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战役

  
  这是法国人大规模使用坦克的第一次战斗。这种坦克按照制造它们的兵工厂的名字命名，被称为“施乃德”，二百辆坦克的大部分陷入泥沼，成为炮火易于命中的目标。下午2时30分，德军大举反击。到黄昏时刻，法军前进了六百码，而不是尼韦尔规划的六英里。只是由于法国部队的勇敢，才阻止了德军进一步把他们赶回来。象皇储威廉这样的一个敌人也赞扬“法国兵的个人的英勇”。  
  勇敢的塞内加尔人，第一次辜负了他们的法国伙伴。冰冷的雨雪是他们的致命伤。他们冻伤的手不能拿步枪，他们蹒跚地前进，直到他们的军官被打死。然后他们转过身来，急忙奔向后方。  
  最为悲惨的，是效率向来低的法国医疗勤务的完全垮台。已经为一万五千名伤员作好准备，但第一天的伤亡人数共达九万人。一所医院只有四只体温表要供三千五百只病床使用。缺乏甚至最起码的医疗设备来照顾伤员，只得让他们躺在泥沼中。  
  尼韦尔司令部发出的公报，都是为欺骗国民而捏造的。四十八小时倏忽逝去，迫使尼韦尔又一次自食其言。就象卡努特国王不能止住大海一样 [ 注：卡努特(995—1035)是丹麦和英国的国王，古老的诺曼底诗篇描绘他如何在威斯敏斯特命令泰晤士河上涨的潮水退去。——译者 ] ，他也不能撤退他的部队。当形势恶化时，再多的欺骗也掩盖不了真相了。  
  尼韦尔前进得最远是在4月17日，那时他的部队占领了马尔梅松要塞，这是二英里半的进展。实际上，这是德军为了重新集结而从这一突出部撤走的。此后两周，德军和法军在几乎是固定的战线上激战。在谢曼—德—达姆遭到屠杀的报道在士兵中传遍而被胡乱夸大了。更多地听到孤立的口号声，“打倒战争！”“打倒笨拙的将军！”休假的部队挥舞红旗，口唱革命歌曲。  
  甚至军官也开始对尼韦尔的战略提出抗议。当陆军部长潘勒韦巡视埃纳防区时，他的最坏的怀疑被证实了。他从军官们那里听到第一手的报告，他们申诉道：“这是倒退。我们没有学到一样东西。我们还在坚持1915年的战法。当然，我们将得到传令嘉奖和勋章，但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宁愿把它们扔到领导人的头上。我们关心的不是荣誉，而是可以节约更多人命的较明智的政策。”  
  最后，连尼韦尔也认识到，他的攻势是一场大灾难。在这危机时刻，尼韦尔的真相毕露了。他寻找替罪羊，向潘勒韦和其他部长暗示，这次溃败是芒让的过失，但他的企图推卸责任遭到无情的拒绝。  
  尼韦尔显然是歇斯底里大发作，跑到多尔曼的阿尔弗雷德·米什勒将军的指挥部去，在会议室里大发雷霆，当着后者的僚属面前，尖声谴责他的部下。但米什勒不是一个静静地忍受责骂的人。他不顾军阶，攻击他的总司令。他大声喊道，“你想要我对你的错误负责，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错误提出告诫。你知道这种行为叫什么吗?”他责问着。“嘿，这叫做懦怯！”尼韦尔在他的部下的唇枪舌剑下退缩了，象喝醉酒似地，摇摇晃晃钻进他的汽车，开走了。  
  在尼韦尔进攻期间，法国官方历史列出的伤亡人数是九万六千人，这是很不可能的。法国军事历史家里夏尔·图曼将军，报告法国的伤亡人数是十八万。图曼在战时担任过前线军官。他对他的同事和同地位的人是完全同情的，没有理由造出这个数字来，使他们丢脸。其他人把损失定在二十万人以上，至于德军，他们给予敌人的打击比他们受到的打击多，承认十六万的伤亡人数。  
  在二十一个月的战争中，法军伤亡人数已达三百万以上。法国部队都是勇敢的，对战争所引起的苦难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但他们再也不肯被赶去受屠杀了。在谋求补救的一切合法手段遭到否定之后，部队爆发了反抗。在此后两个月中，法国陆军处于瘫痪状态。  
 
贝当恢复士气  
  反抗于1917年4月29日开始。情绪愠怒，气氛沉重，但军官们装作不见。连队指挥官也不训斥他的不修边幅的士兵，他们留着五天的胡须，故意走过他的面前而不向他敬礼。奉命开赴前线的部队，利用混乱慢慢向后方走去。喝醉了的士兵吊儿郎当地走过军官面前，非常轻蔑地向他们瞪眼。别的士兵喝着从店里抢来的酒，到处横冲直撞，高喊“打倒战争！”反抗甚至蔓延到享受特权的部队，如第六十轻步兵营。这种营由特种士兵组成，每个步兵师都配属一个这样的营。  
  军事领导人蒙骗政府——但时间不长——错误地称这种反抗为“集体无纪律”行为。总司令部不了解各师的所在。派去逮捕流浪的反抗者的宪兵队，表现得有勇无谋。闹事的人一声狂吼，扯下他们的武器，用连环拳把他们打得不省人事，把他们倒挂在路灯柱上。  
  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只有两个可靠的师屹立在巴黎和德军之间，德军一点也不知道使法国人震惊的那种混乱现象。法国最高统帅部担心德军可能向俘虏搜集重要情报，不断调动前线的部队。所有被俘的士兵连提也没有提到过这次反抗的事。法国兵反抗无能的领导——但他们不是叛国的人。  
  当一支经过苦战的部队，只获得短暂的休息，就奉命回到前线时，不服从就往往表面化了。对下级军官——中尉和上尉——并不表示敌意，他们只是传递命令，并且象他们自己那样，也遭受堑壕战的苦楚。但部队对参谋军官公开敌视，抨击他们是“喝血的人”。  
  在反抗表面化的同一天，惊恐的政府得出结论，如果法国要生存下去，尼韦尔必须滚蛋。没有大吹大擂或仪式，亨利·菲利普·贝当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和“政府的技术顾问”，办公处就设在陆军部。对整个国家来说，这一宣布并不意味着什么，但尼韦尔及其参谋人员却看作是凶事的预兆。  
  在尼韦尔的战役转为大屠杀后，有人率直地要他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辞职。他决心不让政府省事，坚持要公开解除职务。陆军部长一直支吾到5月15日，然后正式提名贝当为总司令。这对一个六十岁的职业军人，是使人眩目的提升，他在大战开始时，还是离退休已不远的一个无名的上校。  
  贝当立即把他的前任的参谋人员解职，代之以炮兵人员，他们和他的观点相同，即赢得战争要靠大量使用大口径炮和节约人力。直到他取得指挥权为止，炮兵是次于步兵突击的。大部分炮术训练学校都已停办，把干部放出来投入4月攻势。现在建立了一个炮兵研究中心，在那里把步炮协作作为军事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来教。  
  贝当把他的注意力转向陆军的内部危机，处理了不满的主要根源——士兵的休假。在这次大战前，军队从不关心休假问题。进攻派的领导认为，闪电般的胜利将使士兵解放几个月，如果不说几周的话。在堑壕战陷于胶着状态时，从理论上说，士兵在前线作战每四个月，就可以休假一星期。但日益增加的伤亡导致人力缺乏，军队就靠削减假期来克服，在进攻之前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内，所有部队都取消了假期。休假被认为是特权，而不是权利，给假很吝啬。许多士兵在前线过了十八个月而没有得到一次休假。  
  获准休假七天的士兵，不知道仅仅回家一次要花费多少休假时间。他们被背包和步枪压得重重地，拖着缓慢的步子走好几英里到最近的铁道线，等候火车得等上几小时或几天。除暂时离开敌人的火力外，其他条件都和前线一样。连满足起码的舒适的供应都没有，士兵就在寒冷、雨雪或雨中闲荡和睡觉。车站没有住宿或洗澡的设备。食物很难得到——战时飞涨的物价使士兵无力购买大部分食物。  
  贝当命令他的指挥官“保证每个人每四个月有七天休假。……要极小心地订出休假时间表……并公布出来让那些有关的人检查”。接着下了另外一些命令。要为休假部队准备充分的卡车运输，把他们从基地运往火车站。增开列车来减少他们等候的时间。在火车站设置专供士兵使用的设备——低价膳食、理发店、盥洗室、免费医疗服务和床铺。  
  不满的根源都有组织地加以消除，直到陆军的战斗素质——除部队的实力外——得到恢复。贝当使他的战略依据于现在已是盟国的美国的人力。他告诉部下说，“我们必须等待美国人。”在他的统帅下，法国陆军的指导口号是：“多用钢铁，少流鲜血。”  
  也许法国指挥官没有比贝当更了解部队的性格了。他访问了将近九十个师，听取控诉和消除其原因。如果一项证明是正确的控诉受到忽视，他将指责最高级的师属军官。医疗勤务完全改组，部队指挥官要对它们的有效工作亲自负责。到6月底，秩序和士气都恢复了。  
  直到最近几年为止，法国最为严密保守的机密之一，就是1917年的这段反抗情节。除法国官方历史有简短记载外，军队用保持缄默把这件事情包起来。贝当难得提起这一事件，也没有留下回忆录。历史家理查德·瓦特认为，“……积极反抗的至少有十万人，也许更多。”  
  官方报告列举有四百十二个反抗者受到惩罚，其中二十三人被枪毙——就卷入的部队人数而论，这是难以置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