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学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就曾严厉地告诫我们说："人生，由于一点小事会酿成大事，万不可疏忽大意。"逆境时还好说，特别越是顺利的时候，越是一帆风顺的时候，就越要自戒，这是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常是"失败时积下胜利之因，胜利时积下失败之因"。考察一下许多事故的原因，大多可以防患于未然，在绝大多数的情况，都可以说是"人灾"。如果追问一下它的根源，那么许多情况下，最后都应归因于精神的懈弛、只往好处里设想、判断或认识的肤浅、由习惯产生的疏忽大意、惰性、怠慢等等人本身的"心"的问题。所以告诫人们不可疏忽，不应只停留在"不可丝毫放松注意"这一层次上，更重要的是，从平时起不断锻炼自己的内心世界，养成对待小事也绝不轻率从事的心理准备。
真正的勇者，对细小的事都一一加以注意，达到好像是胆小的程度。这可以称得上是"胆小的勇者"。经常有这样的人，他可能明明觉察出全体都缺少认真的态度，或整体的气氛出现松弛，却不加以制止，袖手不管，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危险的征兆。正是在这种时候，领导者的使气氛为之一变的决心是最重要的。我经常这样想：一旦遇上紧急关头，最重要的是领导者必须具备能够毅然打退乘虚而入的敌人或阻力，必须具备如同绷得紧紧的表面张力一般的紧张感和冲上前去的气魄。
山本有三在上述随笔中还写下如下的话：
"所谓疏忽，不是说"心"中空无所有，而是说"心"为其他事物所夺。人一般总是一旦手中有把刀，心就只注重在刀上，做学问，心就只放在学问上，受到夸奖，就会为受人称赞而得意忘形，这就是"疏忽大意""。
人由于弱点而遭致失败的例子并不太多，更多的情况，毋宁是在自鸣得意的领域内自掘坟墓的。山本有三的这段话，真是把人生的深层的内心世界说透了。
人才的"城堡"
 ——天台大师的《摩诃止观》的教诲
我出于所从事的事业的需要，经常外出旅行。在繁忙的日程当中，总要挪出一些时间和青年或大学生们一起去访问当地著名的城堡、古迹，以增长见识。
日本有许多有名的城，大阪城、江户城、名古屋城、姬路城、熊本城、冈山城、和歌山城，等等。当时的著名武将们集中了所有的智慧和谋略，修筑了战略用的城堡。如今有的只剩下城址，有的已经修复。总之，这些城堡，留下了日本文化和历史的印痕。而且即使经历了几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城堡所在的地方，大多仍是中枢之地。有形的城堡也许总有一天会倒塌，但是它的历史的重量却会长存的吧。
我曾经有一次和户田先生一起去访问过仙台的青叶城城址。当时先生站在城址上所说的话，至今我记忆犹新。他说：
"不管修建多么牢固的城堡，几百年后就会像这样变成废墟。
筑起永不倾颓的人才的"城堡"才是重要的啊。"的确，人才是一切的关键，一切发展都取决于此。
因此，户田先生集中全部力量培养人才。我也深信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竭尽心力为培养青年而奋斗着。
那种以为只要人多，人才就会自然培育出来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如果不是倾注心血，通过实践来激发青年，是培养不出真正的人才的。我想，为了筑起"人才的堡垒"，那么领导者仔细去识别每一个人，培育每个人的这种头脑清醒的行动，是必不可少的。
天台大师在阐释《法华经》奥旨的《摩诃止观》中有一节说："如城主刚烈，则守者强；如城主怯懦，则守者恐，心是身之主。"说到"城"，一个组织是一座城，一个工作岗位也是一座城，自己的家庭也是一座城。而自己本人则更应当是牢牢修筑起来的一座重要的城了。作为"城主"的领导者，如果是个勇者，那么守卫它的人也自然坚强，如领导者懦怯，那么守卫它的人也必然胆小。这向我们说明，在"人才的城堡"这一问题上，领导者的念头决定一切的道理。
而且，正像"心是身之主"所说的那样，以我身、我的生命作为城的时候，领导者的"一个心思"、"一个念头"，就是城主。为了确立自己，在自己的深处确立不会倒塌的牢固的"芯"，是至关紧要的，这里边也蕴含着信仰的力量。城之强弱不在于外表上的豪华绚烂。它集中表现在构造这个城的人才的结合和人的质量上，而且说到底，它最终取决于领导者的一念是否坚毅，取决于领导者生命内部的强韧程度。
维系组织的"信"与"诚"
——苏格拉底的"对话"
现代被称为组织的时代——人不可能离开组织而存在。
那么使得组织能够成立的，又是什么呢？
创价学会的第一代会长牧口常三郎说过："信是组织的核心力量，诚是组织的推动力量。"话虽简短，却是意味深长的。
这就是说，对组织说来，形成其核心要素的是"信"，也就是广义的信任。而推进组织的力量则是"诚"，是真诚的心。
它绝不计较利害得失、名声和毁誉褒贬。为社会，为人，真心实意地服务。——这对组织说来，是至为紧要的。
而且他还说："小船装载大石则必沉。因此，那种肤浅的、低水平的、缺少领导者的宗教，不能使苦恼的人获得幸福。"
就宗教来说，教义的高低深浅固然是它的根本，但同时也说明领导者的为人如何，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当然不只限于宗教。即使是一般的领导者，如果他是个私心颇重、一味考虑自己的飞黄腾达，缺乏坚强的信念、为人浅薄可鄙的话，那么也不会使人们信服。这里当然不会产生"信"与"诚"。
那么，究竟是什么才能够作为"信"与"诚"的媒介呢？
最主要的是心心相通的对话。
现在，对一个组织说来，也强烈地要求在组织之中能做到一定的自我实现。据说，如今是在社会最尖端的企业中也会进行这样要求的时代。一切团体或组织，都努力使自己的组织能充满活力，能不断跃进。为此，尊重每个成员的个性，鼓励每个成员发挥出他的主体的能力。
从而，组织的方向也在发生变化。在梅泽正先生的著作《从组织文化的视角来看》一书中指出当前的许多变化：例如，将统制从"依靠指示、命令"朝向"依靠传播媒介"的方面变化。而且将权限从"根据上级的赋予"朝向"根据受集团的支持"方面变化。领导方式也从"根据权限"朝向"根据情报"方面变化。同时将意向的决定，也从"集权化的个人决定"朝向"根据总的意见定下来的、符合情况的决定"方面变化。
领导者是否弄清这种时代潮流，恐怕是最重要的。同时，正确地掌握情报，倾听一切人的意见，也就更加成为重要的了。
我由于所处的地位，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来信，通过这些来信，我把每一位来信人的想法和意见铭记在心，认真地思考各位会员"希望什么""我怎样做才好"，每天都在分析，摸索。而且我对"对话"也倾注全力。
牧口先生曾经说过："关于人生的问题，如果不进行对话，那么不可能说服对方。如果只是讲演，听的人只能感觉与己无关。就以日莲大圣人的《立正安国论》来说，不也是使用问答的形式吗？"
我想，这的确是说穿了人性本质的名言。日莲大圣人除了《立正安国论》之外，还以问答形式写许多《御抄》。说明他充分了解唯独对话才是深深进入对方生命的最好途径。
杰出的哲学家、教育家都深明此理并付诸实践。
对此，现代的学者、名人，如果每当讲演，自己竟讲些难懂的内容，以为这样就能事毕矣，那只能证明知识分子的自以为是，缺乏对民众的诚意。这种人不能不说是已经落后于"民众的时代"。因为只有在民众之中才能感觉出时代的脉搏。
最懂得"对话""问答"的作用的人，大概要数古代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了。活跃于公元前五世纪的他，据说到了晚年，他把关心集中于人的问题，反复进行了探索。
他每天从清晨就到雅典街头、市场或体育馆等处可以会见许多人的地方去，和人们不知疲倦地进行问答。苏格拉底人格高洁、善于使用温和的幽默和敏锐的说理。他是个充满魅力的对话的名手。据说有许多青年人都是受他的开导的。
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对话"是"把灵魂向对方敞开，使之在裸露之下加以凝视"的行为（《变得年轻美好的苏格拉底》，竹林二著，田畑书店版）。总之，对于发问，把自己所想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就是"灵魂裸露"的意义，这里边似乎还蕴藏着一种愿望：通过这种坦率的对话，来验证人的最宝贵的真实。苏格拉底采用的方法——这种重视相互"灵魂的对话"，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有着与现代相通的重要意义。
同时，德国的哲学家、教育学者O．F．卜尔诺强调"对话"对人的形成的重要性时，说过这样的话：
"对话给生活带来新鲜的活力。因为它把人从白昼的痛苦和夜间的孤独拯救出来，不断引向新的生命，引向慰藉的源泉。由对话中产生的真理，不是残忍的、可怕的、强制的真理，而是可以给人以慰藉、支持人的生活的真理（《语言的力量》，李奎浩著，丹羽笃人译，成甲书房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