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监狱服刑的十年

    看守所 （五）
    号子里不准讲话，不准唱歌，他妈的，我这一个新人，站出去就意味着站出去要接受重罚。至少要挂铁门，我那里敢站出去。
    他喊了两声我没理他。
    他大喊龚车，龚车也听见了，也不想理他。
    在喊了几声之后，龚车站到风场去，拿眼睛望着他。
    李教问：“是谁唱的歌？你把人交出来。”
    龚车说：“我们号子没人谁唱歌，你听错了。”
    李教说：“老子的耳朵好得很，你不交人，你就站到号子门口等到。”
    龚车没有理他。
    过了一会儿，李教开了号子门，继续让龚车交人。
    龚车说：“不用交了，就是我自己唱的。”
    李教把龚车带出去，掛在看守所的铁栅栏门上。
    为这件事，我很羞愧，我做的不像个男人。
    车哥下午被放了回来。回来后，他把他的手伸给我看，一只手腕已被挂破了皮。其实，手腕挂破皮是一件小事，关键是那样踮着脚，挂几个小时，很受罪。
    龚车不但为我接过条，而且为很多人接过条。有一个下铺的犯子在钢筋网上传物品，被周黄皮看到了。隔的远，周黄皮也没看清是什么人，要龚车交人，龚车又把自己交了出去。
    好在黄皮知道龚车这种人，没有深究。
    龚车对他的案子及其不服，他认为起诉书的几起与他相关的案子，五起中有三起与事实相符，其它两起根本不存在。他认为其它两起是他们之中有人为了争取立功，在做供时没经过大脑随便说的。
    还有关于他被定为黑社会成员，他更不服，他说，起诉中的20几个人，有好几个人他都认不到，这也算一个黑社会团伙吗？
    判决下来后，他要我给他写上诉状。我拼命的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找条款，在他的口述中找证据。那份上诉状写完，我简直就可以成为一个律师了。
    用了三天，我把上诉状交给他。他看了上诉状说：“写的倒是可以，一般都是没用，花点大钱还可以，管他呢，反正我们每个人都写了上诉，就这样吧。”
    一段时间后，上诉判决下来，写上诉的人统统被维持原判。
    龚车有件事做的不好，这件事就是跟管号干部猴B合作，在号子中深挖那些年轻幼稚小孩们的余罪。
    有一个叫彭爱国的17岁的小孩，因盗窃一家小卖部而被关押，盗窃金额一千多元。刚好够判刑的边。
    受猴B的指使，龚车对他采取了恐吓的办法，要他交待其他罪行。龚车的恐吓语言还算可以，还算实事求是：格老子都讲出来，查出来掉得大，没有查不出来的，躲过了这次，躲不过一辈子。
    彭爱国一个孤儿，挺照业，他竟然供了一笔，我给他做的记录，记录完了，我为他捏了一把汗。
    他说某年某月某日，和某某一起盗窃了一家电脑室，十几台电脑被他们用车拖走。
    十几台电脑，价值好几万。按刑法，他得再加十几年至无期的刑期。一个从小失去人情温暖的孩子，我真是不忍心。他有大错吗？如果社会和家庭能给他一定的温暖，他会靠盗窃谋生吗？
    没几天，彭爱国调到了别的号子，我不知道他以后怎么样，但龚车做的这件事让我很不爽。
    龚车坐过多次牢，每次坐牢都是在板上混，他讲到他在板上混的故事，令我羡慕不已。但讲起板上爱过的罪，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他个头小，没环境，起板是靠拼命换来的。
    他说，监狱里，那个地方没有道理可言。他一下队就闹事，主动找麻烦。见到不舒服的人就打，见到不舒服的干部就对抗。无论是跟谁斗，一个原则，拿命搞。特别是对待干部，不能动武，就用自伤自残来对待。
    他指着他的头给我看，他的头上大大小小的伤心不计其数。他说，这些伤口有多半是在干部惩罚自己时，自己主动撞墙留下来的。撞墙就不要怕死，猛撞，撞得鲜血直流，撞得晕倒在地上，这样效果才是最好，这样干部看了就怕。虽然监狱死一个人不算什么，但多少对当事干部有一点影响，干部怕人死掉。话又说回来，干部哪里都是真正管事呢？都不是为了帮其他犯人树立威信，一般拼命撞一回墙，就基本上起板上了。
    他说的我害怕，那种撞墙撞怕，三不知就要把自己撞死。在我的疑问中，他答道：“记住这点，在劳改队，不起板就等于死了，自己撞不死还有机会起板。以后你会明白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干部都吃这一套。龚车讲到他遇到的一个干部，不吃这一套时，只摇头，他说：“他妈的，有一次遇到个干部，这个干部屌得很，也怪老子灾，他动手搞老子时，老子往墙上猛攻撞，这一下撞得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把老子撞倒了，头居然没流血，那个B干部把老子抓起来又搞，老子又撞。个*那个墙像棉花做的，白粉被老子撞掉了一大片，脑壳一点事没有。那个B干部把老子挂在篮球架上，搞了几天，老子吃尽了苦。坐牢就这一次，我没演好，但后来还是起板了。劳改队就是这样，有个规律，只要敢跟干部对抗，不管是输还是赢，最终是要起板的，干部需要我们这种有胆子有量的人，不然，犯子中没有狠人，劳改队那么多活，谁去干，还有那么多坏人谁去管。干部不会去管，干部不会去做，只有靠我们这些犯子来做。”
    龚车还跟我讲了那个时候板脉子的形象，让我很深刻的记住了。
    他说，那个时候，分辨板脉子和灾脉子很简单，就看他穿的衣服，穿的干净衣服的就是板脉子，穿的脏兮兮的就是灾脉子。板脉子不干活，灾脉子每天累死累活。
    到了夏天，板脉子一般都穿白短袖，衣服上面有两个荷包。一个荷包放着一张百元钞票，一个荷包装着一包红塔山香烟。夏天的衣服很透，钞票和香烟透过布，别人看得清清楚楚。其实也是这样的，这两样东西，分别叫看烟和看钱。专门拿来给别人看的，一般是不用的，是用来表明自己身份的。那包烟，只有特别种要的人物才打一根，一般干部也只能看一看。只有那些对点的干部和特别重要的犯子才把这个香烟拿出来给他们发一根。
    龚车坐牢最长的一次岗位，就是在监院大门总管的岗位上。这个岗位是个肥窝子，接见进监狱的人或者出外搞私货的人，都要从他这里过，要经过就要上贡，吃喝的东西捞了不少。在这个岗位上，龚车还立了一功。有个犯子冲岗越狱，冲出他这个位置时，他把那犯子给抓住了，还减了一年刑。
    有一次坐牢，他在大组干了很长时间，没起到板。有一回，朋友们开了两部车来看他，干部看中了他这帮有钱的朋友，和他的朋友谈生意，说有几十件皮衣要朋友们帮着销，条件是让龚车起板，朋友们答应了。
    朋友们回去后，自己筹钱把干部的衣服给买了，龚车也跟着起了板。等他满刑后，朋友还留着那几十件皮衣，那不是什么好东西，是干部耍的手段，变相搞钱。
    龚车对他这次八年刑期很烦恼，在社会上没过上几年安稳日子，而且自己又非常注意自己的行为，怕犯法、怕坐牢，怎么就突然成了黑社会的一员？他想不通。
    他说，他三次出手打人，有两个都是做做样子，自己没动手，可能是别人打的。就是有一次，打一个B女人。他说这个B女人该挨打，吃了别的黑拳还做着一副凶样子，谁见了谁想打。
    后来，开庭时，这个女人到庭做证，说他是被龚车打成了重伤，致使**切除。龚车说：“他妈的，老子恨不得在法庭再打她一次，老子在法庭上就骂她，她的**切除在老子打他之前就切除了。是他跟别的男人搞坏的，她居然在法庭上做假供。她的每一件事老子都晓得，这种B骚货，老子出去再找他。”
    龚车特别恨他们一起被判12年的段国威，他说，由于那个段国威的虚假证供，他们这次才被定为黑社会团伙。如果段国威不供大家，他可能被判无期以上的徒刑。他被抓进去以后，经公安的人一吓唬，什么事都说出来了，没有的事也说出来了。因为这样他能立功，他被判12年。
    龚车说，他们从法庭上回来，20几个人坐在车上，相互说笑、相互打烟，没有一个人理段国威。他说，如果下了监狱，碰巧跟那个姓段的分到一个监狱，他就要求调监狱，誓死不跟那个姓段的待在一起。
    龚车比我早一年关进看守所，我下监狱时，龚车仍然留在号子里。此时，他所有的连案都已下监狱，他留在那里是管号干部猴B特意安排。他等法院给他的判刑判决，因为他的号子里有死犯子杨大员的立功，还有其他犯子的立功，他是号子老大，他起了决定性作用。
    我到29号前不久，这间号子关着一个杀人疑犯，这个人值得写一下，因为他确实杀了人，而又确实逃过了法律治裁。
    这个人叫广荣，我来之前三天，他被调到别的号子。
    广荣是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理，时年31岁，他杀的是他的妻子，妻子是市轮船公司负责人。
    我没见过这个人，他的故事是龚车和后来到监狱以后其他犯子给我讲述的。