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三国

 
  这一位曹操的确是比那一位袁绍高明多了。荀彧死心塌地要帮助曹操成功。荀彧并且向曹操推荐了不少的人才，包括陈群、钟繇、司马懿。 
  陈群也是一位书香门第的子弟，与荀彧同郡而不同县，是颍川郡许县人，在家乡声望颇高，祖父陈寔，受过党锢之祸，父亲陈纪与叔父陈谌，是有名的难兄难弟，所谓“元方、季方”。 
  陈群一度在豫州帮过刘备，刘备不太能接纳他的意见。其后，他随同父亲陈纪在徐州“避难”，被荀彧推荐给曹操，曹操用他做“西曹掾”，专管“人事”。若干年以后，逐渐升他做了“治书侍御史，参丞相军事”。 
  陈群所做的事，可说是帮曹操料理内部杂务，替他管家。曹操有了这个陈群，等于是有了一个放得了心的“管家婆”。 
  钟繇发迹比陈群早。他也是颍川郡人，家住长社县。被举为孝廉以后，当过尚书郎、县令、“廷尉正”(廷尉下面的判“平决诏狱”之官)、黄门侍郎，对于李傕、郭汜，他颇能进宫。他劝李傕、郭汜，让汉献帝离开长安，回洛阳。 
  他随了汉献帝再由洛阳到许县，就由于荀彧的推荐而深受曹操的赏识。曹操一举而用献帝的名义任命钟繇为御史中丞，不久又连升他为侍中、兼尚书仆射，封他东武亭侯(这时候，荀彧是侍中兼尚书令)。 
  曹操很怕袁绍派兵到关中(陕西)，荀彧说：“只须派钟繇去，西边的事你就可以不必忧虑了。”曹操就叫钟繇以“侍中”的本职，兼“守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诸军”；给了钟繇全权，“不拘科制”。 
  钟繇到了关中，就招抚了韩遂、马腾。韩马二人均送了儿子到许县作效忠的担保。马腾而且派了另一个儿子，马超，带精兵一万，帮钟繇抵御袁绍的河东太守郭援，杀了郭援。 
  曹操的很多别的助手，包括司马懿，也都是荀彧所推荐(司马懿有才无德，荀彧看重他，可谓千虑一失)。 
  曹操待荀彧也很好，封他为“万岁亭侯”(万岁亭，在河南省新郑县)。在汉朝的历史上，像荀彧这样没有“野战之劳”而仅仅是一个“抹公事桌子的”尚书令，竟然也封了侯(虽则不过是一个“亭侯”，比不上“县侯”或“乡侯”)，可谓空前。 
  荀彧坚辞。曹操向他说：“自从与你共事，立了朝廷以来，你匡弼我，你保举人才，你贡献计划，你参与机密，做的事也够多了。立功，本不必限于‘野战’。希望你不要再谦让了。”于是，荀彧接受了这个亭侯的爵位。 
  建安十七年，有董和等人，找荀彧秘密商谈，想建议汉献帝，封曹操为“国公”、“加九锡”。荀彧反对。荀彧向他们说：“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他又说，曹操本来是为了“匡朝宁国”才纠集“义兵”；他一向“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我们不可以违拗他的本意。 
  荀彧心目中的曹操，便是这样一个“忠诚”的，志在“匡朝宁国”的曹操，并不是一个诈伪的，以兴汉为幌子而实际上想做王莽的曹操。 
  这一年，不久以后，荀彧便去世了。陈寿说他是“以忧薨”。荀彧所忧的是什么?陈寿不曾明说。陈寿在下面接着说，“谥曰‘敬侯’。明年，太祖(曹操)遂为魏公矣”。陈寿在语气上暗示我们：因为荀彧死了，所以次年曹操才敢于做魏公。 
  孙盛在《魏氏春秋》里面，说曹操送了食品给荀彧，荀彧打开盒子一看，里面是空的，便认为这是曹操要他自杀，就立刻饮药而卒。 
  孙盛不曾举出证据来；所说的这个故事显然是得之传闻。然而范晔写《后汉书》，司马光编《资治通鉴》，均受了他的影响。 
  就史笔而论，还是陈寿的比较好，虽则有点含糊，不曾明说荀彧所忧的是什么。我看，荀彧所忧的不是自己的性命发生危险，而是汉朝的前途无望。 
  在曹操的左右，因曹操自封魏公而感觉失望的，不止荀彧一人。他们看到荀彧的下场如此，也就“噤若寒蝉”了。然而私底下总是蕴藏着一肚子不愿意。大家位登朝班，本来是大汉的高官名士，谁甘心跟姓曹的下水，做一名大奸臣之下的小奸臣呢? 
  崔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曹操自封魏公之时，他没有什么明白的表示。曹操在建安二十一年四月，又自封为魏王；崔琰仍旧不敢有所表示，却有一个曾经因他推荐而做了小官的杨训，写出一件歌功颂德的表，内容十分肉麻，被“时人”讥笑，认为“希世浮伪”。崔琰叫人把杨训这肉麻的表的草稿拿来看看。看完，写了封信给杨训，信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几句话，是说：“我省(看了)你的表。你干这件事，也好。表里面提到所谓‘时’，时这个东西是很难说的。时也会变的啊。” 
  有人把崔琰的这一封信，报告曹操。曹操大怒。曹操说：“‘事佳耳’的‘耳’字，在语气上不是好话。至于‘会当有变时’这五个字，更是意旨不逊。” 
  曹操下令，把崔琰“罚为徒隶”。当时，崔琰官居“中尉”，中尉是魏国的官，相当于汉朝的“执金吾”，亦即负责首都治安的警备司令。崔琐由中尉而突然变成了“徒隶”，跌得很深。徒是罚作苦工的囚犯；隶，就是奴隶。 
  不过，这一条处罚他的命令，并没有立刻执行。他仍旧住在自己的家里，照常见客，“门庭若市”。曹操派人去侦察他，见到他对宾客谈话之时“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虬须”，是用手卷胡子。“直视”，是两眼发直。“若有所嗔”是似乎在生气。崔琰能够不生气么? 
  曹操却认为崔琰应该悔罪，不应该生气。于是，再下一道命令，叫崔琰自杀。 
  崔琰有一位老同事，官居丞相府东曹掾(人事处处长)的毛玠，十分为崔琰不平。有一天，毛玠遇见一家男女老少，被押走在路上，去作“官奴婢”(公家的奴隶与丫环)。他问了一问，原来是这家有一个男子，因犯罪而刺花了脸(黥面)，在外地当“官奴”，做苦工，私逃回家，被本地的官厅发觉，官厅就依照当时的法令，把这个私逃回家者的家属，都逮捕了来，全数处罚为“官奴婢”。 
  毛玠的一肚子气，遇到这一根导火线便按捺不住，让很危险的“诽谤”的话，脱口而出。他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 
  曹操的耳目相当众多。任何人有什么不利于曹操的行动或言论，曹操是很快就知道的。曹操受不了毛玠的“诽谤”，就下令把他逮捕，交给“大理”(最高的司法官)钟繇严加讯问(这时候，钟繇已经在关中——陕西——做过司隶校尉，安抚了韩遂、马腾，回到许县，升官，做“前军师”，于曹操自封魏公以后，当了魏国的“大理”。魏国与汉朝的诸侯之国不同，有它的三公九卿小朝廷，是汉帝国之内的一个“公国”)。 
  钟繇与崔琰、毛玠，都是好朋友。他为人也十分正直。他奉了命令之后，又不得不遵命办理，对毛玠严加讯问。 
  这一次的讯问，在中国的以及世界的司法制度史或司法实务史之中，是空前绝后的“盛举”。钟繇在庭上大发议论，引经据典，说出天旱未必是君王无道，罚民为奴也不是昏君才如此，钟繇表面上似乎是在驳斥毛玠的“谬论”，而言外之意，倒很像是承认毛玠的“谬论”也不无理由。 
  钟繇面恶心善，在发表一大通“天人之际”的哲学与“家族连带负责”的刑法理论以后，向毛玠提出几个像煞有介事的问题：(一)有哪几个人，和你一同见到那个脸上刺了字的人?(二)这个人的家属被罚作官奴婢，是不是你本来就认识的?(三)你在什么情形之下，见到这些官奴婢?(四)你发感慨，说“使得老天不肯下雨的，就是这样的事!”你是对准发出这个感慨?(五)那个你对他发感慨的人，回答了你什么话?(六)你发感慨，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七)在什么地方? 
  毛玠对这七个问题，一概避开不答，只要求原告出庭，提出证据。倘若证据确凿，死也甘心。 
  钟繇把审讯的经过报告曹操。在这个期间，有毛玠的其他朋友桓阶与和洽二人，在曹操面前求情。曹操免了毛蚧的死罪，只革去了他的官职。毛蚧总算是幸运的。 
  当初，倘若曹操能够对崔琰也从宽发落，历史家对曹操的批评也许要好一点。 
  我对于曹操的能力，在前文已有赞赏。他开始起兵，确是为了讨伐奸臣(董卓)，匡复汉朝，其后，由于赏罚分明，威德足以服众，也的确为天下的忠臣义士所瞩望。他挟天子以令诸侯，用汉献帝的名义铲除袁绍以次的大小军阀，化割据为统一，我们也很难说他完全不对。甚至，在他战败于赤壁乌林之时，我们也可以说他努力于统一并没有错。所错的不是原则，而是技术：低估了刘备的能力与孙权的态度。 
  在他与刘备私人之间，谁负了谁，有待更多的历史家举行一次会审，以取得定谳。 
  他在建安元年，刘备与袁术对垒之时，便已推荐刘备为镇东将军、宜城亭侯；在建安三年十二月带了刘备打平吕布，自己扩充地盘，也替刘备出气。以后，又把刘备升为“左将军”，叫刘备“领豫州牧”。他待刘备，不能算坏。 
  刘备却参加了董承的密谋，要用政变的手段消灭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