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崩溃

    凌晨时分发生的一件事让佟满堂陷入疯狂状态，他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想杀人的冲动。他家的母猪“黑妮”惨遭毒手，要不是肇事者麻老五舍弃赃物逃走，他佟满堂今天闹不好就成杀人犯了。
    事情是由麻老五的偷窃行为引起的，麻老五是下沟子村一个颇有名气的地痞赖子。下沟子村离岗子村只有两里地，多年来两个村子的村民彼此通婚嫁娶，血缘融合，几乎家家都沾亲带故。仔细说来，麻老五和佟满堂还算是远亲呢，他们从小就在一起玩泥巴掏老鸦窝，很是知根知底。后来大了些，麻老五和佟满堂各自成了下沟子村和岗子村的孩子王，两人的关系才疏远起来，原因很简单，两个孩子王谁也不服谁，都拿自己当老大。
    成年后的麻老五越来越不上道儿，他生性懒惰，厌恶农活儿，又没什么本事挣钱糊口，渐渐变成了人人厌恶的二流子，成天游手好闲，偷鸡摸狗。从古到今，这类青年在中国农村都很常见，几乎每个村子都有。
    满堂家在岗子村属于佃户，父亲佟春富是个老实庄稼人，靠给东家陈家兴当佃农度日。由于租种的20亩土地是陈家兴的中药园，种植的是各种草药，因此比种庄稼的收入高，佟家的日子在岗子村属于中等水平。
    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中原一带出现数百万饥民，方圆数百里炊烟绝迹，饿殍遍野，很多地区出现人相食的惨剧。岗子村大部分村民也断了粮，饿死了几十口人，村西头的陈保仓一家七口人全部饿死，没一个活下来。像这样的绝户，岗子村还有几家。若不是大善人陈家兴拿出积蓄到洛阳买粮赈济村民，村里至少会饿死一大半人。作为陈家兴最忠实的佃户，靠着陈家的慷慨施舍，佟满堂家不但没有饿死一个人，还养起了一头猪。说起来，此后发生的一切事都和这头猪有关，完全是这头母猪惹的祸。
    这头猪是佟春富去年春天在集市上用两斗玉米换来的，抱回来时只是个刚刚断奶的猪崽子，瘦得像只耗子。因为是母猪，满堂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黑妮”。灾年间人都没粮吃，何况是猪，是佟满堂带着铁柱和妹妹翠花靠打猪草，到池塘里捞水葫芦，切碎了喂猪，才含辛茹苦地把它养大，为的是把猪卖掉，给佟满堂娶媳妇。过了农历七月满堂就满19岁了，这个年龄在农村已经不算小了。
    如此说来，“黑妮”已经不是一头普通的母猪，它承载着佟满堂一家人对未来的全部希望，就是把它当先人一样供养也不为过。
    前几天，佟满堂又一次给“黑妮”过了秤，这货还真争气，体重居然长到一百二十多斤了。照这么侍候着，再有两三个月“黑妮”就能长到150斤以上。到那个时候，它就不再是猪了，它会变成一个俊媳妇，和佟满堂一起过日子啦。想到这里，佟满堂心里乐开了花，浑身上下洋溢着幸福感。
    在二里地以外的下沟子村，麻老五也已经等得有些心焦了。他和佟满堂一样，也盼着“黑妮”长大。麻老五的嗜好很多，其中最上瘾的是推牌九赌钱，其实他赌技并不高明，经常是输多赢少，因此落了一屁股债。不用说了，这“黑妮”如果到手，至少能抵消他一部分赌债。
    麻老五的作案工具很简单，一柄短把铁锤，半瓶烧酒，一个白面馍，一块蓝花布门帘，其中铁锤是从张家镇张铁匠那儿偷来的，蓝花门帘是从邻村蔡寡妇家随手顺来的。
    这天夜里，趁着月黑风高，麻老五终于行动了。他摸到满堂家猪圈前，用蘸了烧酒的白面馍喂“黑妮”，“黑妮”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白面馍，即使有些怪味道也不大在乎，于是它连嚼都没嚼就一口吞下。接下来“黑妮”就有些迷迷瞪瞪，它晃晃悠悠走了几步便一头撞在圈门上。这时麻老五出手如电，抡圆了铁锤照着“黑妮”脑门上砸去……可怜的“黑妮”还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轰然倒下。
    麻老五将蓝花门帘的两个角系在“黑妮”的两只前蹄上，然后抓住两只前蹄把“黑妮”背到背上，这样蓝花门帘就像披风一样把“黑妮”从头到脚全部盖住。麻老五心说了，回村还有二里地呢，就算碰上走夜路的，人家也看不清你背的是啥。
    可该着麻老五倒霉，这天夜里满堂和铁柱也出了门。因为听村里的佟大宝说，这几天鬼子和国军干了大仗，国军怕是顶不住了，大路上国军的败兵像潮水一样朝西跑，路上丢的东西多了去啦！佟大宝启发性地说，好不容易有点发财的机会，现在不去捡洋落儿那才傻嘞。
    满堂当然不想放过发财的机会，他和铁柱天刚擦黑就出去了，哥俩在大路边的灌木丛里蹲了半宿也没找着机会，大路上的败兵太多，都跟放了羊似的，一群一群向西跑。满堂琢磨着，要是这会儿窜到大路上去捡洋落儿，非他娘的让人家抓了差不可，这帮鳖孙正缺挑夫嘞。
    天快亮了，大路上的败兵还没有过完，这哥俩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便决定回家。这里离岗子村有三里地，在回村的路上，倒霉的麻老五鬼使神差般撞上了满堂兄弟俩。
    麻老五这趟活儿并不轻松，他要背着一百二十多斤重的“黑妮”赶两里地夜路，这无疑是件苦差事。路刚走了一半，麻老五就有些力不从心了，他后悔当初没找个帮手，哪怕分走一半猪肉也值了。正这么想着，迎面就遇见满堂兄弟。
    满堂模模糊糊见麻老五背着什么东西气喘吁吁地走过来，心里好生纳闷，心说这货咋深更半夜从岗子村方向过来？于是就大声问：“老五，你去哪儿？背着啥？”
    麻老五是个盗窃老手了，心理素质绝对强过一般人，他面不改色地回答：“哦，是满堂啊，莫事！俺老娘病了，去你们村找陈先生瞧病。”
    一听是麻老五的老娘病了，满堂就不能不表示一下关心，好歹两家还是远亲呢。满堂立刻凑了过去：“哎哟，是婶子病了，要紧不要紧？你歇歇，俺帮你背！”
    麻老五客气地说：“莫事！莫事！这就到家了，俺娘吃了药刚睡着，莫吵醒她。”
    满堂停住脚步：“那也中，往后婶子的病有啥要帮忙的，你给俺捎个话儿。”
    麻老五忙不迭地道谢，准备开溜。谁知这时“黑妮”从昏迷中醒来，发出一种怪异的哼哼声，麻老五的冷汗一下子顺着脑门流下来，但他毕竟是老手，早就练就了处变不惊的本事。他扭头柔声安慰着：“娘啊，俺知道你难受，忍着点儿，这就到家啦！”
    佟满堂这才感到哪儿不对劲，老五他娘的声音咋这么熟悉？不像是老太太的**，倒有点像壮汉打呼噜的声音。
    铁柱的脑子比满堂快，早看出麻老五有鬼，他冷不防一把掀开麻老五背上的蓝花门帘，“黑妮”那硕大的猪头立刻露了出来……
    麻老五见势不好，一把甩掉“黑妮”，一转眼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怒不可遏的满堂兄弟拎着柴刀杀进下沟子村，准备劈了麻老五这鳖孙。谁知麻老五根本就没回家，听邻居说，他半个月前就把老娘送到亲戚家去了，至于他亲戚家在哪里，下沟子村无人知晓。
    天亮时分，可怜的“黑妮”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它的颅骨几乎被铁锤打碎，能活到天亮已经是奇迹了。佟满堂一家人都哭成了泪人，在这可怕的大灾年里，“黑妮”的离去使满堂一家人的希望全部破灭。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大旱，全省夏秋两季庄稼大部分绝收。谁知祸不单行，大旱过后又遇蝗灾，数十亿计的蝗虫如龙卷风般席卷大地。蝗群遮天蔽日，呼啸而来，啃光了地面上的一切植物，全省受灾民众达500万之众，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
    中原大地饿殍遍野，赤地千里，河南的部分地区人口锐减，已达到十室九空的程度。经国民**有关部门私下统计，这场大灾难使河南省饿死了300万人之多。
    河南受灾后的惨状，自然引起大后方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除了《中央日报》之类的官方报刊，重庆几乎所有的民间报刊记者，包括驻渝外国记者，都蜂拥而至，赶赴灾区，一时关于灾区惨状的新闻报道汗牛充栋，国民舆论大哗。
    对河南灾区的新闻报道，蒋介石和国民**的大员们一开始并不重视，战争期间，大人物要操心的事太多，中国这么大，某个地区遭灾饿死一些人，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照理说，像这样巨大的天灾，**理所当然应承担起调集粮食进行赈灾的责任，但国民**也有自己的难处，长达六年的战争消耗，已经使积贫积弱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其综合国力的衰竭也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河南为中日战争的主战场，中日两军的重兵集团隔黄河对峙，在河南境内，三面临敌的中国驻军达几十万人，其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唯一可以依靠的战略通道，就是西面的陕西省。而陕西省自古就是个缺粮的贫瘠省份，在粮食问题上自顾不暇，岂有余粮支援河南的几十万驻军和数千万庞大人口？
    算来算去，河南的军粮也只能在河南就地解决。战争时期，军人不能饿肚子。至于老百姓，只好委屈一下了。这一年，中央**给河南省的征粮指标一点没减少，这对赤地千里、嗷嗷待哺的灾区民众来说，无疑更是雪上加霜。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给美国**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增加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全部所征粮税占农民总收获的30%～50%，其中还包括地方**的征税，通过省**征收的全国性的实物土地税，还有形形**、无法估计的军事方面的需求。
    一些**军高级军官把部队的余粮高价卖给灾民，大发横财。来自西安、郑州的奸商，地方**的小官吏、低级军官，一些仍然囤积粮食的地主，拼命以罪恶的低价收买土地。
    1943年2月1日，重庆《大公报》刊发记者张高峰的报道《豫灾实录》，披露了灾区哀鸿遍野、饥民相食的惨状。2日，《大公报》刊发主笔王芸生先生根据这篇实录激情写作的新闻述评《看重庆，念中原》。一石激起千重浪，大后方民众舆论鼎沸，悲愤莫名。当晚，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国民**军事委员会的通知，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以示惩戒。
    这真是一件很无奈的事，蒋委员长和国民**的大员们有着超稳定的心理素质，任你舆论闹翻了天，人家就是打死也不作为，看你有什么办法。
    对于**的不作为，中国的报人们闹腾一阵子也只好无奈地闭了嘴，可洋人们不大了解中国政治，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感到不可思议。
    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白修德就是这样一个“轴人”[1]
    。
    这位白修德先生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大学毕业后，他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于1939年来到重庆，任《时代》周刊驻重庆特派记者。白修德是继斯诺之后，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1943年2月，白修德从重庆飞抵宝鸡，又乘火车走陇海线到西安，经潼关进入河南洛阳，在美国传教士梅根神父的带领下进行采访。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他当时看到的情景：“我们所看到的，我现在已不敢信以为真——但是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笔记上记载下来的东西却让我相信。首先是尸体，第一次见到是在离开洛阳后不足一小时的地方，躺在雪堆里，死去一两天的一具尸体。她的脸已经萎缩，可以看见头盖骨。她一定还很年轻。大雪覆盖着她的眼睛。直到小鸟和狗来吃光她身上的肉，也不会有人来掩埋她。沿途的狗在恢复狼的野性，一条条吃得油光光的。我停下来拍摄了一条狗从沙堆里扒尸体的照片。还没有调整好相机，狗已把一个脑袋上的肉吃得精光。有半数的村子都废弃了……”
    这次灾区之行使白修德先生受到极大刺激，中国官员们习以为常的事，在白修德看来简直不可容忍，这不能不承认，东西方的价值观是存在极大差异的。
    白修德回到重庆后，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
    应该说，白修德的采访稿件是很犯忌的，因为重庆**的新闻检查制度相当严格。按规定，当时从中国各省发往海外的所有文章，都要先传到重庆，经新闻检查机构审查后方可发出。但让白修德感到惊喜的是，洛阳电报局不知出了什么问题，这篇稿件居然绕过了重庆，从洛阳经成都的商业无线电系统直接发到了纽约《时代》总部。
    这篇来自河南的灾荒真相报道在《时代》周刊上发表了，时间是1943年3月22日。这件事惹恼了蒋夫人宋美龄，因为仅仅就在21天前的3月1日，宋美龄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这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蒋夫人这年2月刚刚在美国风光了一回，她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支持中国抗战的精彩演讲，她的魅力一时间几乎征服了整个美国。正在这节骨眼上，白修德的文章极大地败坏了蒋氏夫妇的国际形象，这不是毁人吗？
    蒋夫人看到报道后大怒，她气急败坏地给《时代》周刊老板卢斯写信，要求卢斯解雇白修德，但卢斯拒绝了她的要求。
    事后白修德分析，如果不是审查系统出了问题，就是那位电报员受良心驱使，希望世界能够了解真相，哪怕这样做事后可能会受到迫害。
    白修德回到重庆就像鬼魂附了体，他发了疯似的去找所有能找到的人反映情况，他找了宋庆龄、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在与何应钦面谈时，两人还大吵起来，何应钦不承认军队抢了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认为这是共产党制造的谣言。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
    两人就此闹得不欢而散。
    最后白修德终于见到了蒋介石。他在一封信中，以极不恭的口吻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这个老家伙给我20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委员长对那些贪污犯，只要让他知道，那就只有一个简单的惩治办法——把他们枪毙。”
    就这样，一场迟到而无奈的赈灾行动才开始实施。
    不过蒋委员长的赈灾行为着实令人费解：他一方面心急火燎地召开“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省的总征粮数减为250万石，由国库拨款两亿元用于河南赈灾，同时命令征用所有的交通工具，火速将陕西的贮粮运往河南；另一方面，这位蒋委员长又同时强调今年河南省的军粮征收不能减免。
    蒋委员长的这一举动使日后的历史学家们感到一头雾水，一边是火急火燎的“赈灾”，一边是不由分说的“纳粮”，这两件南辕北辙的事居然搅到了一起。
    有人这样分析，蒋委员长“赈灾”是假，“征粮”是真，三面临敌的河南驻军不可一日无粮，老先生从战略角度考虑，无奈地采取了舍民保军的残酷政策。
    白修德写完那篇灾情报道后，又采访了一位中国军官，当他义愤填膺地指责国民**横征暴敛造成的惨剧时，这位军官却振振有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话应该很对蒋委员长的心思，他嘴上不说，心里却很希望老百姓应有这种觉悟，宁可饿死也绝不当亡国奴！
    可问题是，奄奄一息的数百万河南灾民们，此刻他们该如何选择？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还是当有饭吃的亡国奴？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似乎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若干年后，白修德对中国民众作出这样的评价：“他们是创造了世界上最伟大文化之一的民族的后代，即使是文盲，也都在珍视传统节日和伦常礼仪的文化背景中熏陶和成长。这种文化把社会秩序看得高于一切，如果他们不能从自己这里获得秩序，就会接受不论什么人提供的秩序。如果我是一个河南农民，我也会被迫像他们一年后所做的那样，站在日本人一边并且帮助日本人对付他们自己的中国军队。我也会像他们在1948年所做的那样，站在不断获胜的共产党一边。”
    两辆美制军用敞篷吉普车在叶县通往洛阳的公路上艰难地爬行着。这段公路由于年久失修已变得凹凸不平，再加上日军的空袭，使原本已经很糟糕的路面上布满了大小不等的弹坑，车子颠簸得很厉害，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上将和幕僚、卫士们被颠得七荤八素。汤恩伯的帽子歪斜着，落满了灰尘的黄呢军服敞着领口，满脸的汗水混合着灰尘在他的圆脸上留下一条条污痕。
    汤恩伯的心情很恶劣。大战爆发的第一天，国军重兵防守的黄河防线就被撕开了两个巨大的口子，日军三面包围郑州，只在城西方向留出通道。日军的战略意图十分明确：与其在攻城上多耗时间，不如迅速夺取交通枢纽，主力尽快南下控制平汉铁路。至于郑州的中国守军，日军干脆放开一条通道，使其主动撤退，避免守军做困兽之斗，增加日军攻城部队的伤亡。
    据中美空军混合团的侦察机飞行员报告，日军另有一股强大的兵力正向西南方向涌动。这一态势使蒋鼎文心里一惊，此时他就算再傻也看出了日军的路数，那是日军统帅畑俊六大将朝思暮想的心病：在豫中围歼汤恩伯集团的精锐主力——石觉的第13军。
    蒋鼎文为此惊得张皇失措，他知道13军是汤恩伯的心肝宝贝，绝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急令汤恩伯火速赶到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这就是蒋鼎文的愚蠢之处，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了，他还要正儿八经地召开军事会议进行讨论。
    汤恩伯为了赶时间便轻车简从，只带了副官、参谋及四个卫士就匆匆上路了。
    汤恩伯本不是等闲之辈，他是蒋委员长的同乡，早年毕业于浙江讲武学堂，后来就读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八期炮兵科。回国后先任孙传芳部少校，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黄埔六期军训区队长，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3军军长。
    汤恩伯的威望随着13军的赫赫战功渐渐声名鹊起。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汤恩伯率13军在南口居庸关一带和日军血战14天，直到张家口被突破，才不得不下令突围。
    在1938年台儿庄会战中，汤恩伯才真正显露杰出的指挥才能，他率领第20军团猛攻枣庄、峄县。日军以一个旅团进援台儿庄，汤恩伯一个反手将日军第10师团圈入包围圈内，第20军团的骑兵团随即沿台枣公路展开攻击，上千名手持马刀的轻骑兵组成数道凶猛的攻击波，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前仆后继，连续攻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楔入日军防线纵深达四公里，数百名日军士兵横尸骑兵团刀下……
    一个随军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搏杀，他是这样报道的：“凶猛的中国骑兵展开战斗队形，旋风般冲进我们的防御阵地，随着战马冲击速度的加快，他们手中令人生畏的马刀犹如割草机，霎时造成我军血流成河的景象，即使是中世纪马木留克[2]
    骑兵再现，也不过如此了，我们一些步兵的神经系统处于崩溃状态……”
    台儿庄大捷是抗战初期的传奇故事，汤恩伯军团和下属第13军功不可没。1939年随枣会战，汤恩伯军团纵横襄东平原，收复唐河、桐柏、枣阳、随县，其主力第13军成为中国陆军的明星部队。在当年的冬季攻势中，第13军奉命进击日军第3师团，大获全胜，成为冬季攻势中最辉煌的一役。1942年2月豫南会战，第13军与日军激战于舞阳，再度重创日军。
    日本华北方面军的高级将领们对汤恩伯这个老对手恨之入骨，以汤恩伯部为天字第一号大敌，汤恩伯遂成为国军中少数为日军所畏惧的将领之一。
    1940年，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总司令与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这是当时的一个流行做法，将战区中的党政军大权集于军事长官之手。不过，汤恩伯的主政之才却不敢恭维，1942年豫南大灾，汤恩伯不事赈灾、救民于水火，反而大肆扩军，为了维持军费，居然在重灾之区大肆征敛，河南省征起了著名的“汤粮”。汤恩伯部的大肆扩充，只要数量，不求质量，因此大批散兵游勇、土匪流寇被招入其中，他的部队一度发展至四个集团军，共计30万人。部队素质良莠不齐，所需军费大半靠河南一省支持，致使河南四害“水旱蝗汤”之谣不胫而走。这便为此次的豫中大溃败种下了不可逆转的苦果、恶果。
    中午，汤恩伯一行穿过伊川县城，两辆吉普车颠簸着向北开过一个小村子，只见村口一间土坯房的墙上用石灰写着“岗子”两个字，已被雨水冲刷得斑驳模糊，几乎辨认不出。村中道路冷冷清清，两个村民慌慌张张跑回家，将院门紧闭。更多的院门缝隙后面是一双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两辆汽车穿村而过。
    村子北口有一棵巨大的古槐树，汤恩伯无意中看了一眼，他发现这棵古树的树皮已被饥民们剥得精光，早已死去，狰狞的枯枝冷冷地伸向灰色的天空，一群乌鸦被汽车的轰鸣声惊起，发出一阵阵鼓噪。
    汤恩伯看了看手表，已经是12时30分，他觉得有些饿了，于是吩咐停车，吃一点东西再走。
    副官从后面的警卫车上搬来食物箱，在村北口的打谷场上铺开一块军用雨布，打开折叠椅，请汤恩伯坐下，然后开始分配食物。
    卫士们每人分到一个野战饭盒，这是美军标准野战口粮，里面有涂好黄油的面包片、午餐肉、果酱和色拉调料等，还夹有两支“骆驼”牌香烟和三根火柴，饭后还可抽上几口。
    汤恩伯和几个军官吃得要好一些，他们的午餐是美军C类战斗口粮，这是一种使用工业化生产包装的战斗口粮，以中国军人的眼光看，这种食品简直太奢侈了。每份口粮重三千克，有六个小铁皮罐头和一个附件包，其中三个罐头是肉类、蔬菜、通心粉、腊肉、鸡蛋，称为M成分。另外三个罐头是主食类，有饼干、混合压缩麦片、糖衣花生仁或葡萄干、速溶咖啡、速溶柠檬粉或橙粉、水果糖、果酱、可可饮料粉和褐色牛奶糖，称为B成分。附件包里有九支香烟、净化水药片、火柴、卫生纸、口香糖和开罐头器。这六个罐头组成一天的口粮。在多数情况下，美军的C类战斗口粮为冷餐，但也可加热食用。
    这种专门设计的野战食品都兼顾了营养、热量和口味，体现了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工业化程度，属于《租借法案》物资中的一部分，在盟国军队中很普及，每个士兵都可以享用。
    1941年以后，中国战区也分到少量的《租借法案》物资，但由于数量太少，只能优先供应驻印军和远征军，像这种C类战斗口粮也只有汤恩伯这个级别的高级将领才能够享用。
    汤恩伯的胃不太好，平时几乎不能吃凉食品，但今天也只好凑合一下，在兵荒马乱的路途中，能有这种食物已经很奢侈了。
    饭刚吃了一半，军人们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对，不知何时，周围出现一些围观的庄稼汉。一开始他们并不在意，这种情况以前也有，乡下农民没见过世面，部队休息吃饭也时有围观者。但不一会儿工夫，围观的庄稼汉已达到数百人，更严重的是，他们手里拎着锄头、扁担、柴刀等五花八门的家伙，已经把军人们严严实实地围在中间，庄稼汉们都沉默地盯着用餐的军人们。
    满堂和铁柱手执菜刀站在人群的最前边。
    一个少校参谋站了起来，他根本没把这些农民放在眼里，右手习惯性地扶着腰间的枪套，厉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满堂向前跨了一步，蛮横地回答：“没啥事，车子和身上的家伙留下，你们走人！”
    少校参谋大怒，他感到匪夷所思，这些农民简直是疯了，居然打劫到堂堂国军头上，想找死啊！他冷笑道：“小子，知道车上坐的是什么人吗？”
    满堂一脸不屑：“俺管你是啥屌人，咋这么多废话？”
    铁柱上前一步：“就是蒋委员长从这儿过，也要把家伙留下。”
    “小兔崽子，简直没王法啦，想造反呀？卫兵！”气急败坏的参谋骂骂咧咧地想掏枪。
    庄稼汉们哪还容得他掏出枪来，五六把粪叉立刻顶在少校的喉咙上，少校的脸色变得惨白，摸枪的手在不停地抖动着，几个卫兵刚刚举起***，还没来得及开保险，枪已经到了人家手里。
    汤恩伯刚要说话，忽然觉得脖子上凉飕飕的，原来满堂已经把菜刀架在他脖子上了。汤恩伯斜眼瞟了一下，发现这菜刀是刚刚磨过的，如剃刀一般锋利，他只要稍稍动一下，就很可能被割断颈动脉。汤恩伯无法想象，一个身经百战的陆军上将会稀里糊涂死在几个傻乎乎的庄稼汉手里，这事要是传出去，非让畑俊六、冈村宁次等日军将领们笑掉大牙不可，他们做梦都想干掉汤恩伯，这下可省事了，还没等日本人动手，汤恩伯上将就被几个中国农民给宰杀了，这事儿想想都窝囊。
    汤恩伯再看看自己部下，发现他们的处境也没好到哪儿去，每个人后脊梁上都顶着几杆梭镖，脖子上架着菜刀，头顶上是斧子。如果此刻贸然开枪，也许能打倒几个，但军人们转眼就会变成肉酱。
    见此情景，汤恩伯算是彻底丧失斗志了，他把手一挥，泄气地说：“都放下枪吧，有事好商量！”
    军人们顺从地交出了武器，汤恩伯很不情愿地把自己那支名贵的象牙柄****交给了满堂，这是一个美军准将送给他的礼物。
    少校参谋这时换了一副面孔，他点头哈腰地和领头的满堂商量：“我说好汉，我们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得马上走，您看是不是这样，这汽车和车上的东西您可以留下，只给我们留几条枪即可，现在正打仗，路上不太平啊。”
    满堂不耐烦了，张嘴便骂：“我日你个娘，快点滚！再废话爷爷我连你身上的衣服都扒了，让你光着腚上路，你狗日的信不信？”
    汤恩伯气得七窍生烟，但又不敢发作，他铁青着脸对少校参谋说：“没有时间和他们纠缠了，军务紧急，我们赶快抽身走人！”
    少校参谋低声骂道：“娘的，遇上汉奸了，山不转水转，咱们走着瞧！”
    他话音未落，后背就结结实实挨了一扁担。铁柱凶狠地再次举起扁担：“你个狗日的骂谁？”
    汤恩伯烦躁地训斥着少校：“你就少说两句，我们走。”
    少校参谋不吭声了，军人们就这样两手空空狼狈地离去。
    这一天对岗子村的村民们来说，简直是个狂欢的节日。
    岗子村大街上人头攒动，男女老少都涌出各自家门，观看满堂、铁柱领头打劫来的战利品。半大的孩子们爬上汽车按着喇叭，抱着方向盘，嘴里“轰轰轰”地学着发动机的轰鸣声。女人纳着鞋底子唧唧喳喳议论着，老人们则摇头叹息，悄悄退回自家院门。
    佟满堂和铁柱正忙着清点战利品，东西虽不算多，但看着还值些钱。除了两辆吉普车无法估价，那几支手枪、***都各有各的价，附近专门有枪贩子来收购，他们信誉不错，一向是用“袁大头”支付，其中手枪收购价5元，步枪10元，轻机枪、***15元。
    铁柱掰着指头算了算，仅枪支一项今天就能换回百十块“袁大头”。还有两箱C类战斗口粮，上面印着不少洋字码，谁也看不懂是什么，满堂和铁柱还没来得及下手，这些食品就被村里的老少爷们当场瓜分了。大家都饿疯了，各种罐头被粗暴地用柴刀砍破，老少爷们滚在地上抢作一团，有两位村民还为抢食厮打起来。
    铁柱抡起菜刀扑上去，也想抢上几口，却被满堂止住：“算啦！这帮鳖孙不要脸，咱还要脸嘞。”
    最奇怪的是一个小铁箱，上面有十几个表盘、七八个按钮。老少爷们谁也不认得是什么玩意儿，这东西好像留下来没啥用，扔了又觉得糟践了。满堂吩咐道：“管它是啥，留着吧，等枪贩子来了给他看看，兴许还能卖俩钱。”
    老少爷们将汽车推到村南打麦场上，用麦秸草把两辆吉普车盖好，大家开始琢磨如何把汽车变成现钱，然后平分。
    满堂家后院的李狗娃踢踢汽车轱辘说：“这货可值老鼻子钱啦，八成连县长都买不起，我看还得卖给国军的大官儿。”
    满堂在李狗娃屁股上踹了一脚：“放你娘的屁！找死啊？从国军手里抢的再卖给国军，人家先要你狗日的小命！”
    铁柱问：“哥，那你说咋办？这么大个铁家伙搁在这儿，早晚搁出事来。”
    满堂歪着脑袋想了想，也没想出什么办法，便吼了一声：“日他个娘！这铁家伙先放着，乡亲们都别围着啦，先散散，以后再说！”
    众人各自散去。
    满堂和铁柱推开自家院门，见他爹佟春富正怒气冲冲地坐在院子当中的小凳上，看样子他早听说了满堂兄弟抢劫的事。母亲满脸愁云，不声不响地纳着鞋底，时不时停下手叹口气。13岁的妹妹翠花胆怯地躲在娘的背后，像一只瘦弱的小猫，手里不停地择着野菜，一双大眼睛不时观察着爹的脸色。见两个惹是生非的儿子回来了，佟春富铁青着脸怒骂起来：“鳖犊子，越来越出息啦！敢造反啦？官府要是知道了，咱家是满门抄斩的罪过！”
    满堂分辩道：“爹，话不能这么说，这叫官逼民反，闹灾快两年了，咱这一片哪个村没饿死人的？远的不说，光是咱村和下沟子村就死绝了好几户！可官家照样征粮征税，不管咱死活，咱不偷不抢就要饿死！”
    佟春富气得发抖：“你个鳖犊子还有理了？你有种去抢鬼子抢汉奸，咋抢起自己人啦？你帮着鬼子打自己人，这是汉奸干的事！”
    满堂索性破罐破摔了：“爹，你爱说啥说啥，反正俺不能让全家人活活饿死。再说了，那汤司令的兵没一个好东西，打鬼子没多大能耐，糟蹋起老百姓来，个个是他娘的好手，这种队伍比鬼子还坏，就该抢他娘的！”
    佟春富被气昏了头，抄起一把铁锨：“俺活劈了你们两个孽种！”他举着铁锨满院子追打两个儿子，满堂和铁柱抱着脑袋四处乱窜，满堂娘忙扔下鞋底，死死拖住丈夫的袖口：“当家的，当家的……有话好好说，咋动起真家伙来了？”
    佟春富正在气头上，他胳膊一甩，满堂娘就飞了出去，一头撞在篱笆上。
    翠花慌乱中打翻了箩筐，野菜撒了一地，她死死抱住父亲的腿，尖声叫道：“爹！爹！求求你，别打俺哥呀，让哥认个错还不行吗……”
    一家人正闹得鸡飞狗跳墙，院门开了，一个慢条斯理的声音传来：“春富啊，你这是唱的哪一出啊？八大锤大闹朱仙镇吗？”
    东家陈家兴手提一杆长长的烟袋锅，白净的面皮刮得利利索索，唇上留着精心修饰的小八字胡，略有少许银丝的头发向后梳着，一尘不染。他迈着不紧不慢的方步走了进来，儿子陈少林跟在后面。
    佟春富一见来者，顿时收起了铁锨，恭敬地向陈家父子鞠了一躬。乖巧的铁柱立刻从屋里搬出两把椅子，请陈家父子坐下。陈家兴把长衫前摆一提，坐在椅子上，开始专心致志地往烟袋锅里装烟丝，满堂急忙欠身替他点上了火。
    陈家兴是伊川县有名的乡绅，也是中医世家。他的祖父陈德元为晚清举人，做过伊川县令，又有祖传的中医手艺，在洛阳开着一家叫“德慧堂”的中药铺。陈德元辞官后在自己的药铺坐堂问诊，其医术之精湛，在伊川县极有口碑。陈家兴的父亲陈广济除行医外，还在乡里办了私塾，教授本族子弟，家境逐渐殷实起来。到了陈家兴这代，除了经营洛阳的药铺外，还在岗子村置地二百余亩，租给佃户耕种。
    陈家兴为人豪爽，广结善缘，他牢记陈家家训：“庶民之业，唯士唯尊；贾而崇义，儒而尚仁。读书知礼，乃陈氏之尊荣，积德行善，本陈氏之家风……”陈家的地租比起邻村的地主要少二分。他还经常放债借粮，如果对方太穷还不上，他便淡淡地说一句：能还多少是多少，实在还不上就拉倒。给乡亲看病，完事后就问一句：“手头紧吗？”见对方难以启齿，他会心一笑：“那就算了。”同时奉送五付草药。
    陈家兴的管家老黄对东家的乐善好施很有意见，曾几次向陈家兴辞工，说：“您这家我没法管了，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每当这时，陈家兴便双眼紧盯着黄管家，不作一句辩解，足足三分钟，盯得黄管家心里没了底儿，终于败下阵来。有什么办法？！这黄管家原是陈家私塾里的学生，因家境贫寒，陈家兴免了他的学费，后来又是陈家兴亲自登门请老黄当管家，解了他囊中羞涩之围，所以老黄深知欠陈家的太多，实在不好意思真辞职。
    民国十一年，陈家兴的妻子难产，生下独子陈少林就死了。满堂娘那年刚生了满堂，奶水还足，佟春富便让妻子给陈家小少爷当奶妈。本来嘛，陈家待佟家不薄，孩子吃几口奶算什么！可陈家兴不这么想，他认为陈家的孩子吃了佟家的奶，这种人情一辈子也还不完。就这样，陈家少爷陈少林从小到大一直管满堂他娘叫奶娘，而佟满堂小时候也沾光同陈少林一起上了三年私塾，陈家兴特地免了满堂的学费，两家的关系非同寻常。只是这陈少林长大了却不肯学陈家的祖传中医，自己做主上了郑州的新式学堂。陈家兴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很失落，总觉得这儿子没什么出息。
    此时陈家兴坐在椅子上，吸着烟锅不动声色地问：“满堂啊，听说你带着村里老少爷们把当兵的给抢了，有这回事吗？”
    佟满堂低着头回答：“陈老爷，有这回事，是俺领头干的。”
    陈家兴仰天长叹：“唉，天灾人祸，世道艰难，这倒也罢了，更可恨的是官吏无道，鱼肉乡民啊，百姓们活不下去，干些出格的事，也是情有可原……”
    佟春富垂手肃立，恭敬地说：“陈老爷，俺是个庄稼人，官府的事俺闹不懂，可满堂这么干，不是在帮着鬼子收拾咱自己人吗？”
    陈家兴看了满堂一眼叹息道：“是啊，**也有**的难处，都不容易呀！抗战打了快七年了，打得民困国穷。我只是担心又要出事，打民国三十一年起，旱灾、水灾、蝗灾就没消停过，可**征粮派款却丝毫不减……”
    陈少林插嘴道：“爹，其实早就出大事啦，去年七月，豫南七千多灾民抢了驻信阳国军的枪，**派兵镇压，听说杀了五千多人，血流成河啊！结果灾民暴动从豫南蔓延至鄂北，灾民们到处袭击国军的小部队，甚至把国军整排整连地缴械，直到现在也没平息下来。”
    “陈老爷……”满堂咬牙切齿地说，“年初谢保长就把我家种子粮收走了，后院李狗娃家的老黄牛也被拉走顶了数，三十一年闹蝗灾，咱村一下饿死了五十多个！村北头贺长顺家去年年关把最后20斤玉米交了军粮，全家六口吃耗子药自杀了，您该知道吧？**这么干，就不怕遭报应吗？”
    陈少林插嘴道：“爹，咱家从去年起就没收上过租子，现在吃的粮食都是洛阳药铺的伙计从米市上买来送到村里的。前些日子谢保长又来咱家征粮，是黄管家拿钱顶的数，连咱家都快过不下去了，何况佃户？满堂哥抢了国军的车，我看也是活该！逼急了，咱们也暴动！”
    “胡说八道！”陈家兴瞪了儿子一眼，训斥道，“**就是再不好，也是咱中国人自己的**，我们就是再委屈再难，也不能胳膊肘朝外拐，帮小鬼子打中国人，这么干对不起列祖列宗！”
    陈少林轻声说：“听说日本人在郑州过了黄河，看这架势要打通平汉线。国军本来就有点撑不住，正一肚子火没地方出呢，满堂他们这一闹事，我估计上面不会轻易罢手。”
    满堂倔头倔脑地说：“好汉做事好汉当，俺不会连累大伙，你们把俺绑去见官，我没的说！”
    佟春富又来了气：“你个鳖犊子说得轻巧，这是什么罪过？满门抄斩啊！你早晚把全家人都拖累了……”
    满堂猛地飞起一脚将小凳子踢出老远，然后一头撞进屋里，铁柱连忙跟了进去，满堂又回身关门，把门摔得山响。
    满堂娘急得一个劲敲门，满堂既不理睬也不开门。她回身埋怨丈夫：“满堂从小脾气倔，你又不是不知道，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佟春富指着满堂娘斥责道：“都是你给惯的，要是倒退20年，我非宰了这鳖犊子！”他回身暴怒地去踹门……
    陈家兴想化解冲突，急忙站起身来拉住佟春富：“春富啊，你该去药园子干活了。唔，我看金银花和连翘两块地也该浇啦，跟我走吧！”
    一见东家发了话，佟春富立刻拎起铁锨跟着陈家兴父子走了。
    屋子里满堂还坐在炕沿上生闷气，铁柱慢慢走到满堂的背后，双臂搭在哥哥的肩膀上，把头靠在满堂后背上轻轻地说：“哥，不管以后出了什么事，我都听你的！”
    满堂一言不发，只是轻轻拍了拍铁柱的胳膊。这兄弟俩的感情非同一般，佟满堂和史铁柱并不是亲兄弟，史铁柱是佟春富夫妇收养的一个孤儿。
    六年前的民国二十七年，兰封会战失利，日军逼近郑州，国民**情急之中“以水代兵”，扒开郑州近郊的花园口黄河大堤，豫东皖北44县一片泽国，遇难百姓达89万之众。史铁柱是中牟县人，那年只有10岁，他爹挣扎着将儿子抱到一块门板上，在铁柱脖子上套了一只长命锁以祈求平安，再返身去救全家人时，房屋轰然倒塌，全家人包括父母、弟妹、奶奶五口全部遇难。苦命的铁柱被人救上大堤后，跟随逃难的人群流浪乞讨四百余里来到伊川县，在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夜晩昏倒在佟家的草屋门外……
    那年佟满堂13岁，他在门外发现了奄奄一息的史铁柱，满堂二话没说就把铁柱扛进了家门。满堂娘点燃油灯，一家人凑上前来全惊呆了：这孩子上身**着，下身穿条黑色土布裤子，裤子膝盖以下已经磨得不见踪影。双脚血淋淋的，瘦得像副小骷髅，如果不是在瑟瑟发抖，还真看不出是个活物。这孩子已处于昏迷状态，肯定是饿的。佟春富赶紧吩咐满堂娘热了碗面汤，给孩子喂了下去，不到一袋烟工夫，孩子缓了过来。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他翻身下炕双腿一并，跪在全家人面前流泪磕头：“大爷大妈，行行好，别赶我走，只要给我口吃的，我给你们做牛做马……大爷大妈，行吗？”
    满堂娘鼻子一酸，把脸背了过去，抽泣着：“作孽啊，这苦命的孩子！”
    佟春富仔细看看这孩子，一张小脸上布满泪痕，眼眶深陷，眼睛显得格外大，一副招人心疼的模样。
    佟春富的眼泪也一下子流了出来，他回头对满堂娘说：“他娘，现在让我把这孩子赶出去，我下不了手，干不了这缺德事儿！收下这孩子吧，做饭时多添一碗水，多摆副筷子就行了。”
    佟春富把铁柱抱上了炕，这才看见铁柱的脖子上挂着一把长命锁，黄铜质地，锁面两端刻着两朵牡丹花，中间有四个小字：富贵长命。这长命锁刻工精细，佟春富拿起来仔细看着：“唉，说不定这东西真的管用，你的命已经够硬啦！娃呀，你叫啥？”
    “俺叫史铁柱。”孩子怯生生地回答。
    就这样，史铁柱成了佟家的第二个儿子，为了让铁柱牢记死去的亲人，佟家没有让铁柱改姓。善良的陈家兴对佟春富的义举大为感动，特地将佟家的地租又减了一分，说是也算他为这孩子尽一份力。
    说来也奇怪，佟满堂从第一眼看见史铁柱那天起，就有一种说不清的亲近感，他认准了铁柱就是自己的亲弟弟，就算爹娘不同意收养这孩子，他也要把铁柱留下，大不了他把自己那份口粮分给铁柱一半就是。
    外边满堂娘拍门叫道：“满堂啊，你爹走啦，你们兄弟俩还没吃饭呢，快点吃了，到北面河担水浇地去，那块地可是保命田，不能旱着。”
    满堂弟兄俩在院里的小桌旁大口喝着野菜糊糊，满堂娘一脸愁云地望着他们，满堂虽说19岁了，长得一副好骨架，就是长年吃不饱，瘦骨嶙峋的。铁柱更是没长开，都十六七岁了，乍一看就像个十三四岁的大男孩，身子骨单薄得轻飘飘，风大点就能被刮倒似的。满堂娘一直在自责，觉得对不住铁柱死去的爹妈。这世道太艰难了，她操持这个家早就心力交瘁，满堂早到了娶媳妇的年龄，可哪有钱去提亲呢？
    满堂娘的目光落在小桌上三个掺了豆饼米糠的小窝头上，两个儿子谁也没动它。
    她敲敲桌子说：“儿啊，这是爹给你俩留的，说你俩的活儿最重，他自己才吃了半个就走了。别看他又打又骂的，心里还是疼你们俩。”
    铁柱看了一眼翠花，小心翼翼地说：“娘，让妹吃一个吧？”
    “哥，俺吃饱了！”懂事的翠花立刻提着野菜篮子，两个小辫子一撅一撅地扭头跑了。
    满堂娘看不下去，背过身撩起衣襟擦着涌出的泪水说：“什么吃饱了？就喝了一碗糊糊，说是给大哥二哥留着。”
    满堂和铁柱面面相觑，满堂急忙掰了半拉窝头咬了一大口说：“娘，别伤心，我吃还不行吗？”同时用眼光示意铁柱，铁柱这才把另外半个窝头拿了起来。
    满堂娘深深叹了口气：“这点豆饼和棒子面还是跟东家借的，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离麦收还有两个多月呢，你爹说不能再开口借了，东家也难啊，租子收不上来，你没听少林兄弟说他家也要拿钱上洛阳买粮吃啊。”
    铁柱捧着半个窝头在流泪。
    满堂娘问：“儿啊，你咋啦？”
    铁柱擦了擦眼泪说：“娘，剩下的这个窝头给翠花妹留着吧，她要不吃，我以后也不吃，光喝糊糊！”
    铁柱说完扛起扁担拎着水桶走了。
    汤恩伯带着几个随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恼怒之中还把路走错了。汤司令主政河南，积怨太深。这次在伊川县境内被暴民打劫，连车带电台被抢，他算是亲身体验到了什么叫作“报应”。
    汤恩伯任高官已久，哪里吃得这般苦头，他的黄呢军服袖子开了口儿，脚板上磨了几个硕大的血泡，脚上精致的皮靴也张了嘴儿。为了不暴露身份，他和随从们都扯下了军服上的领章，一路风餐露宿，沿途由随从们向老百姓讨口饭吃，有几次还被灾民们拿着棍棒给赶了出来，因为他们看到汤司令穿着黄呢子军服，便认定他是大官，对大官百姓们从来没有好脸，不宰了他们已经是客气了。
    从伊川到洛阳这短短几十公里路，汤恩伯一行居然整整走了四天。等他们灰头土脸赶到洛阳见到蒋鼎文时，汤恩伯一路上的愤怒和委屈一发不可挡，他还没说话，眼泪已经流了下来。
    蒋鼎文一见汤恩伯的狼狈状，惊得眼镜差点掉在地上，他一面大骂灾民，一面好言相劝，众参谋在一旁也唏嘘不已，无人说话。
    这次军事会议至关重要，几天来众将领已纷纷赶到，就等汤司令了，如今汤司令终于赶到，于是蒋鼎文等不及汤恩伯梳洗休息，立即宣布开会。
    按这类军事会议的惯例，蒋鼎文先要讲几句铺垫语，对众将领风餐露宿赶到洛阳表示慰问。可几句寒暄话还没讲完，一个作战参谋就冲进会场急报：“长官，前方来电，郑州失守！第四集团军孙蔚如部已退守荥阳、汜水一带。敌37师团主力沿平汉路向南猛扑，现已攻破新郑，敌12军在新郑设前进指挥所。敌110师团、62师团沿黄河南岸向洛阳方向迂回！”
    蒋鼎文像挨了一闷棍，一下子傻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汤恩伯也大吃一惊，就在他们被抢后步行的四天里，战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第31集团军司令官王仲廉、第28集团军司令官李仙洲等将领不停地用无线电台要“跟汤长官讲话”，他们吼得嗓子都哑了，众将领实在闹不懂，在这兵败如山倒的关键时刻，他们的汤司令为什么像被蒸发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众将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各自的指挥部里跳脚骂街。
    祸不单行的是，王仲廉与汤恩伯通话不成，跳脚骂街后仅一天，他的指挥车和随从们也被一群暴民缴了械！
    汤恩伯气急败坏地用电话向各部队下达命令：“刘昌义暂编第15军固守许昌，贺粹之第12军分别守叶县、襄城、邱城、源河，以上各部必须死守，阻敌南下，作战不力者，擅自逃跑者，军法重处！石觉第13军各师，分别由临汝、禹县、密县向北运动，迅速在登封地区集结，伺机侧击从郑州向西进攻和南下之敌！”
    汤恩伯一下摔掉话筒，他喘息未定地吼道：“妈的，开战不到一个星期，我军指挥系统已陷入一片混乱！怎么会这样？”
    蒋鼎文急得在会议室里团团乱转，嘴里不停地说：“这如何是好，如何是好！”
    汤恩伯不说话了，气鼓鼓地把身子背了过去。室内全体参谋和幕僚都站得笔挺，大气也不敢出一声。蒋鼎文走到汤恩伯身后，呆呆地站了一会儿说：“恩伯，我看这样，我马上托人把你的车和电台要回来，这是当务之急，刘参谋，给我接嵩县肖万成家！”
    汤恩伯斜了蒋鼎文一眼，没好气地说：“那就劳您大驾喽，汤某不胜感激！”
    [1]
    轴人：北方民间土语，指固执的人，爱钻牛角尖的人。
    [2]
    马木留克：中世纪服务于阿拉伯哈里发的奴隶兵，主要效命于埃及的阿尤布王朝，是由希腊的色雷斯、马其顿，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地方的人组成的奴隶兵团。马木留克骑兵都是不到六岁时，就从他们的故乡被购买或者拐骗而来，这些男孩经过筛选后一律被阉割，然后投入冷酷无情的军事训练，主要学习的课程是马术和格斗，被训练为没有家庭，没有亲情，甚至没有**的战争机器。他们骑术精湛，擅长使用弯刀进行攻击，凶悍异常，曾称雄欧亚大陆300年之久，最后在埃及金字塔战役中败于拿破仑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