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抗战悍将

    武装到牙齿的侵略大军在翻腾的硝烟中迅猛挺进，它有足够的锐利和穿刺力，就像钢针一样狠狠地插入邻国的肌肤，抽取着**血浆。它抽取的血浆输进了谁的躯体，又是谁给了它充足的武装和力量?人们注意到了财阀。
    惩罚战争财阀的呼声四起。美国人比尔森在他1945年9月出版的《日本的战争经济》一书中，批驳了美国流行的关于将日本财阀当作“和平者”的怪论，主张追究他们的战争责任。曾是日本无产运动领导人的铃木茂四郎写了一篇题为《财界做了些什么?》的论稿。他写道：
    “无须赘言，挑起战争都是军阀和右翼法西斯分子所为。可是，当时日产的久原房之助、石原产业的石原广一郎以及富士兴业的中岛知久平等人散宣传费、主动置身于挑起战争者最前列的形象，至今仍在国民眼前晃动，引起人们憎恶的回忆。即使是巨大的财阀，一旦其机密开销被强权揭露出来，也就可以推定，他的罪责在所难逃。”
    迫于这种情势，席检察官季南责成霍威茨和霍克斯赫斯特两人负责调查财阀中的战犯。经过一番调查取证，星野直树被作为被告筛选出来。他曾作为日本大藏省的优秀官僚而活跃一时，后于1932年奉命转任“满洲国”高官，晋升为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及总务长官，这是当时日系官吏的最高职务。194o年回国后任国务相兼规划院总裁，又任东条英机内阁书记长官（这个职务，现在一般称为内阁官房长官）。
    星野直树是作为战争嫌疑犯于1945年9月11日被逮捕的，起初他被关押在东京大森收容所。这里曾是日军虐待盟军战俘的地方，现在也让他们品尝一下同样的滋味。国际军事法庭确定他为被告后，即把他关进了巢鸭监狱。
    开庭那天，星野坐在被告的第二排。季南念《起诉书》的时候，他把双肘支在桌子上，“咯吱咯吱”地搔着秃脑袋，眼镜一会儿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长满浓密胡须的黑脸庞不停地晃动，显得异常焦躁不安。《起诉书》指控他犯有九项战争罪行，他拒不承认。他的辩护阶段开始后，他的律师向法庭递交了他的一个证人的口供：“星野为满洲热情工作，他的这种态度使一些人指责他不顾日本的利益，过于满洲主义了。”
    季南就此询问证人溥仪：“是这样的吗?”
    溥仪回答：“当时星野忙于满洲工业和管制经济生活问题，这给‘满洲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
    “怎样进行开的?请说明一下是用什么方法开的?”
    “农业、商业、渔业、电力等等，所有的经济部门都受他们控制，不许一个中国人参加这些行业。他们特别重视矿山工业，我想，这是为了扩大他们的军事工业。”
    “为达到全面控制这个目的，日本人建立了多少大型专业公司?”
    “大约有64个。这些公司的投资额很大，有的达1o亿元，换句话说，他们的计划是让中国人破产，让日本人在所有的地方扩大势力。”
    这个“满洲国”的皇帝说出了他所知道的实情。
    星野直树一到东北，便策划成立了由日本人把持的“满洲国”中央银行，控制了金融大权。对能够左右东北国计民生的大型工厂、矿山和企业，均设法让日本公司霸占。在他的鼓动下，日本财阀纷纷到东北投资，大财阀鲇川义介把他的垄断企业全部搬到东北，成立了“满洲重工业开株式会社”。到1937年，像这样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在整个东北工业的投资总额中占了5o％，基本上垄断、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工业。“满洲重工业开株式会社”成立之初的资本是四亿五千万日元，194o年猛增至二十四亿日元，鲸吞了中国人民无数的血汗和生命。为了“以战养战”，星野推出了他的军火生产计划，吸引了数以干百计的日本公司的投资，建立起了为驻东北日军提供军需品的军事工业体系。1937年，他下令在今后的五年之间，要生产出五百万吨生铁、三百五十万吨钢、三千八百万吨煤，二百万吨原油和价值三亿日元的黄金，并生产出一批坦克、装甲车和军用快艇，以适应日本扩军备战的需要。
    更为贪婪恶毒的是，星野直树竟然公然违反日本也参加签署的国际《日内瓦第三公约》，不择手段地强迫推行鸦片种植，贩卖烟毒，以榨干东北人民的血髓。在他的努力下，全“满洲国”设立了32个鸦片“专卖公署”，下辖“烟管所”18oo多处，又辖沈阳小河沿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家专卖公司，充分供应鸦片成品。“专卖”的结果，使得吸毒成为官准的活动，吸毒的人数骤增。到1936年，南满种植罂粟的总面积达685ooo亩。据国联统计，“九;一八”事变前这里每12o人中有一人吸毒，而此时这个比例已改写为4o：1，吸毒人数由5万骤增到9o万!“满洲国”城镇的大街小巷烟馆林立，烟馆门前倚着诱人的招牌：“本馆上层已开，鸦片味美价廉，敬请顾客品尝”，“最佳波斯鸦片，经由专家制作，一角可买一钱，漂亮女佣侍奉”。就当美丽的罂粟花毒杀中国人的时候，哗哗的金钱流入了日本人的腰包。美国驻上海的财务官员在1936年写的一份报告中说到，“满洲国”的军事预算每年达两亿日元，而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盐和鸦片的专卖权。证人田中隆吉认可了这份报告的说法。他证实：“满洲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鸦片和麻醉品交易，离开这些，“满洲国”政府便难以维持。至伪满垮台止，共生产了三亿两鸦片!除此之外，日本人还在东北以鸦片为原料生产了大量的海洛因，并向中国关内地区倾销，以最大限度掠取中国的财富。
    这里要进一步指出，星野的烟毒远不是全部。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为了“以毒养战”，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毒品交易迅蔓延到华北、华中和华南。1938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悍然断绝了同世界禁烟组织的关系，开始明火执仗地制毒贩毒。事隔一个月，日本内阁中一个叫“兴亚院”的机构出笼了，它的总裁是内阁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任副总裁，可见其权势之大。“兴亚院”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等地设有分支机构，它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协调、计划长城以南的鸦片种植和生产，掌握和制定鸦片贩卖的方针。鸦片收入大部分归“兴亚院”入帐，用于支持日本在中国扶植起来的傀儡政权。由于毒品交易利润惊人，日本的三井和三菱两大财阀你抢我夺扭在了一起。“兴亚院”出面调解，使两家签定了一个《关于鸦片输入地和划分鸦片贩卖区的协定》，明文规定由三菱办理对伪“满洲国”的鸦片供给，三井则办理华中、华南的鸦片供给，而华北则由两家分摊。两家财阀均有义务支持傀儡政权，每年从利润中拿出2o％给它们输血。
    一时间中国大地上毒烟**，像食盐一样渗透着中国的肌体。天津仅日本租界就有1oo多家毒店毒厂；上海仅沪西和南市就有供毒的土膏行3o多家，整个地区无法计算；在南京每月抛售的毒品达3oo万日元以上。日军在东北种植鸦片几乎到了狂的地步，1943年指定沈阳种植2oo公顷、四平4oo公顷、吉林4oo公顷、内蒙8oo公顷，而热河竟要种植1oooo公顷。日本内阁每年净得贩毒赃款5亿日元左右，这个数字已刨除了用于资助傀儡政权的金额。在天津一家叫“世丽粉”的烟馆里，一个叫娄来贵的中国人歪躺在卧榻上拼命地吮吸着自己的骨髓。他原来是一个房地产业主，有一窝姨太太。现在他只剩下一把枯黄的柴棒。他不住地气喘、呻吟、咳嗽，渴望着最后一把火将他烧成灰烬。整个世界都看到了这个形象。他们说：这就是中国。东亚病夫，这就是中国。
    ***日本鬼子!***日本吸血鬼!耻国怜民的林则徐的在天之灵将长恸到何时，中国乌沉沉的天空大雨如磐。
    《判决书》认定：星野直树在伪“满洲国”的职位，“使他能够对伪‘满洲国’的经济生极大的影响，并实际上运用这种势力使伪‘满洲国’工商业的展为日本所控制。他与伪‘满洲国’事实上的支配者关东军司令官，紧密合作进行活动。不管名义上如何，在实际上他是关东军的一名职员，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的目标，是使伪‘满洲国’的资源服务于军事上的目的。”
    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受到指控的甲级战犯中，还有三个曾以经济手段侵略过中国的人，一个是铃木贞一，一个是松冈洋右，一个是贺屋兴宜。他们都曾在直接盘剥中国人民和支持战争的经济部门任过要职。贺屋兴宜“七;七”事变时任藏相，1939年至1941年任“华北开公司”总裁。松冈洋右曾长期在“满铁”任职，1935年至1939年任“满铁”总裁。铃木贞一接替星野直树，于1941年至1943年任规划院总裁。
    “七;七”事变前夕，日本的经济急需转入战时体制，以集中全部的财力应付庞大的战争开支。就是在这个时候，富于理财经验的贺屋兴宜被近卫公爵选任为他为相的新内阁的藏相。战争爆后，贺屋一只手拼命地在国内聚敛财富，另一只手迫不急待地伸向了中国华北。经他一手策划，日本政府和财阀于1938年6月成立了“华北开股份公司”。打着日本资本家合股的虚假招牌，将华北的矿山、煤炭、制铁、电、运输、盐业、纺织、面粉等重要经济实体一把抓在自己的手里。占当时中国铁矿蕴藏量半数以上的华北铁矿，在华北地区产煤量最大的大同煤矿，都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像饿红了眼的恶狼吞食捕获到的猎物一样，侵吞的度是骇人心魄的，仅两年工夫，“华北开股份公司”的资金就由当初的三亿五千万日元猛增到五亿五千万日元，这里面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苦难、血泪和生命。
    贺屋伸出腥气熏天的长舌舔舔趾爪，幸福地长嚎了一声，又扑向另一个猎物。同年11月，他的第二个杰作“华中振兴会社”在上海成立，用同样的方法实现了对华中地区铁路、水电、航运、电报电话等经济部门的垄断。贺屋兴宜通过这两个渠道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一年就掠夺了6ooo多万吨铁砂、5ooo多万吨煤炭、1oo多万吨生铁，贪婪和野蛮可想而知。贺屋辞职后仍参与“兴亚院”对中国的盘剥。
    看样子每当日本要动大规模战争的关键时刻，都需要贺屋的经济智慧。1941年1o月，东条英机上台组阁，经星野直树的举荐，贺屋再度出任藏相。贺屋是个多欲而胃口大的家伙，这次他把多毛的手伸向了金融和农业。他下令在中国沦陷区设立了2o多家银行，滥纸币，竭泽而渔地榨取民脂民膏，搅乱国民党后方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疯狂推行“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殖民经济政策，强行征地、圈地，搜刮粮食充作军用，紧紧掐住劳动人民的脖子。以上海为例，沦陷后每人每天配给的粮食不足三两，且多是掺了砂土的豆粉、苞米粉等杂粮，使得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饿殍无计，1942年2月间的几天时间里，就有8oo多人冻饿而死。太平洋战争爆后，贺屋又把这套扒皮抽筋的剥夺手段推广到东南亚，犯下了新的罪行。贺屋兴宜毫不隐啪地说：“这样做的目的，第一是供给日军必需品，第二是扩充日军的军备。”大量的钱财也就落进了日本财阀的腰包。
    《判决：贺屋兴宜“参加了日本各项侵略政策的树立及为实行此类政策在日本财政上、经济上、产业上的准备。在这时期中，特别是作为第一次近卫内阁和东条内阁的藏相，以及作为‘华北开公司’总裁，他曾积极从事于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及对西方各国的侵略战争之准备与实行。”
    对松冈洋右和铃木贞一两个人，法庭也掌握了他们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罪证。松冈洋右在他于1931年撰写的《动乱之满蒙》一书中说：“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们要牢固地死守这条生命线。”松冈就是以这样的漏*点在“满铁”经营了十多年，残暴地榨取东北人民的血汗。至于铃木贞一，《判决书》认定他的罪状之一为：“他是‘兴亚院，的组织者之一，并且是该院的政治及行政部门的长。在这种地位上，他促进了开利用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工作。”
    1948年11月1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甲级战犯作出最后的判决，星野直树、贺屋兴宜、铃木贞一均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法官叫到铃木贞一的名字，他走上前去脚后跟一碰，向法官们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法官的宣判使他紧紧地咬住了下唇。听到判决的时候，贺屋兴宜习惯性的眨巴眼一下定住了，好长时间没有眨动。星野直树不服气的神情似乎又很胆怯，似乎里面有一只小兽在战抖，他在1958年获减刑释放出狱后写道：“昭和21年5月3日开始的这一世纪的审判，实质为报复性的审判，就其内容来看对日本人是非常遗憾的。”
    而生着一双短腿，脑袋长得像一颗子弹的松冈洋右，也是一个短命鬼。接到逮捕令的时候，由于青年时代患的肺结核病复，他正在长野县的家中养病。当年他是何等地盛气凌人，他叫嚷道：“的确，日本是在扩张。但有哪个国家在它的扩张时代，没有使它的邻国恼怒呢?这是很自然的事，就像孩子要长大。只有一个办法能阻止孩子长大，那就是死亡!”在法庭上，他全没了那副神气，他的脸又青又肿，额上僵硬的血管清晰可见，一副病殃殃的样子，没等到宣判，这个被近卫称为“火枪”的家伙就呜呼哀哉了。他去得还挺潇洒，死前他写道：“无悔无恨赴黄泉，生生不息。”这个“孩子”终于没能长大。
    然而应该注意到，松冈是个诡计多端的外交官，铃木则是个罪恶累累的军棍，经济侵略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罪状。即使星野和贺屋，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财阀，他们只是财阀在政府中的代表。
    28名受到起诉的甲级战犯竟然没有一个真正的财阀。
    正如从铃木茂四郎的书中引述的那样，日本大财阀们都给自己勾勒出一副挑动战争者的形象。“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几家大财阀把全国的经济纳入战争轨道，把从日本和被占领国剥夺来的财富转化为军火，向军队提供车辆、大炮和粮食，“三菱”制造出性能极好的零式战斗机，而财阀也获得了巨额利润，了战争财，1937年，四大财阀拥有日本重工业的15％，十大财阀拥有25％，而到了194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改写为32％和49％。他们同皇室与军部结成了强有力的联盟。他们的罪行不断地出现在《判决书》中。《判决书》指出：能否通过近卫文磨为动战争而推行的国家总动员法，“取决于企业家的意志，没有他们的支持，全国动员计划就不可能实现”。然而，他们的名字在《判决书》中被用“企业家”、“银行家”这样一些空洞的称谓掩盖了，也没有一个财阀被送上被告席。
    这归功于麦克阿瑟的庇护，根源在于以苏美为两极的“冷战”愈演愈烈。美国要把日本变成它的前线堡垒。但战败使日本成为一个已遭毁坏的国家。它的巨额投资都已丧失，房屋、城市和工厂均遭破坏，贸易商船无几。石油、棉花、羊毛、焦煤、橡胶和盐等工业资源枯竭。农田荒芜，粮食和日用品奇缺。《纽约时报》记者帕罗特写道：“如果日本经济陷入困境，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出现剧烈的革命以图抛弃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无利可图的联系，转而向新的左翼主义求援，依赖亚洲国家的资源，而后者可能利用日本的工业力量。”
    美国要依靠财阀来重新武装日本，而且，美国人要用来祭刀的本来就限于那些在太平洋战场上对美不宣而战的人。
    根据麦克阿瑟的授意，季南把盟军总部拘留的甲级战争嫌疑犯由a至h分为8个组，每组都配备一名美国法官负责组织调查侦讯。d组由霍威茨与霍克斯赫斯特负责，侦查的对象是池田成彬等12名财阀，后来又加上满洲的财阀星野直树等人，增至16人。侦查结束后，除了一个倒霉的星野直树，其他的都被一古脑地放掉了。
    侦查开始前，季南向他俩暗示：只有直接参与战争谋划、犯有“破坏和平罪”的嫌疑者才能受到控告。两人心领神会。就是说财阀成员大力推动飞机大炮的生产，帮助政府达到战争目的，获取高额利润，这还够不上当战犯的资格，还不能构成“破坏和平罪”。
    于是他们向季南“负责”了。经过一通“偷工减料的侦查”，他们向季南提出一份报告。在执委会上汇报的时候，他们埋怨时间太紧，说要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财阀们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不这么干，我们只调查那些被列入战犯名单的实业家。可是，能掌握的关于嫌疑犯的情报都是些能写入名人辞典的溢美之词，而这些嫌疑犯的知识水平都很高，根本不要指望他们说出不利于自己的话来。我们中间的一个虽然有64岁了，且在俄亥俄州当过4o年的律师，可是，我不是日本问题的专家，更没有关于财阀方面的知识，心里虚而困惑，手无王牌而软。所以，唉，只有瞪着两眼干着急。
    他们差点没把自己说成是个空啤酒桶，可怜兮兮地让人*着玩。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胸有成竹地拿出结论。
    他们说，眼下不要把鲇川义介、古野伊之助、乡古沽、大河内正敏、正力松太郎、中岛知久平几个人当作被告，因为这些人都说自己反对战争。就拿前《读卖新闻》社长正力松太郎来说吧，他说他在战争期间所作的“斗志昂扬”鼓舞日军的报道，是迫于压力而不得不为之，否则他的报纸将得不到纸张；更有说服力的一点是，他说他曾向东条英机和星野直树书记官长提出过抗议，反对他们错误的新闻政策，反对他们向国民说谎。当然——霍克斯赫斯特文雅地托了一下金丝边眼镜，环顾一下众人的反映，接着说下去。当然，《读卖新闻》的铃木东民总编辑有相反的意见，他强调说正力是一位极端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曾经积极地与好战分子进行合作，但是前社长却说正义曾反对日美战争。于是，我们宁可相信其本人的话。
    至于其他的人，中岛说自己反对军部及其侵华的政策；池田和藤原虽然有成为被告的可能性，但两人已年迈，又染病在身。尽管检察方面的协助者田中隆吉说池田给极右分子提供过资金，但另一个人却说池田由于一贯反对军国主义的主张，反对对美开战，军部和法西斯分子的刺客常想谋害他。还有人报密，说池田和津田曾当过为建立日本和满洲新秩序而设的“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顾问，但在讯问中他们矢口否认。
    就这样，大财阀们被一个一个地从嫌疑犯的人堆子里扒拉出去，最后孤零零地剩下一个星野直树。
    听了两人的汇报，季南满意地点点头。“是呀，我本打算选择一名代表财阀的被告，如果可能的话，这个人最好与新旧财阀都有关系。可是没有符合条件的人选，这个打算只好放弃了。”这大概是吸取了纽伦堡审判的教训。德国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与大军火商克虏伯两个大财阀被送上了被告席，后来在众目之下搭救他们，招惹了太多的麻烦。
    季南甚至想出一个猫怕老鼠的理由，“以‘破坏和平罪’予以起诉的证据不充分，而长期拘禁不予起诉是非法的。”财阀遂被悉数释放回家。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引起苏俄等国检察官的不满，也引起了国际进步舆论的指责。面对记者，季南与霍威茨作出了不同的回答。
    季南正颜厉色地说：“我们既没有收到著名经济界人士同动战争者共同谋划的证据，也没有现这些证据，这一点与德国完全不同。在德国，希特勒骑在马上的时候，企业家扶着马蹬。在日本，银行家和经济界要人即使扶着马蹬，那也是被枪口逼着干的。”
    霍威茨则以平静的口吻说：“从日本的许多情况来判断，只要不能确切地判定其有罪，那么，控告实业家就非属上策。这是因为，如果他们受到了无罪判决，那么，日本的实业界和实业家的战争责任就将被全盘否定。”
    当然，这些大财阀们在麦克阿瑟那里是得到了庇护，但是不代表他们在任何地方都安然无恙。这些大财阀在日本本州岛西部的工厂几乎被刘建业全部以各种名义列为从其他国家掠夺财产的名义没收，直搞得这些大财阀叫苦连天。就连日本皇室在日本古都奈良那里保存日本奈良时代皇室遗物的正仓院和在京都的国分院里日本皇室上千年积存的各种文物遗存，也被中国占领军以属于掠夺物品的名义全部没收，装上海军军舰送回国内。这其中包括日本皇室从大唐皇室得到的王羲之真迹，大唐历代皇帝赏赐日本的诏书和被日本人奉为日本刀母版的正仓院镇院之宝——两柄中国大唐时期流传到的横刀。
    现在人说起来好像日本刀很了不得，中国刀的名声似乎比日本刀要差得多。但是，严格的追究起来，日本刀不过是中国刀的一种改版。
    横刀，最初传到日本的唐刀，其刀形是直形的刀，展到后来逐渐被日本人变为了带着弧度的弯曲着的刀形，而现在的日本刀其刀形在刀身上是带着弧度的弯曲着的刀形。
    横刀，也就是现在所称的“唐大刀”。横刀，为双手刀，是在汉朝的“环刀”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研制的，去掉了在汉朝常见的刀柄尾部的环，并延长了短柄改为可以双手使用的长柄，使其变为可以双手使用的窄刃厚脊的长直刀，基本形状和现在的“日本刀”很象，但唐朝横刀的刀身及刀锋基本上都是直的，不象现在的常见的“日本刀”是带着弧度的弯曲着的，唐朝横刀的形状为直刀形状。可以说现在的“日本刀”的形状总体上就是完全抄袭中国的唐朝的“横刀”样式，虽然这对于喜欢标榜“日本刀”攻击力的日本人来说是种难堪，但是这的确就是真实的历史。横刀的锻造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极为先进的，锻造出来的刀锋锐无比，而且步骑两用，制造横刀的技术后来被日本学去，成就了日本刀后世的声名。
    其实日本刀的制法，如夹钢和包钢，切刃造和高造，用烧土来淬刃和造刃文，反复锻打……都是中国明而流传到日本的。
    中国剑历来讲究平直端正，从战国铜剑到汉代铁剑，一直到今日的各类宝剑，无一不是端正平直的。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不但人要行止端正，连剑也要端端正正，非但剑要端正，剑法也要端正。一些名门正派的剑法，起手式都堂堂正正，包含了谦逊、礼让、恭敬的意思，这符合中国人先礼后兵的传统美德。
    秉承一贯的正直3格，汉唐时期的刀也是端正平直的。从汉环刀到唐刀，都是刀身挺直，入鞘则朴实无华，出鞘则锋芒毕露。汉剑唐刀可以说非常准确的代表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温良谦恭让和外圆内方的3格。中国的侠客文化与中国刀剑文化一脉相承，也是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李白的《侠客行》这样吟诵：“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剑不出鞘的时候并不是杀人的武器，而且普通的非常不起眼，甚至可以深藏身与名，但是剑一旦出鞘，则杀气暴涨，十步杀一人，丝毫也不含糊。真正的武学高手并不张扬，而张扬的往往不是真正的高手，这就是中国的儒家文化。
    自唐以降，中国经历了五胡闹中华，宋代开始，中国刀剑文化中逐渐融入了胡人的东西，弯刀开始走上历史舞台。唐刀这种深藏儒家文化内涵的直刀也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从唐刀展而来的日本刀，可以说是后世弯刀中的佼佼者。但是，日本刀也将儒家文化的含蓄内敛抛的干干净净。日本刀的形态嚣张跋扈，如果按照中原文化来说，完全走的是邪魔歪道的路子。日本刀与日本刀法都是走捷径的思路，追求简练实用，最高境界是一击必杀。这种片面追求实用的刀与刀法，在中国人的传统武学观念里面是不光彩的。当然，这种追求出刀快、抢先出手的“不光彩”刀法，在第一次与中国剑客交锋的时候，往往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可是，当中国人了解了这种刀法的特点，它的优势也就荡然无存了。与日本刀交过锋的明代戚家军以及近代二十九军，开始时都不太适应日本人这种刀法，一旦适应了，日本刀和刀法就占不到一点便宜。毕竟邪不侵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日本刀法所代表的那种一剑飘血的所谓美感，与中华武学的博大精深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流派而已。中国古刀剑所包容的不仅仅是武学流派，还有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及做人的哲理。
    唐刀失传已久，但是唐刀曾经代表了一个兴盛的皇朝，更代表了刀文化的巅峰。当刘建业第一次见到这两把久负盛名的唐刀的时候，一种对民族祖先的崇敬感油然而生。
    强汉盛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广大汉人所津津乐道的时代。在那两个时代里，中国国力鼎盛，傲然面对世界，汉朝的犯我强汉虽远必诛，唐朝的数灭突厥，无不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与自信。无数外国人怀着敬仰和朝拜之情来到帝国的中心，仰视着辉煌灿烂的中国，这里面就包括日本。
    岁月流转，强盛千年的中国却沦落到了成为列强争夺的鱼肉，就连曾经向中国学习到几乎全盘照搬中国典章制度的日本也能骑在中国的头上为所欲为，甚至险些让泱泱中华亡国灭种。而在国内也产生了许多对祖国失去信心，一切都崇拜外国的人们，甚至有的人愿意花五十元人民币去买一斤日本出产的大米，还得意的宣称日本大米就是比中国大米好吃的无耻之徒。
    究竟怎样才能让中国尽快摆脱百年屈辱，真正成为自信的世界强国，这是一个摆在所有对祖国怀着热爱之情的国人面前的艰难课题。
    刘建业的行为自然引起了日本皇室的极度不满。日本天皇在麦克阿瑟的脚下痛哭流涕，通俗刘建业对日本皇室所犯下的种种“暴行”之后，麦克阿瑟也终于对刘建业失去了耐心。
    东京，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总部。
    “仲良，这是刚从国内来的命令。”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商上将把一份文件递给刘建业。
    “我不用看了，如果我猜得没有错，这应该是把我和我的部下调回国内的命令吧。”刘建业并没有接过命令，而是直接问商上将。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再多说了。”商上将叹了一口气说到。
    “我只想知道，我和我的部下调回国内以后，国内是如何安排这里的？”刘建业非常平静得说。
    “你的职务由朱世明接任。你的部下的防区暂时由美军接防，等待国内另外派部队过来。”商上将说道。“只怕是国内根本就无心再派出部队来接手了吧？”刘建业带着一丝嘲讽地说。
    “这个，我不知道。”商上将显得有一些尴尬。
    “好了，我也无心再继续深究这个问题了。我和我的部队什么时候走？”刘建业问道。
    “上峰给你们三个月的时间处理善后事务。8月份，部队上船回国。”商上将回答。
    “时间够了。好了，我还有事，就不打扰你了。”刘建业说完，起身向商上将告辞。
    “仲良，其实我对你做的那些事情并没有任何意见，只是有一些事情，不太好说。”商上将欲言又止。
    “前辈，你不必说了，我明白。”刘建业说完，走出了办公室。
    走出办公室以后，刘建业看着外面晴朗的天空，对副官说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这样也好。我们也应该做一些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情了。走，我们去大阪。有些事情总还是需要做一个了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