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袍先生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源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黄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作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合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是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干勤荒于嬉，形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老师抓得很紧。”我说，“我们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紧张了好。”父亲说，“要成学问，不刻苦不行。” 
  我问他分家后，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屋里的事都有我撑着，你弟也行了。”父亲说，“你专心念你的书。记住，要处处留心，别胡乱张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学校的生活状况，父亲显然还不了解，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村子里有些人好张狂！”父亲鄙夷地说，“一个大字不识，满世界跑来跑去开会！有几个年青女人，黑天半夜跑着开会，张狂得要上天了！前日听说，那个杨发奎入党了！那么一个二杆子货，共产党居然看中那号人……” 
  我的心里潜入一股冷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