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献明肃皇太后

    刘敏和丁谓结成同盟罢免了寇准的宰相职位，丁谓变本加厉地诬陷寇准造反将其贬于海岛；致死寇准客死他乡。
    丁谓似乎觉得自己为刘皇后做了一件顶天立地的事，但刘敏并不买他的账；决心除掉丁谓这个横在朝廷的奸贼。
    刘敏视丁谓是奸臣，只能说明她的手段高明。
    西汉朝的吕后称制后，所接管的政权并不是一个井然有序的政权；相反，它的内部矛盾重重。
    在中央，朝廷的重要官员都是和刘邦一起打天下的功臣，势力庞大，难以驾驭，并不太把吕后放在眼里。
    地方上，刘邦把他的儿子们分封为诸侯王；每个诸侯王统治着数十个城池的广阔封地，而且对吕后心怀不满。
    矛盾的关键在于，朝廷大臣和诸侯王认为天下是刘家的天下；异姓没有资格执掌朝政，尤其是吕后这个女人执政；在当时男权世界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
    但是，吕雉毕竟是刘邦的皇后；打天下的过程中辅佐刘邦，威望颇高，且吕后刚毅果敢、心狠手辣、老谋深算，朝臣对她敬畏有加；诸侯王作为她的子侄辈也是敢怒不敢言。
    吕后深知，要积蓄力量，巩固政权，就必须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并对大臣和诸侯王进行拉拢和监控，对于反对者要进行无情的打击。
    经过多年的经营，吕后已经有了自己的势力；副丞相審食其等就是吕后的得力干将，而大多数朝臣也迫于吕后的威力不敢不支持吕后。
    除此之外，吕后还大力扶植吕家的势力；封其侄吕台为吕王、吕禄为赵王、吕产为梁王，其他吕姓宗亲有6人封侯。
    这一举动公然违反了刘邦规定的“非刘姓不封王”的制度，引起了许多大臣和诸侯的不满；丞相王陵极力反对，不久后就被明升暗降派去当皇帝的老师了。
    其他的大臣如副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等人则曲意逢迎，保住了自己的官位。
    吕后知道许多大臣，特别是诸侯对自己专权不满；于是采取了怀柔政策，把刘家子弟和刘邦的一些功臣封侯，以拉拢大臣和诸侯王，减小自己的反对力量。
    同时，把自己的侄女嫁给诸侯王以监视和控制他们。
    可是，事与愿违。争夺权力的斗争还是在刘氏和吕氏两大家族之间爆发了。
    汉少帝首先发难，他怨恨吕后杀了他的母亲，说：“我长大了一定会报仇！”吕后大惊，赶忙以皇帝得病为由废了汉少帝另立恒山王刘弘为皇帝。
    赵幽王刘友是刘邦的儿子，受封赵王；刘友妻为吕氏之女，因刘友另有宠妾，吕氏女向吕后诬告刘友欲反叛；刘友放话说：“吕后死后，我一定会讨伐吕氏家族。”
    吕后大怒，将赵幽王囚禁起来，活活饿死了他。
    赵共王刘恢也被身为吕后侄孙女的妻子欺凌，悲愤自杀而死。
    而朱虚侯刘章对吕氏专权甚为不满，在一次酒宴上，以不遵酒令为由，杀了吕后的一个族人。
    刘氏和吕氏的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只是吕后的权力和威望压制着这双方蠢蠢欲动的力量，谁也不敢先动手。
    吕后也被这多年的纷乱如麻的宫廷斗争弄得心力憔悴，加之年事已高，执政了7年的吕后终于一病不起。
    吕后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自己死去，吕氏家族必定会遭灭顶之灾；于是在她临死之前任命两个侄子赵王吕禄和梁王吕产为禁卫军——南军和北军的统帅，掌握军权，以防不测，并叮嘱他们说：“我吕家的人为王，大臣们都不满，我死后，恐怕大臣们会发难，你们一定要控制住军队，以防受制于人。”
    吕后说完这话就去世了。事后，形势的发展果然如吕后预料的那样；诸侯王不满吕氏专权，齐国首先起兵讨伐吕氏，太尉周勃也在长安控制了军队，最终诛灭了吕产、吕禄等吕氏一族。
    刘敏出身贫贱，做了皇后没有自己的势力；在寇准欲将她赶下台的情况下，只能跟丁谓结为同盟；说白了，刘敏只是想利用丁谓。
    寇准是两朝元老，在他的周围有一批共同理念、传统的儒家士大夫。
    刘皇后在这些儒家士大夫眼里，一则违背祖制，“牝鸡司晨”有违天道，并且僭越了太子的权力；再者，刘皇后的草根出身一直为士大夫诟病、双方有着宿怨。
    古人对女主当权，一直非常忌惮，这是男权社会性别歧视的产物。
    在刘敏的目标中，有一部分是对权力的追求；但其要建设好宋朝的愿望与朝臣并不矛盾。
    寇准如果处理得好，双方可以形成共治的局面；但这些正人君子固执己见地以刘皇后为斗争对象，终于成功培养出了一个合格的对手。
    在刘皇后看来，丈夫病重、太子年幼，自己协助真宗处理政事理所应当。寇准等针对的就是自己，不加反制，怕是后位都将不保。
    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完美逻辑，刘皇后接纳了丁谓的投诚。
    丁谓是枢密使、朝廷重臣，与寇准不和。
    丁谓本人很有能力，但为了权力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正是小人之朋的领袖；他的周围也聚集着一批同道。
    既然寇准等力保太子，丁谓主动投入刘皇后阵营，双方互相需要，一拍即合。
    钱惟演与刘皇后是亲戚的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刘敏义兄刘美（这是龚美自己说跟刘皇后是兄妹），因此自然地站队于皇后。
    《资治通鉴长编》中引用了钱惟演的日记，记载下寇准与皇后的一次激烈交锋——处理刘美和四川家人的横行滋事一案。
    对于宰相而言，这是个小案子，本不该插手。但因为外戚的缘故，寇准想将其做大，将火引向皇后。
    仅是丁谓、钱惟演反对理所应当，但让他碰大钉子的是皇帝。
    宋真宗与刘皇后是真爱情，寇准不理解——搞不懂这点，是他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事，也加剧了双方的对立。
    真宗的头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在爱刘敏的同时，也不希望皇权传承出现波折，危及赵氏江山。
    因此，有心让“太子监国”，消息从宫中悄悄地传递出来，寇准找准机会与真宗密议，出宫后立即着手准备，与杨亿连夜起草“太子监国”的诏书，不料还未等到朝会，杨亿的妻弟张演酒后走漏了风声。
    丁谓获悉后，迅疾通知了皇后，抢先发难，皇帝以不记得有此事推诿，刘皇后随后矫诏将寇准罢相。
    让太子监国，使皇权正常传递，是寇准一方的努力目标。
    寇准倒下，支持他的大臣周怀正、朱能为了挽回局面，曾试图用兵变逼真宗传位太子，废除皇后。但他们力量有限，且计划不周，很快失败。
    刘皇后、丁谓抓住机会，远贬寇准，并极力打压支持他的力量。事件还波及到了太子，皇帝准备追究。
    寇准阵营的李迪，是太子老师，理所应当地担负起守护太子的职责；与寇准相较，李迪没有对权力的欲望，但守护道义的责任心丝毫不差。他对真宗说：
    “帝怒甚，欲责及太子，群臣莫敢言。迪奏曰：陛下有几子，乃欲为此计，上大寤。”《宋史列传.卷69》
    李迪在太子要受到责罚时，勇敢的站出来，维护其利益。当时，真宗正因兵变威胁到自身而震怒，若非李迪一言打在罩门上，后果不堪设想。
    丁谓、李迪同时为相，在真宗面前争吵。丁谓力主刘皇后临朝参政，理由是皇帝一旦病愈，政权可以无缝交接，而若是太子掺和进来，朝廷就会出现两套班子。
    李迪斥责丁谓狡辩，引用古例，反问道：“太子监国，非古制耶？”
    涉及到太子，李迪寸步不让，为皇太子争取到在“资善堂听常事”的资格。
    与寇准所面对的敌人一样，李迪要面对刘皇后与丁谓集团的双面夹击，但他无所畏惧。
    一次，真宗与李迪聊天时，旧病复发，胡言乱语：“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刘氏，独留朕于宫中。”晚上宫中的人都去了外戚家里，只剩皇帝在宫中无人照顾。显然，这是疯语，真宗的癔症不轻。
    众人都不敢应答，此时，恐怕唯有李迪希望皇帝疯下去：“果如是，何不以法治之？”
    但宋真宗沉默了很久，恢复了理智。刘皇后在屏后听着，恨得牙直痒痒。
    丁谓掌握大权后，擅权营私，中书和枢密院都换上了他的人，又让这些人轮流为太子讲学。
    李迪无力制止，又不愿同流合污。愤然上奏，控诉丁谓的罪行，并指斥其与钱惟演、曹利用、冯拯，结党营私。
    李迪此举，相位肯定不保，但他打定主意宁可自己不做官，也要将丁谓拉下马。
    他的目的短暂达到了，但是丁谓很快官复原职，因为他还有宫中的盟友，刘太后救援。
    而李迪则被外贬郓州，不能够再看护太子了。
    朝中的主要部门多由丁谓一党所把持。
    寇准的君子之朋只剩下参知政事王曾，因为平时不显山露水，没有明确的立场而在朝廷高官中硕果仅存。
    1022年，真宗愈病危了，刘皇后主政，太子岌岌可危。
    王曾找到皇后的亲信钱惟演，晓以利害：“太子幼，非中宫不立，中宫非倚皇储之重，则人心亦不附。后厚于太子，则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刘氏也。惟演以为然，因以白后，两宫由是益亲，人遂无间。”《续资治通鉴.卷35》
    钱惟演听懂了，刘皇后也听进去了：太子与皇后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王曾通过此举，既安定了太子，使其在宫中不至遭人暗算，也等于向皇后示好，将自己排除出打击对象之外。
    对丁谓，王曾也尽量避免发生冲突，只有保住了自己，才能在关键时刻襄助太子。
    1022年3月23日，宋真宗驾崩，遗诏：“尊皇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权取皇太后处置”。
    丁谓在朝中已经没有对手，与刘皇后合作的目的也已达到。
    现在，丁谓觉得不必再倚靠这个女人了；在商议刘太后垂帘听政的方式时，丁谓的主张是：“而丁谓独欲皇帝朔望见群臣，大事则太后与帝召对辅臣决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传奏，禁中画可以下。”《续资治通鉴长编》
    皇帝每月初一、十五上朝，大事一起商量，小事由宦官雷允恭转达。这样一来，很大程度上隔绝了内外廷的联系，而雷允恭早已投靠丁谓，方便他们营私舞弊。
    刘敏很快就发现了丁谓等人利用掌握的权力胡作非为、进而架空自己的企图，她与丁谓、雷允恭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
    太监雷允恭监督修建宋真宗陵寝时，违背懿旨，盗窃陪葬物品，被下令处死。
    王曾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列举出丁谓的种种不法行为，指出他就是太监雷允恭的幕后之人。
    宋真宗驾崩后，刘敏成为皇太后；她听完王曾的禀报；立即勾起她对丁谓这个人的印象来。
    丁谓字谓之，先祖是河北人；五代时迁居苏州。
    丁谓机敏智谋，多才多艺，天象占卜、书画棋琴、诗词音律，无不通晓。他文追韩（愈）、柳（宗元），诗似杜甫，曾被人誉为“今日之巨儒”。
    丁谓是个天才式人物，机敏聪颖，“书过目辄不忘”，几千字的文章，他读一遍便能背诵。
    早年，丁谓随做官的父亲丁颢在泾州（今属甘肃省）。父亲同僚窦偁见丁谓聪明机灵，颇有才气，称赞道：“此儿将来必定做大官。”于是将女儿相许。
    宋代著名文学家王禹偁曾在平江（今苏州）担任长洲县令，丁谓与好友孙何曾一同以文章拜谒，王县令看了文章大加赞赏，认为“自唐韩愈、柳宗元之后，二百年始有此作”。
    王禹偁后来曾称丁谓是“今之巨儒”，诗似杜甫。
    昆山龚颖平时很自负，极少称赞别人；但对丁谓的文章却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匹敌。
    有一次皇帝问丁谓道：“唐朝的酒价是多少？”
    丁谓脱口答道：“每斗三百。”皇帝问他怎么知晓的，答道：“有杜甫诗为证，‘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
    一天，宋真宗与贵妃一起赏花钓鱼，钓了半天一条鱼也没钓到，心里很不高兴，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大臣们不知如何为好，丁谓笑盈盈地跑上去赋诗道：“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
    宋真宗见他如此聪明，顿时十分开心，赏咏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