可能人越是神经紧绷的时候，越是需要放松吧。
    廖飞本想拒绝，但听到“游戏”的名字时，他又改变了注意。
    鹿淇说游戏的名字叫做“无罪推演”，是她在大学侦探社团时，经常会和朋友一起玩的游戏。
    还活着的七个人向车厢中间凑了凑。
    所谓的“无罪推演”游戏，是以某项“犯罪主题”为前提的。
    假定所有游戏参与者都可能是凶手，大家依次发言，说出自己“不可能是凶手”的理由和证据。
    这也就是嫌疑人的自我辩护。
    当所有参与者均发言完毕时，进行不记名投*票，投给你认为最可能是凶手的人。
    选出票数最多的三人，再次重复“自我辩护”与“投*票”环节。
    最终得票最多的那个人，就是这场游戏的输家，需要接受早就预设好的惩罚。
    “我们这有现成的犯罪主题。”鹿淇说，“就以朱记者被杀这件事为主题，大家觉得怎么样？”
    说起这个真实的“主题”，乘客们的脸色都变了。
    余光楠率先发难：“小姑娘，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游戏吗？这是变着法的审我们吧！”
    大伙也纷纷附和。
    “是啊，简直在拿我们当做犯人来对待！”
    “我不想参与这种游戏。”
    ……
    鹿淇没有解释什么，只是笑着说：“这真的只是个游戏而已。”
    廖飞忽然举了举手，说：“我参与这个游戏。心虚的人可以选择不参与嘛，鹿小姐也没有强迫大家。”
    廖飞简单的激将法，很快发挥了作用。
    余光楠不屑的说：“我也参与，呵，我没什么可心虚的。”
    大伙面面相觑了一阵，最后也都选择了加入游戏。
    鹿淇向廖飞投以感谢的目光，廖飞也报以微笑。
    其实廖飞支*持鹿淇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听懂游戏规则后，马上就明白了鹿淇的真正用意。
    她想寻找拥有“凶手思维”的人。
    这次在车上进行的“无罪推演”和鹿淇平时在侦探社团玩的那种游戏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
    那就是“真凶”是否存在。
    侦探社团的无罪推演游戏并不存在真凶，所以更多的是考验游戏参与者的语言逻辑能力，比拼的是谁的“自我辩护”更有说服力。
    但是客车上的这场无罪推演游戏，不仅“犯罪主题”是真实发生的，而且“真凶”极有可能就存在于参与者之中。
    所以游戏的胜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从参与者的自我辩护中寻找拥有凶手思维的人。
    其实余光楠说的没错，这就是一种隐性的变相审讯。
    凶手会隐藏自己，伪装成与杀人事件毫不相干。
    但在潜意识中，凶手却无法抹去自己杀了人的事实。
    就像一个说谎者，无论怎样伪装，还有是会有一个人知道他在说谎，那个人就是说谎者自己。
    同样的，在凶手的伪装与辩护中，他存在于潜意识中的“凶手思维”，搞不好就会在他的言谈之间有所展现。
    鹿淇就是想寻找这样一个契机。
    对此，廖飞默契地心领神会。
    一场“侦探”与凶手间的心理博弈，就在看似“放松”的游戏中开始了。
    “那么惩罚是什么？最后输了的人要做什么事呢？”司机李响问。这个内向的年轻人，似乎对惩罚的内容有些在意。
    “关于具体的惩罚内容，大家有什么想法？”鹿淇说。
    一直默不作声的梁涵忽然说：“你是游戏的发起者，惩罚规则也由你来决定吧。”
    梁涵的语气快而冷淡，仿佛有些不耐烦，希望无罪推演游戏赶紧结束。
    最终鹿淇决定，输掉游戏的人今晚守夜的时候要多守两个小时。
    这个小小的惩罚，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
    司机李响也送了口气，他心里可能在想：还好不是当众唱首歌之类的……
    确定了发言顺序之后，鹿淇又追加了一条规则：在某人发言时，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提出问题。
    之后游戏便开始了，头一个发言的人是司机李响。
    “我，我没有理由杀朱记者”李响有些紧张，“假设我想杀他，也不可能在这种场合。”
    “这种场合是什么意思？司机先生，请说清楚一些。”
    李响摸了摸方向盘，目光沉了下去。他说：“这辆车是我工作的地方，我最不希望它出事故。如果我杀死了车上的某位乘客，日后怎么可能再安心的工作？”
    “可朱记者并非死在你的车上，他是在树林里的雪地中被害的。”
    李响怔住，很显然他的自我辩护脆弱到不堪一击。
    “总，总之我和朱记者素不相识，又无冤无仇，我不可能害他。”李响说，像是无可奈何下的最后辩词。
    这个内向的人说完这一句后，就一言不发了。
    结果显而易见，大家都在心中认为，李响的阐述苍白而无力。
    第二个发言者是梁涵，她一上来就十分坚定的说：“我不可能是凶手，因为我有昨晚不可能离开客车的证明。”
    廖飞一下子来了精神，因为比起李响那种绵软无力的发言，梁涵强而有力的开场白更像是一个凶手应有的姿态。
    但是现在，廖飞更加好奇的是，梁涵口中“不可能离开客车的证明”究竟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