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实录

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暴力、任何蛮横威胁或任何险恶阴谋都不能使印度支那3国人民背离他们的崇高目标：解放整个印度支那，使印度支那成为一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组成的自由和和平的半岛，确保越南南方、柬埔寨、老挝有权沿着独立、和平与真正中立的道路前进。
西哈努克说，也许由于全世界的注意力还集中在尼克松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结果方面，所以当时才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个历史性的文件。但是，春季攻势正是在这面旗帜下发动的，3国4方人民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在进行攻势之前和在攻势过程中互相合作，赢得了印度支那人民历史上规模空前的胜利。
关于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问题，西哈努克说，在基辛格第一次访华离开北京返回华盛顿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于1971年7月12日凌晨“坦率地对我谈了对形势的估计”。尼克松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离开上海后没几天，周恩来总理又向柬埔寨国家元首作了通报。关于印度支那部分，中美讨论的情况是：
周恩来明确地对尼克松说，如果他想解决柬埔寨问题，或越南问题、老挝问题，那他就应该自己去同柬埔寨、越南和老挝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打交道，直接同他们讨论问题。周恩来总理解释说，尼克松对于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见不表示热心，因为如果同西哈努克亲王见了面，那就意味着朗诺政权会马上垮台，而尼克松还不想看到它垮台。印度支那抵抗运动的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决不会放弃他们的主权；而中国人的观点是这样的：美国应该承认，抵抗运动领导人才是他们各自人民的真正代表，因为他们是为他们国家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美国的傀儡们则并不代表人民的愿望。尼克松总统应该首先决定同抵抗领导人谈判。第二，他应该认真对待他们的要求，因为那些要求都是合法的。第三，中国奉劝美国不要干涉印度支那人民。
“走开吧！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周恩来对美国总统尼克松说，“如果你们不这样做，我们中国人忠于我们对正义和与一切被压迫民族团结的信念，将给予印度支那人民一切必要的援助他们为了获得解放所可能需要的一切。我们将支持他们到底。我们决不会从这个立场后退，因此最好还是让你们知道这一点。我们的对话只应该讨论与中国和美国双方有关的事项。印度支那问题是你们与印度支那人之间的问题。这不是你们同我们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只告诉你们，我们认为你们该怎么做。就我们来说，我们通知你们，我们对全面支持和援助抵抗运动是决不会犹豫的。”
周恩来告诉西哈努克，尼克松当时的反应只是说他注意到了这是中国所持的立场。但是这个问题在讨论台湾时又出现了，因为尼克松声称，“在该地区紧张局势未减少以前”，美国军队仍将留在那里。周恩来坚持说，这个地区存在紧张局势，主要是由印度支那战争引起的。他对尼克松说：“可是你们却不准备撤出印度支那。”
“你们继续推行你们把战争越南化、高棉化和老挝化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是印度支那人民和他们的真正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在北京对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说，“你们继续撤出军队，但你们也在不停地轰炸印度支那人民。你们企图通过雇佣军——拿你们钱的人——来维持你们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只要印度支那战争不停止，紧张局势也就谈不到缓和，因此你们就将赖在台湾一直到死。我们说，假如你有诚意想要改善同我们的关系，那么就要停止你们对印度支那的干涉。那样一来，紧张局势也就不存在了。我们永远也不会进攻美国，你们也没有权利无限期地赖在台湾。为了使这个地区不再存在紧张局势，以便你们能够离开台湾，你们必须结束印度支那战争。这是无可辩驳的、无懈可击的逻辑。”
西哈努克亲王在长篇回忆录中继续写道，周恩来总理在我们谈话一开始和结束时都作了以下的表示：“我们中国人和你们印度支那人民完全团结一致。美国同我们之间的大问题是台湾。不过在台湾还没有战争，而在印度支那则仍然战火熊熊。你们的人民还在遭受痛苦。只要我们能为消除这种痛苦作出贡献，我们一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人说：‘就台湾而言，我们是能够耐心等待的。可是就印度支那而言，我们要求你们结束这场战争。如果你们想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正常化，这一点是你们必须做到的。’”
至于说召开一次新的日内瓦式的会议——这是尼克松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周恩来对尼克松说，中国不能接受这样的会议，因为印度支那的主要当事国不想开这样的会，所以中国也将依照它们的愿望行事。周恩来非常了解，越南人、老挝爱国战线党人和西哈努克为国家元首的柬埔寨都根本不想开这样的会。
西哈努克说：“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对我们的支持并未动摇。具体的证据是，尼克松离开后不久，中国就加快了对我们抵抗部队进行援助的步伐——这种援助本来就已很可观——答应给我们所最需要的物资还加上运送这些物资的手段。”
“尼克松之所以在访问北京之后又访问莫斯科，也许背后有这么一个目的：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来防止我们在（美国）总统竞选前的最后一个作战季节里发动攻势。”西哈努克说，“他在1970年和1971年先后两次对柬埔寨和老挝的‘胜利’攻势都失败了，因此他一定担心1972年将会怎样的问题。如果他期望中国人会施加某种压力来阻止我们发起攻势，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在整个1971年和1972年的头几个月，中国人对我们和我们越南战友的援助都在稳步增长，而且中国对我们加强春季攻势的计划的鼓励从未动摇过。”
1972年3月31日，越南的天主教徒正忙于做耶稣受难日祈祷，北越人民军4个整师，在大批苏制坦克和远程大炮掩护下，突然冲过了非军事区。这次进攻的时机和规模，都使包括基辛格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官员为之震惊。基辛格原以为“敌人会在1月底或2月初——在尼克松总统去北京之前或访问期间——发动一次攻势”，规模也没有想到这样大。但是，直到3月中旬，还不见动静，基辛格料想北越人也许是改变了主意。他想：“可能由于北京最高级会谈进行得很顺利，因而逼得河内重新考虑它的战略了。也可能是由于美国飞机频繁袭击共产党据点，使敌人的攻势发动不起来了。”他越想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最后竞认为共产党根本不会发动什么攻势了。
美国人完全想入非非了，几个月来，越南北方一面准备发动一次突然进攻，一面做出有可能进行认真谈判的姿态来吊基辛格的胃口。1月26日，也就是尼克松戏剧性地透露基辛格同黎德寿的秘密会晤已进行了几个月，但会谈已陷于僵局后的第二天，尼克松给河内送去了一个信息，提议重开秘密谈判。几个星期后，北越接受了尼克松总统的建议，表示3月15 日以后哪一天都可以。基辛格马上提议3月20日，河内同意了。但是，到3月6日，北越就开始拖延了，建议会晤推迟到4月15日。基辛格答称，那时他正在日本；4月24日怎么样？10天过去了，河内没有答复。美国为了表示等得不耐烦，便让接替布鲁斯的威廉·波特大使，中断了巴黎例行的半公开会谈。
到了3月31日，基辛格终于收到了河内的回信，同意4月24日会晤，条件是例行的巴黎会谈必须同时恢复。他立即起草回信，确定在4月24日举行秘密会晤八月13日恢复半公开会谈。但是，他的信还没有来得及译成密码电报拍发出去，河内的攻势就打响了。基辛格后来才知道，早在1971年10月黎德寿得了“外交病”时，河内就已“决定诉诸武力”。
到了4月1日，星期六，越方的攻势扩大了。基辛格急了。尽管美国在1970年对柬埔寨境内的“共军庇护所”进行过“出击”和连续轰炸，但那些。“庇护所”依然存在，威胁性反倒比以往更大了。几千名北越解放军从那里越过边界，向南直插安禄市；另一支几千名北越军从南面的庇护区柴桢挥戈东进。
60公里外就是西贡，那里已经告警，但还没有陷入惊慌。基辛格博士同尼克松总统、艾布拉姆斯将军和邦克大使商量了好几次，但在军事上没有决定采取什么对策。
4月2日，星期日，北越军队长驱南下，进入广治省，没有经过考验的南越阮文绍的伪第三师顶不住这股压力，望风披靡，节节败退。基辛格无可奈何地得出结论说，美国正面临南越遭到“大学入侵”的局势，他又一次对越方的意图估计错了。自1968年初的春节攻势以来，北越军队对南越的进攻还没有达到过这样的程度。这一次北越几乎出动了全部兵力，把其13个地面战斗师中的12个投入了这一进攻。越方的战略意图是：夺取1座省城，宣布为临时革命政府的临时首都，争取外交支持，然后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取阮文绍而代之。
就在北越解放军对南越美伪军发动进攻的前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也向敌人展开了进攻。3月24 日—4月4日，西原人民解放武装力量进攻了敌人的数十处基地、重要驻兵点及指挥所、后勤区域、机场、炮兵阵地和交通线，歼灭和俘虏敌军近1400人，击落、击毁敌机41架，击毁军车150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