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匈奴

    黑白氏说着，并且腾出手来，用她的富有感觉的手，在杨作新的脸上抚摸，一边抚摸一边深深地叹息。
    杨作新微微合上眼皮，听任黑白氏的手掌，在他的脸上抚摸。记忆中，只有母亲杨干妈这样疼爱过他，于是他眼睛有些湿润。
    “你没有变，黑白氏，你还是那么年轻、美丽，好像画上走下来的人一样！”
    “我老了，傻孩子，记得我整整比你大七岁！你今年叫二十九，我今年，三十六了①，外表没变，其实我的心，已经苍老得不成样子了。”
    黑白氏的一句“傻孩子”，不知怎么，竟说动了杨作新的感情。两滴泪花，一前一后，离了眼眶，掉了下来。这眼泪一掉，就收不住了，哗哗大作，纷纷跌在黑白氏扬起的面孔上。
    想到这一年蒙受的屈辱和委屈，杨作新终于按捺不住，大声抽泣起来。
    成年男人的哭相是很令人害怕的。面孔扭曲，身子随着抽泣，一下一个冷颤。如果他能号啕大哭就好了，那样反而轻松一些和自然一些，可是，杨作新明白哨兵在窑外站着，他不愿意让哨兵听见他的哭声，更不愿意让哨兵看见他的软弱，于是，这经过压抑而发出来的哭声，便更加悲泣，更加令人感到害怕。
    黑白氏不怕，她双手捧着亲爱的人儿的脸，看着他哭，鼓励他哭。她希望他能将所有的委屈屈辱，都吐出来，那样他将好受一些。
    杨作新的抽泣终于减弱下来。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干什么，于是立即停止了。就在他停止的当儿，黑白氏掏出一只丝织的帕子，轻轻地为他拭去脸上的眼泪。然后说：“他干大，咱们吃饭吧！”说完，她伸出两只手，将紧紧地环搂着她的腰身的杨作新的胳膊，轻轻拆开。
    黑白氏揭开竹篮的盖儿，将篮里的吃食，一样一样，摆在了桌上。有一只烧鸡，两个开花的猪蹄儿，还有一青瓷老碗正在冒着热气的羊杂碎。主食是一小盒黄米干饭。除了这些吃食以外，最后，黑白氏还从篮底儿，拿出一瓶烧酒。“趁热吃吧，他干大！”她又一次督促说。
    哭过一场后，心里舒坦多了，杨作新现在感到，有了一点饿了。他谦让了一下黑白氏，算是礼节，随后就坐在桌前的凳子上，狼吞虎咽起来。
    黑白氏站在旁边，盯着杨作新吃饭，看得认真极了，好像这也是一场享受。她还打开了酒瓶，用舌尖抿了抿，说了句“酒还凑合”，遂之把酒瓶递给杨作新。没有酒杯，她要杨作新就着瓶口喝。
    吃饭的途中，杨作新突然想起了什么。“见到荞麦了？”他问黑白氏。
    “见到了。我来肤施城，这些日子，就是住在你家。你那一个干儿，要上学，我领他到肤施，住了边区师范了。”
    “你恐怕会笑话我的，荞麦的人样儿……”
    “傻话！”黑白氏打断了杨作新的话，她说，“荞麦是个好女人，老实本分，过日子的婆姨。唉，袁家村一别，我一个人成天站在那棵树底下，咒你骂你，盼你找个瞎子瘸子，找个石女，找个臭汉①，谁知你杨作新有福气，有了荞麦，有了那么灵省的一个男丁。唉，见了你窑里有了女人，我只能高兴，我还能说什么呢？”
    杨作新听了，不再言语，闷头吃饭。
    他们之间的口角是在杨作新吃罢饭后开始的。口角破坏了窑里早先形成的那种融洽和温情脉脉的气氛。看了自己亲爱的人儿受罪，黑白氏不能容忍，她又动起了几天前在堂弟那里，说过的那个念头，不管怎么说，这个当年后九天寨子的压寨夫人，思想还停留在那个侠客义士的年代里，她不能看着杨作新在这里莫名其妙地受罪了，她要行动。如果通融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只有刀枪相见了。这些年来，虽然她没有再过问江湖上的事情，但是只要抬出黑大头，抬出她这压寨夫人的名分，她想，她还是可以请来一些人马的，或者土匪，或者哥老会。而她，并不想大动干戈，只是要一股武装，轻装便从，瞅一个黑夜，劫了监狱，救出杨作新，就像当年，丹州城里，张三李四，去救黑大头的情形一样。
    黑白氏压低嗓门，说着她的计划。杨作新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听一边应承，直到最后，他才幡然省悟。“怎么，你想劫狱？”
    他吃了一惊。
    黑白氏指了指窑外，让他小声一点，然后说：“正是这么回事。出了监狱，海阔天空，哪里没有个安身的地方。你说呢？”
    这可是个天大的事情！杨作新赶紧规劝黑白氏，要她取消这个念头。他说他的关押，实在是一场误会，也许革命工作，需要他在这里独处一段时间，以便别的矛盾的解决。他说他活着是共产党的人，死了是共产党的鬼，他万万不能干那种大逆不道的事情。他还说，也许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出来的，那时一切又会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你说你出来？”黑白氏紧追不舍，“那么，你给我说上一个准日子，我到这牢房来，用八抬大轿，雇上吹手，来抬你回家。”
    杨作新语塞了。
    “小人作祟，你不会出来了，憨娃娃。”黑白氏说，“与其这样没年没月地蹲下去，老死狱中，还不如反出肤施城，逃一条活命去吧！”
    “你这是害我，黑白氏！”杨作新听到这里，声音高了，“为公为私，我都不能走这条路。为私，我的半世清白，这下子就全完了，我如何面对杜先生他们；为公，我这事一出，连锁反应，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样，我就成了千古罪人。我求你了，好嫂子！”
    “我意已决！”黑白氏慷慨悲凉地说道，“我暂时离开肤施几天，去联系人马，到时候荞麦会通知你的。荞麦事先在饭篮里，给你带一支短枪和一包炸药，到时候外边枪声响起，你就点了炸药，往外冲，我在北城门外等你。”
    “不可！不可！”杨作新摇摇头说。
    “我走了！他干大，你好自珍重！”
    当杨作新扭头看时，黑白氏已经提着篮子，小脚迈出了牢门的门槛。“这下糟了！”他说道。
    这黑白氏果然说到做到，几天以后，她从距肤施城最近的大劳山匪窠里，搬来一股精悍的土匪，说好当天夜里，劫狱救人。这天下午，荞麦的送饭篮来了，杨作新揭开盖子，也看见了里面的短枪和炸药，知道事变就在当晚，不由得脸色煞白。
    这短枪的用途，大家知道，那么，这炸药是干什么用的。原来，土匪们多年来摸索出来一个逃脱的办法，如果被堵死在了窑里，出不去时，就脱光衣服，点燃炸药(其实是火药，习惯上称炸药)，霎时一道白光，仿佛冲击波一样，朦了人们的眼睛，身上由于没穿衣服，赤条条的肉色，这一瞬间，就是大模大样地从窑里走出去，围在外边的人，眼睛也看不见。这种办法通常用在白日逃脱，黑白氏所以在晚上也要杨作新这样做，是担心枪声起时，两个哨兵先下手为强，伤了杨作新，如果白光一起，他们就瞅不见人了。
    荞麦告诉杨作新，是黑白氏让她这样做的。此刻的黑白氏，正在杨家，等着她的回话，那些土匪，已经鱼贯地混入城了。杨作新问荞麦，是哪里的土匪，荞麦回答说，是大劳山的。杨作新听了，倒吸了两口凉气。
    吃饭的当儿，杨作新主意已决，决定自尽。吃饭时，他讲了许多的话，也许，这是他和荞麦结为伴侣以来，讲得最多的一次。他谈到了杜先生，他说，如果他有什么不测，那本《共产党宣言》，就作为他的枕头，让他长久地枕着它吧。他谈到了吴儿堡，谈到了已经故世的杨干大，和健在的杨干妈、杨蛾子。他已经从荞麦的口中，知道了蛾子结婚的事，他真诚地祝蛾子幸福。他还提到了杨岸乡，他的亲爱的儿子，他说世事是他们的，要荞麦好好地管教他。对于黑白氏，他也表示了一种深深的眷恋之情，他第一次向荞麦透露了他和黑白氏的关系。他说，原来他只以为，黑白氏是他单纯的情人，现在才意识到，对于他来说，黑白氏具有母亲与情人的双重身份。最后，他谈到，肤施城设州造府以来，它的最辉煌的一页开始了，陕北高原自轩辕氏以来，它的最辉煌的一页也开始了，虽然他看不到这一切了，但是这里面有他的一份贡献，因此他很满足，他的不死的灵魂将附着在行进的事业中，伴随着过程一道行进。
    荞麦似懂非懂地听着男人讲这一番大话。她还太单纯，不能和男人之间，进行如此深刻的感情交流，但是她隐隐约约地意识到，今天要发生一件大事，她很担心，很害怕。她笨嘴拙舌，不会说话，于是只是喃喃地、一个劲劝慰男人：“娃他大呀，你可不敢往瞎瞎处去想！”
    吃罢饭，杨作新又提起瓶子，喝光了黑白氏送来的瓶子里的最后一滴白酒，然后突然对荞麦说：“娃他妈，你去看看，外边谁在叫我！”
    心实的荞麦，见男人说了，于是调转头，向窑门口走去，还没走到窑门口，只听见后边沉闷的一声响声，伴随着杨作新的一声尖叫。荞麦赶紧扭头一看，只见杨作新，已经头撞石墙，死了。
    他的天灵盖破碎，脑浆溅满了半面墙壁。他的手试图向上举，去捂脑袋，但是手在半途上，停住了，遂之耷拉了下来。他的一口气出在喉咙眼上，又咽了回去，喉咙眼里发出一声古怪的嗝声。
    杨作新蜷作一团，倒在了墙根底下。他是彻底死了。
    荞麦自然是一场号啕大哭。
    黑白氏在家中，左等右等，不见荞麦，担心事情有变，枪支送不到杨作新手里，于是上街来打探消息。
    消息传出，街上咯噪成了一窝蜂，都说杨督学寻了短见。黑白氏听了，叫一声：“他干大，是我害死了你！”然后仿佛疯了一般，直奔保安处。
    窑洞门口，只有一个哨兵，正惊慌地站在那里（另一个大约是回去汇报去了），见了黑白氏，倒也认得，正是那天来的那位，便也就没有执意阻拦。黑白氏进了窑，好个女中丈夫，先去那竹篮里，取了手枪，别在自己红裤带上，用大襟袄掩了。她怕这支枪给杨作新留下后害。这件事做严实了，然后走过来，跪在杨作新面前。
    “天下多少条路，你为什么要走这一条！你要知道，这条路走过去，就回不来了。”黑白氏哽咽着说。
    黑白氏劫狱的那个宏伟计划，自然成了泡影。荞麦没有经过世面，早软瘫了，因此抬埋上山的一应事理，均由黑白氏张罗。保安处派了一班战士，备了一口薄棺，要帮助抬埋，黑白氏摆摆手，拒绝了。她从街上，召来了几个揽工的，将杨作新的尸首，背回家里，设下灵堂。又将盘龙髻上的那只银簪抽出，变卖了，换了一口像样的棺材。最后，又从学校里，叫回了黑寿山，让他穿上号衣，星夜前往吴儿堡，为杨干大报丧。
    按照规矩，暴死的人不能埋进家族公墓。因此，杨作新埋在了肤施城外的一处荒山上。至于后来，本世纪行将结束时，杨作新的灵骨，由他的儿子杨岸乡自肤施城启出，一路扶灵，回归吴儿堡祖坟，那是以后的事，这里不提。
    人死得突然，一点准备也没有，丧事也就办得简陋。黄土堆前，引魂幡高高竖起，两个孝子，一个亲生儿子杨岸乡，一个干儿黑寿山披麻戴孝，跪在坟前。荞麦和黑白氏，一个白如雪，一个黑如漆，分列左右，像两个泪人儿似的。杨蛾子来得迟了一步，消息送到吴儿堡，杨老太太得到噩耗，登时翻了白眼，唤了半天，才唤回魂影来。杨蛾子先打发黑寿山前脚走了，等到母亲不要紧了，她才匆匆赶到；到了坟头，拥着黄土堆，放声大哭。
    丧事一毕，杨蛾子放心不下母亲，安慰嫂嫂一番，匆匆回吴儿堡去了。黑白氏倒是多待了两天，后来见荞麦情绪渐渐安定，黑寿山的学校生活，也已经走上正轨，于是依旧骑上毛驴，回她的袁家村去了。
    杨作新的案子，就这样无头无尾地了结了。后来寡妇荞麦壮着胆子，到边区保安处问话，问她的男人，犯了哪宗事情，问来问去，也没有个结果。办案的人说，杨作新的事情，查证落实的有三条，一是去庐山受训期间，有自首变节嫌疑，二是回来后，没有及时向组织汇报思想，三是思想消沉，看起古书来了。三条意见，连办案人员也觉得不足以服人，于是后来也就不再说了，但凡荞麦来了，只是婉言相劝，将她哄出门外了事。
    说话间过了两三年光景，却说有一天，一群肤施城的野孩子，在南川河里耍完水后，兴犹未尽，于是来到边区交际处的大院内。大院里靠河滩的一侧，是一片菜地，菜地里种着西红柿，这些孩子，是来偷西红柿吃的。
    正是夏日中午的午休时间，交际处大院里，静静的，只有一个外国人，在一棵大槐树的阴凉儿下，支了张行军床。他正在床上，鼾声大作。
    菜地里的西红柿，正是成熟时节，阳光下红艳艳的，逗得这些孩子们直流口水。菜地外边，用酸枣刺一棵挨一棵，围了一圈，要想去摘西红柿，得钻过这一道篱笆。于是，这些孩子，公推他们中年龄最小，个头最小的一个，从枣刺与枣刺之间的一个缝隙里，钻过去，偷西红柿给他们吃。
    这个孩子正是杨岸乡。其实，不要小伙伴们催他，他自己也在跃跃欲试，在篱笆外边徘徊着，寻找着缺口。缺口找到了，杨岸乡钻了进去，西红柿搭成了一溜二溜的三角架，他在三角架中出没着，挑那些大些红些的西红柿，往外扔。
    最后，小孩子重新钻出了篱笆。一个个精着身子的伙伴们，现在人人都弄了个肚儿圆，嘴角上也沾满了西红柿红色的汁水。大家腆着肚皮，就要离开交际处大院。
    这时候，杨岸乡又发现了一件好玩的事情。那个行军床上的外国人，穿着一件半裤，他注意到了，外国人交裆里的牛牛特别大，鼓囊囊的一团，仿佛要将裤子撑破的样子。于是，他喊了一声，小伙伴们听到喊声，就都跑了回来，围着这个外国人看。
    杨岸乡从篱笆上，摘下一根又粗又硬的红牙枣刺，轻手轻脚地走到了行军床跟前。小伙伴们都明白了杨岸乡想干什么，心里有些胆怯，就哄地一声，跑到交际处的大门外去了，然后一边在墙头上瞅着，等着看笑话，一边做好逃跑的准备。
    杨岸乡猫着腰，钻到了行军床底下，然后探出头来，伸手用红牙枣刺，在这个睡着了的外国人的牛牛上，轻轻地扎了一下。
    这个外国人正是大名鼎鼎的马海德，当时他正在肤施城的保育院(后来又称保育小学、育才小学)当医生。马海德在睡梦中，感到下部火辣辣一阵疼痛，迷糊之间，伸手揉了起来，然后又睁开眼睛，朝四周看了看。
    四周空荡荡的，一个人影也没有。那些围墙外边的孩子，早缩回了头，笑着捂住肚子，在地上打滚。
    马海德以为大约是蜜蜂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蜇了他一下。他摇摇头，嘟囔了一句，继续沉沉睡去。
    围墙外边的孩子，见那个外国人又睡去了，于是又在墙头上，伸舌挠耳，指手画脚，怂恿杨岸乡再扎。杨岸乡受了怂恿，便又从行军床底下，探出头来，伸手要去扎第二次。
    这时候，从交际处东边那栋小楼的门口，传来了笑声。杨岸乡听到笑声，吓了一跳，赶紧缩回了手。他搭眼望去，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的首长，站在那里，正在望着杨岸乡笑。
    “你过来，伢子！”这位首长说。
    墙头上趴着的孩子，见有人发现了他们的恶作剧，喊了一声：“快跑，大人来了！”登时就没影了。
    杨岸乡想跑，可是不敢。那首长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来，于是，他就钻在了行军床下。他在床底，任来人怎么说，也不肯出来。
    “你是毛主席，我认识你。我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你的照片！”杨岸乡在行军床底下说。
    “我是毛泽东。那么你是谁呢？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那位首长说。
    这确实是毛泽东。那天，他到边区大礼堂开会，来到南关，因为下午还有会，于是中午时间，便在交际处休息用饭。这些孩子刚才摘西红柿的情景，他都看见了。孩子们的举动唤起了他的童心，他带着会心的微笑，注视着这一幕田园剧，并且阻止了警卫员的打搅。直到最后，杨岸乡用枣刺扎马海德的这一幕，才引起了他的不快，于是走出来制止。
    杨岸乡见毛主席问他，答道：“我大叫杨作新，殁了；我妈叫荞麦，我……”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毛泽东说：“你先别说你的名字，让我想想：杨……白杨……一棵白杨傲岸地站立在陕北的山野上。你叫杨岸山，对吧？”
    “不，我的官名叫杨岸乡！”孩子答道。
    “是的，是的，杨岸乡，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泽东说。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又说：“我认识你的父亲。我们是朋友。他是一个优秀的陕北知识分子，陕北才子。可惜他死了。他太脆弱了。”毛泽东还想说什么，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听说毛主席和他父亲是朋友，孩子不再怯生了。他从行军床底下爬出来，拽住毛主席的手。
    “你不会处罚我吧？你不会给我娘告我吧？”孩子说。
    毛泽东没有言语，他的脸色很严峻，他俯下身子，轻轻地抱起了这个只穿一条半裤，浑身尘土的小男孩。毛泽东详细地问了荞麦母子现在的情况，最后说：“我要你做一件事情，你愿意做吗？”
    “什么事？”
    “你应该上学了，伢子。我想介绍你到保育院去，你愿意吗？那里有许多孩子，当然他们比你大，有彭湃的女儿，方志敏的儿子，还有刘志丹的女儿，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学吗？”
    “那得问妈妈。”
    “妈妈那里，我会派人去说的。”
    行军床上的马海德，现在一场大梦，终于苏醒。眼皮还未睁开，他又下意识地，揉了揉自己的交裆。待要睁开眼睛，一眼看见站在身边、抱着孩子的毛泽东时，他为自己刚才不雅的举止，有些脸红。
    马海德自我解嘲地说：“蜜蜂，这里的蜜蜂，叮人专会找地方！”
    “是的，院子里有蜜蜂！”毛泽东的眼睛，朝空中望了一下，笑着说。
    马海德问毛主席有什么事。毛泽东敛了笑容，严肃地说，一件大事，他怀里的这个孩子，是个烈士的遗孤，他要马海德，亲自将这个孩子，送到保育院去上学，安排在初级班。
    “那么现在，亲爱的孩子，”毛泽东将杨岸乡放下来，拍拍他的后脑勺，说，“你仍旧从那个去处，去为我摘颗西红柿来；当然，最好是两颗，还有一颗，给这位大鼻子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